从刘邦斩白蛇起义到唐宋科举制度的盛行，文人士大夫们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当中，在宋朝，文人士大夫更是多次和皇帝分庭抗礼，神宗变法时触碰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利益，直接被文官怼了。熙宁四年（公元1091年）三月，神宗在资政殿召见大臣王安石和文彦博议事，讨论变法，神宗直言变法虽减少了士大夫的利益，却是增加了百姓的利益，值得坚持，三朝老臣文彦博回答：“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文官敢这样对皇帝说话，可见宋朝时已经是一种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状态。
然而，蒙古起兵南下，宋朝覆灭，元朝建立之后重用的都是会骑射的人，并且长期不实行科举，即便是元仁宗力排众议恢复科举，然而也是极为有限，于是乎生活在蒙古人治理下的汉族文人们纷纷过起了隐居的生活。近百年后，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但是文人们还是很少告别隐居生活去做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一则，近百年的风气已经渐渐让文人们习惯了陶渊明式的生活，明朝结束元朝的混乱之后，生活变得平静，他们所想的更是过上太平日子；二则，朱元璋十分抠门，给官员的待遇不高；三则，朱元璋性格暴戾，常常对大臣下失手，开国功臣纷纷死去，大臣们被杖毙在朝堂之上也是常事。
文人们想要过上隐居生活，朱元璋偏偏不允许，毕竟明朝初立，需要大量的人才帮助他治理国家，于是朱元璋多次下诏笼络文人，然而他的各种骚操作直接让文人们望而却步，朱元璋指定法令《御制大诰三编》，本来是一部警示臣民的法律案件汇编，然内容多以文人士大夫阶层案件为主，其中甚至毫不留情的说——文人士大夫就应该效命君主，不做官就是没有什么用处了，杀了也不可惜，“呜呼，古者士君子其学既成，必君之用，将老乡无举者以为耻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事实上，朱元璋的确是说到做到，处置了不少不愿意出仕做官的文人。苏州有才子姚叔润与王谔，两人被人举荐做官，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最后落得一个枭首抄家悲剧。
宋朝著名词人秦观的八世孙秦裕伯如果不听从朱元璋的话出仕做官，多半也会落一个与姚叔润、王谔类似的结局。
秦裕伯在元朝曾官至福建行省郎中，因战乱避居上海为母亲守丧。张士诚曾邀请秦裕伯到自己军中做参谋，被秦裕伯拒绝，不久后朱元璋也派人前来请他做官，此时已经年过花甲的秦裕伯以不愿意背弃元朝、奉养母亲为由拒绝了朱元璋的邀请：“食元禄二十余年而背之，不忠也；母丧未终，忘哀而出，不孝也。”朱元璋登基之后，以皇帝的身份征召秦裕伯入朝为官，秦裕伯再次拒绝。朱元璋终于发怒了，亲自写信给秦裕伯，信中满满的威胁：“天下定，伏处不出，意欲何为？……海滨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苟坚守不起，恐有后悔。”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秦裕伯被迫入朝为官，此时他已经73岁。
虽入朝为官，秦裕伯内心依然是抗拒的，经常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朱元璋允许他致仕养老，朱元璋被整得不耐烦，最后同意他辞官回乡，洪武六年，秦裕伯在家中悄然去世。朱元璋心中十分恨秦裕伯，自己好不容易让他出来做官，竟然不死心塌地效力，于是在秦裕伯死后，朱元璋亲自敕封秦裕伯为“显佑伯”，称“上海邑城隍正堂”，其缘由自然是——生不为我臣，死当卫我土。
参考资料：《明史》、《御制大诰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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