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的“那时”,其实,是五十多年前,可你听听那口气,似乎就是在昨天,那一双用手帕做的鞋子,我当然是没法记住了。但是,后来当我的儿子出生时,老人仍做了一双,只是,这时的孩子已不同于先前,未“落草”前一切都准备停当了,手帕软鞋也就没有穿过。
我记得穿鞋,已是遍地乱跑的年岁了。印象最深的是一双老虎鞋,黑布面的,红布贴了那嘴巴、那鼻子、那眼睛,又用黄线一针针撩上。嘴边还有黄线绷的虎须,嘴里亦有白布卷的虎牙。远远一看,活灵灵的一个虎仔。我爱穿那鞋,每有邻人来逗玩,总会翘起虎鞋说:“咬!咬!”邻人便故意装出怕了的样子,双手捂着脸,连说:“好害怕呀!”然后,一通笑闹,当了序幕;正戏便是大家乐呵呵围在一起说些家长里短。
虎头鞋穿完,我的幼儿时期也就结束了。直到上小学、中学,都是妈妈做鞋。我上小学每天来回要走四五里地,上初中,到了一座远在二十里开外的镇上去。周六下午跑二十里地回家,周日下午又跑二十里地上学。那时交通不便,来去都靠双腿。少年时代,最费的便是鞋,差不多两个月就得穿破一双。
妈妈说:“吃鞋一般,坏得这么快。”记忆中,妈妈手中总是拿着一双鞋底在纳。有时,半夜睁开眼,一看,妈妈还在油灯下一针针纳鞋。麻绳在摇曳的灯光下一闪一闪,随着鞋针,在鞋底两面穿来穿去,发出嗖嗖的声响;每纳三四道,妈妈就在头发上擦一针。那时,我暗暗下了决心,要好好读书,将来挣钱买鞋,别让妈妈点灯熬夜地受累。妈妈却常说:“儿啊,快长大,挣钱不挣钱事小,娶个媳妇给你做鞋,替妈也好。”所以,我打小就知道娶媳妇干啥?做鞋!
妈妈不用量我的脚,做的鞋总合脚,走路不夹不挤,不伤脚。我至今脚上没鸡眼,没脚垫;当兵时,日行一百,夜行八十,一双脚不痛不酸,都得感谢妈妈做的鞋。
穿妈妈做的最后一双鞋,是大学二年级了。妈妈做了一双“冲福尼”面的新布鞋,到学校来送给我,且要我当着同学的面穿上试一试。我穿上走了几步,挺好。同学们都哈哈笑起来。我至今也没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笑。妈妈看我的同学,有穿皮鞋的,有穿运动鞋的,一个个洋气得很。大约从那次以后,她手头再紧都要给钱让我买鞋穿。
一眨眼,几十年过去了,我老了,妈妈更不必说。有次我说:“妈妈,再做一双布鞋给我穿。”老人盯了我半晌说:“你是说胡话吧!眼看不见针,手拉不动线,做鞋可是力气活儿呀!年轻时,不在乎。那时,夜夜做鞋供你们父子穿,为拉动线绳子,这手掌上勒下深深的槽,几十年都没长平。”
有时,我想,要是能把一个人打小到老穿旧的鞋收集在一起,那该多有意思。不同尺寸、不同样式的鞋,真真切切地记着人一生的历史。正是穿了这些鞋,你一步一步走了过来。一双鞋,就是一段有头有尾的故事,就是一段有血有肉的记忆,其间渗透着动人心魄的情感。人啊,和这个世界交往的过程,就是鞋底和地球摩擦的过程;履痕,就是人生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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