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2017年第7期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临床常见急危重症，以急性发作的低氧血症和弥漫性双肺渗出为主要表现[1]。随着病理生理学研究的深入，ARDS被划分为以肺泡弥散功能障碍、肺水肿为特点的急性渗出期和随后发生的纤维增殖期；目前临床上对ARDS患者的早期预测及风险评估指标仍然有限。从病理生理学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多种ARDS相关生物标志物的作用机制，包括以肺损伤为核心的细胞损伤途径[2]：内皮损伤、上皮损伤、促炎损伤、凝血、纤维化及细胞凋亡。而随着对上述机制探索的逐步深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肺损伤的病理生理学，为后续制定治疗策略打下坚实基础。研究表明，某些生物标志物在评估ARDS高风险人群、临床疗效、疾病预后，甚至临床试验项目优化方面起到一定作用[3]。现对近年来在ARDS生物标志物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综述。
1 ARDS急性渗出期的生物标志物
急性渗出期为ARDS的早期病变，是指炎症诱发肺泡内水肿，伴随弥漫性肺泡损伤，此时多种与肺损伤相关的特异性蛋白释放入血或肺泡间隙。此阶段的生物标志物多以肺部相关蛋白及炎症相关蛋白为主。
1.1 上皮损伤：
肺泡上皮由Ⅰ型和Ⅱ型肺泡上皮细胞（AECⅠ、AECⅡ）组成，在屏障功能、表面活性物质生成等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AECⅠ细胞覆盖了90%~95%的肺泡上皮表面，有助于肺泡液体清除，保证屏障功能的完整性。AECⅡ细胞则有很强的自我平衡功能，并介导了上皮修复的进程[4]。肺上皮源性生物标志物主要为AECⅠ、AECⅡ和克拉拉细胞蛋白（CC），早期与细胞破损释放相关标志蛋白有关，后期则与参与细胞修复及纤维化的标志蛋白有关。
1.1.1 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RAGE）/可溶性RAGE（sRAGE）：
RAGE是免疫球蛋白超家族的跨膜模式识别受体，相对分子质量为42 800，在肺中高表达[5]，主要位于AECⅠ细胞基底面，是大量促炎配体的受体，在炎性病变中表达上调。sRAGE是RAGE的可溶性形式，参与介导肺泡内炎症反应。Jabaudon等[6]从64例重症患者的连续资料分析中发现：ARDS组患者无论是否合并脓毒症，其血清sRAGE水平均显著高于单纯脓毒症或机械通气组。Calfee等[7]在比较直接肺损伤与间接肺损伤两种因素时发现，sRAGE水平在前者ARDS患者中表达更高。Mrozek等[8]将影像学表现与生物标志物相结合，发现影像学表现为弥漫渗出组的血浆sRAGE水平高于局灶病变组。由此可见，sRAGE主要表现为对肺源性ARDS的诊断特异性。
1.1.2 涎液化糖链抗原（KL-6）：
KL-6属于高分子质量糖蛋白家族中的上皮黏性蛋白，相对分子质量为200 000，表达于AECⅡ细胞表面，在退变的AECⅡ细胞中表达增强，若肺部基底膜损伤，可致血管通透性增加，AECⅡ细胞释放KL-6进入血液。ARDS相关研究显示，血浆KL-6可反映肺损伤的严重程度，其持续上升的趋势与病死率密切相关，血清水平过高往往提示损伤程度大，预后不良[9]；其转缓的上升趋势也已被证实与保护性通气策略相关[10]。由此可见，KL-6主要表现为对ARDS预后的判断价值。
1.1.3 CC16：
克拉拉细胞位于终末细支气管，参与气道毒物代谢和细胞再生，CC16是其特异性蛋白，属于同型二聚体蛋白，因相对分子质量为16 000而被命名，在肺泡-血清可形成1 000倍浓度梯度，被视为监测肺血屏障的途径之一。在诊断价值上，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创伤后合并肺炎以及ARDS患者均可发生血清CC16水平升高[11]，但其预后价值有限[12]。一项单中心临床研究表明，血清CC16水平在ARDS中呈上升趋势，并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及特异度，且其预后价值体现在血清水平升高后的回落程度，回落程度大提示修复速度快[13]。有关CC16能否作为ARDS诊断及预后判断的生物标志物仍需更大规模研究进一步验证。
1.2 内皮损伤：
血管内皮损伤以细胞组分破坏为特点，由激活的炎症反应及凝血级联反应驱动，导致微血管通透性增加和肺水肿。上皮细胞循环介质激活导致表面分子表达增加，是白细胞黏附、积聚和移行的重要中介。激活的淋巴细胞同样可释放介质进入微血管，导致血管通透性增加。与这些白细胞的信号一起，炎性介质如肿瘤坏死因子（TNF）、凝血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破坏上皮钙黏附素，导致血管泄漏及潜在水肿形成。血小板也可通过释放细胞因子和纤维蛋白凝块导致内皮损伤[14]。内皮损伤主要生物标志物以反映微血管通透性及介导白细胞黏附的相关蛋白为主。
1.2.1 促血管生成素（Ang）：
Ang是与血管新生密切相关的家族蛋白，参与促进血管发生、重塑、成熟和维持。自1996年Davis寻找Tie-2配体时在cos细胞中获取到了人和小鼠的Ang-1至今，已发现4个家族成员，即Ang-1、Ang-2、Ang-3、Ang-4。Ang-1能够促进胚胎血管发育成熟，维持血管稳定性，有助于改善ARDS的肺泡毛细血管屏障破坏。Ang-2由血管重构组织中活化的内皮细胞分泌，相对分子质量为75 000，在静止的成熟血管中表达很低，炎症反应时表达量显著增加，是Ang-1的天然拮抗剂。动物实验及临床研究均显示，在急性肺损伤（ALI）的发病过程中，Ang-2使血管通透性增加，故在ALI、脓毒症患者中，血浆Ang-2水平升高与血管渗漏增加有关，而肺血管内皮细胞屏障完整性的破坏是形成间质性肺水肿的必要条件。
Agrawal等[15]在230例重症患者中首次发现Ang-2可改善临床评分的敏感性，且其水平越高，ARDS的发生率越高。Wada等[16]在159例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患者中发现：相较于未并发ARDS的患者，并发ARDS患者血清Ang-2水平更高。钟明媚等[17]在对53例ICU患者研究中证明，ARDS患者血清Ang-2水平显著升高，且相较于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Ⅱ）评分、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和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能更好地预测ARDS的发生。由此可见，Ang-2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ARDS早期诊断和预测的价值。
1.2.2 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
ICAM-1属于黏附分子中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相对分子质量为75 000~114 000，是介导黏附反应的重要黏附分子。ICAM-1在静息状态下的内皮细胞呈低水平表达，通过与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特异性受体结合而发挥生物学活性；也表达于上皮细胞，在细胞损伤时释放[18]。Calfee等[18]研究表明，相比压力性肺水肿患者，ARDS患者的ICAM-1在血浆及肺水肿液中均升高；同时，高水平或呈升高趋势的可溶性ICAM-1（sICAM-1）与ARDS患者的临床预后不良相关。由此可见，血浆/肺水肿液ICAM-1水平主要反映ARDS的预后。
1.2.3 VEGF：
VEGF是胎儿和成人血管发生及血管生成过程中的重要调控因子，属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家族，相对分子质量为35 000~44 000，可特异性作用于内皮细胞，在增强血管通透性、诱导血管发生及内皮细胞生长、促进细胞迁移、抑制细胞凋亡等方面发挥作用[19]。VEGF作为内皮生物标志物被广泛研究，但其作为ARDS生物标志物的作用仍未确定。
Thickett等[20]一项单中心研究表明：相比ARDS高危组、机械通气组及健康对照组，ARDS组患者血浆VEGF水平升高，且4 d血浆VEGF升高与病死率呈相关关系；但患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VEGF却呈低水平表达，且4 d水平回升提示转归良好。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Ware等[21]通过实验验证了BALF中VEGF水平改变是否对ARDS患者具有特异性，结果显示，VEGF水平下降不仅发生在ARDS患者中，也发生在压力性肺水肿患者中，说明其水平下降与肺损伤的关系不大，而可能与肺水肿相关。因此，VEGF作为内皮细胞生物标志物在诊断方面的特异性有限，但与凋亡相关，往往对预后有重要的提示作用。
1.2.4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
vWF主要由血小板、少量由内皮细胞分泌，与胶原及血小板膜糖蛋白GPⅠb和GPⅡb-Ⅲa结合，在血小板的黏附和聚集中起重要作用。Rubin等[22]在45例非肺源性脓毒症患者中发现：vWF升高与高风险ARDS及已确诊ARDS存在联系，其预测ARDS的敏感度为87%，特异度达到77%。随后，一项纳入559例ARDS患者首日及3 d血浆vWF的比较分析显示：相对于存活者，死亡患者3 d血浆vWF水平更高，且无器官功能衰竭时间更短，提示vWF可反映ARDS患者内皮激活和损伤程度，与预后相关[23]。由此可见，vWF对ARDS发生后3~4 d的预后具有预测潜力。
1.3 炎症级联反应：
ARDS时炎症反应与单发感染刺激如肺炎、或者全身炎症如脓毒症、胰腺炎相关。炎症级联反应由复杂的细胞因子网络驱动[24]，包括炎性细胞及炎性介质的释放。对比血浆和肺泡液中的细胞因子，绝大多数炎性介质来源于肺部[25]。由于损伤因素的作用，死亡的细胞及局部炎性细胞释放危险信号分子，通过与不同受体绑定积聚炎性细胞，启动并维持多种促炎通路。炎症反应的调节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多种炎性介质起着相互作用。但炎性介质作为生物标志物存在特异性差、临床依据不足、受多因素影响及代谢迅速等缺点。
1.3.1 IL-1β：
IL-1β是激活的巨噬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其通过IL-1受体激活TNF-α等下游炎性因子，其成熟形式的相对分子质量为17 500。早期病程中IL-1β在血浆、BALF及肺水肿液中的水平升高，是非常重要的上游细胞因子，尤其是BALF中IL-1β，但缺乏大型多中心研究证实，仅在小型研究中观察到血浆或BALF中IL-1β持续升高提示预后不良[26]。最近的一项动物实验表明，ARDS模型小鼠BALF中TNF-α和IL-1β水平明显升高[27]。
1.3.2 TNF-α：
TNF-α主要由活化的单核/巨噬细胞产生，相对分子质量为25 000，早期产生及代谢迅速，是参与炎症、肿瘤、脓毒症和ARDS的上游细胞信号。早期研究者认为，高风险ARDS及ARDS患者血浆和BALF中TNF-α水平升高；但Parsons等[28]对比ARDS患者血清TNF-α和调节其炎症效应的细胞表面受体可溶性TNF受体Ⅰ、Ⅱ（TNFRⅠ、TNFRⅡ）水平发现：TNF-α仅在9%的ARDS患者中被检出且无诊断及预后价值，但TNFRⅠ、TNFRⅡ与死亡风险呈正相关关系。因此，TNF-α能否作为ARDS的高风险预测指标尚需验证，相关受体表达提示预后不良具有研究价值。
1.3.3 IL-6：
IL-6来源于单核/巨噬细胞、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以及对内毒素、IL-1β和TNF-α刺激产生反应的平滑肌细胞，相对分子质量为26 000，是发热反应中重要的炎性介质之一[29]。研究表明，IL-6升高预示患者48 h内将发生ARDS的风险升高，且低IL-6水平是一个可靠的阴性预测值[30]；一项纳入861例ARDS患者的多中心研究表明，即使在控制机械通气、利用血管升压药物等干预后，死亡组IL-6及IL-8仍有更高的基线水平[31]。因此，IL-6可提示首次损伤程度及治疗后致病因素是否消除，协助高风险预测及判断预后。
1.3.4 IL-8：
IL-8是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产生的促炎细胞因子，相对分子质量约8 000。在早期ARDS中，IL-8在血浆和BALF中高表达，提示预后不良[30]。一项纳入100例ARDS患者的单中心研究分析了RAGE、CC16、IL-8、vWF、凝血酶-抗凝血酶Ⅲ复合物（TAT）、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PAI-1）等6种生物标志物后发现，只有IL-8基线水平与多器官功能衰竭（MOF）的发展相关[32]；更有研究显示抗IL-8自身抗体/IL-8免疫复合物是ARDS治疗新靶点[25]。由此可见，IL-8在提示ARDS预后及器官衰竭方面具有广泛研究前景。
1.3.5 IL-18：
IL-18是由活化的单核/巨噬细胞及树突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相对分子质量为18 000~19 000，参与诱导免疫细胞释放γ-干扰素（IFN-γ）、TNF-α等，在免疫调节、抗感染等疾病发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33]。Dolinay等[34]研究发现：IL-18在肺损伤中起着重要作用，其水平在ARDS组升高，并可作为新型ICU生物标志物提示发病率与病死率。Makabe等[35]在38例急性呼吸衰竭患者中发现：并发ARDS的患者血清IL-18显著升高，且与氧合指数呈负相关关系，在死亡组中也显著升高。因此，IL-18在ARDS预后判断方面有较高价值，但其具体病理生理机制有待探讨。
1.3.6 高迁移率族蛋白B（HMGB）：
HMGB是存在于真核生物细胞核内的非组蛋白染色体结合蛋白，有3个成员，其中HMGB1含量最为丰富，相对分子质量为30 000。ALI时细胞核内HMGB1可通过自分泌或旁分泌、单核/巨噬系统、细胞损伤或坏死后释放等3种分泌方式释放入血，被认为是晚期炎性因子[36]；接受抗HMGB1抗体治疗的ARDS小鼠，其中性粒细胞聚集减少，肺水肿程度减轻[37]。近几年动物及临床研究结果均显示HMGB1是ARDS重要的生物标志物，ARDS患者血浆HMGB1水平明显升高[38]，若对ARDS患者早期应用抗HMGB1抗体治疗，可以减轻肺内中性粒细胞聚集和肺水肿[39]。由此可见，HMGB1在诊断、预后和潜在治疗靶点方面具有较高探索价值。
1.4 肺血管通透性：
ARDS病理生理学机制包括物理屏障如内皮和上皮细胞层数、细胞外基质（ECM）的破坏，导致肺泡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肺水肿液/血浆蛋白比值（EF/PL）是一项安全、快捷、无创的肺泡毛细血管通透性测量指标，始见于急性肺水肿的病因研究。一项纳入390例危重患者的大型试验证明，EF/PL比值对ARDS和压力性肺水肿有鉴别价值，且与预后有关[40]。
1.5 凝血和纤溶：
在ARDS的发生发展中，炎症级联反应诱导凝血系统激活，包括凝血酶生成[41]、抑制纤维蛋白溶解和诱导血小板激活[25]。在急性炎性肺疾病中已证实凝血与纤溶系统相互影响：纤维素的沉积密封了内皮和上皮细胞被破坏的屏障，可能有利于气体交换；凝血与纤溶系统也可造成较多负面效应，如内皮细胞损伤、激活中性粒细胞及成纤维细胞、肺泡液体清除率下降、表面活性物质丢失导致肺泡塌陷以及血栓阻塞微循环。来源于这个途径的生物标志物主要是PAI-1、蛋白C（PC）及血栓调节蛋白（TM）。
1.5.1 PAI-1：
PAI-1为内皮细胞型PAI，属于丝氨酸蛋白酶抑制物，相对分子质量为52 000，通过控制纤溶酶原向纤溶酶的转换过程起到纤溶调节作用，可被活化蛋白C（APC）及凝血酶灭活。在ARDS病程中，AEC及激活的巨噬细胞大量表达PAI-1，有助于降低肺泡纤溶活性。有临床研究证实，PAI-1在ALI患者血浆及BALF中的浓度高于压力性肺水肿患者，且ALI患者高浓度PAI-1与高病死率及长时间机械通气呈相关关系[31]。在一项纳入94例儿科重症患者的前瞻性多中心调查中也得出类似结论[42]。然而Agrawal等[43]对2项大型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二次分析后发现：PAI-1与肺损伤相关，但与病死率无关。Mrozek等[8]研究也表明，影像学表现为弥漫渗出组的血浆PAI-1高于局灶病变组。因此，PAI-1与弥漫性肺部损伤相关，但能否作为ARDS预后判断指标仍具有探讨价值。
1.5.2 PC：
PC是由肝脏合成的维生素K依赖因子，由单链和双链分子混合构成，单链相对分子质量为21 000，双链相对分子质量为41 000，可抑制单核细胞释放IL-1、TNF-α等炎性介质而发挥抗炎效应，灭活FⅤa、FⅧa，阻碍FⅩa与血小板上的磷脂结合，削弱FⅩa对凝血酶原的激活作用，进而抑制凝血系统；刺激凝血酶原激活物释放，增强纤溶酶活性，促进纤维蛋白溶解。Ware等[44]发现：与心源性肺水肿患者比较，ARDS患者血浆和肺水肿液PC水平显著降低，提示预后不良；该结论在一项纳入779例ALI/ARDS患者的多中心临床研究中被证实[45]。提示PC作为预后生物标志物有重要参考价值。
1.5.3 TM：
TM是一种单链跨膜糖蛋白，相对分子质量为45 000，是使凝血酶由促凝转向抗凝的重要血管内凝血抑制因子。ARDS患者可溶性TM（sTM）在肺水肿液中浓度高于血浆，提示其肺泡来源性；但仅在ARDS高风险人群中可观察到高水平sTM，没有证据表明血浆sTM与ARDS的发展具有关联性。Ware等[44]在ARDS患者中发现高血浆和肺泡水平的sTM与疾病严重程度及MOF的发生相关。一项纳入449例患者的大型分析表明：血清sTM升高与病死率升高有相关性[46]，可能反映了炎症发展及内皮损伤的程度。由此可见，TM在预后方面具有较高价值。
2 ARDS纤维增殖期的生物标志物
在ARDS病程中，肺泡间隙持续积累的巨噬细胞、纤维细胞、成纤维细胞导致胞外组分过度沉积，促纤维化与抗纤维化介质不平衡可能导致纤维增殖反应[47]。ALI发生后7~10 d开始进入纤维增殖期。随着ARDS病程延长，纤维增殖期占主导地位，肺部逐渐重构。若肺泡和血管结构修复则可逐渐康复，若修复不善或系统过度激活，往往导致死亡。
2.1 内皮增生：
VEGF具有促进ARDS患者肺泡毛细血管屏障修复的潜力，从而降低血管通透性，因此，探索VEGF在ARDS病程中的作用有助于发展新的治疗策略。2001年，一项关于血浆VEGF升高的ARDS患者的研究显示，其BALF中VEGF呈下降趋势[20]。2005年Ware等[21]重新验证了这一现象，并将原因归结于BALF的稀释性。Varet等[48]对ARDS患者进行肺活检证实，VEGFb家族在肺损伤修复中扮演重要角色，且相比正常肺组织，ARDS肺组织中VEGFb亚型表达降低。因此，VEGF亚型检测对ARDS具有诊断潜力。
2.2 上皮增生和凋亡
2.2.1 角化细胞生长因子（KGF）：
KGF又称KGF-7，相对分子质量为28 000，属于成纤维母细胞生长因子家族，具有上皮特异性，对多种上皮细胞包括AECⅡ细胞有潜在的有丝分裂原活性。Panos等[49]首次在动物实验中报道了气管内给予重组KGF对高氧诱导的ALI大鼠有保护作用。Stern等[50]在一项前瞻性研究中证实，KGF在ARDS患者BALF中明显升高，而在非ARDS患者中则无明显变化；ARDS组KGF升高与不良预后相关。由此可见，KGF的BALF水平对ARDS诊断及预后具有判断价值。
2.2.2 肝细胞生长因子（HGF）：
HGF由间质细胞产生，是由相对分子质量为75 000的重链和相对分子质量为30 000的轻链形成的异二聚体糖蛋白，是重要的抗纤维化因子及保护因子，能修复受损的肺组织。HGF是目前已知生物活性最广泛的生长因子之一，作为肺上皮细胞最强的促有丝分裂剂，能通过促进上皮细胞分化增生、抑制纤维化反应、保护内皮细胞、调节其他炎性因子的分泌来帮助修复受损组织器官，在急性损伤、再生中具有较强的作用。动物研究表明，在肺损伤的病理条件下，血浆HGF水平明显升高[51]。孙艳等[52]发现：ARDS患者血浆HGF水平升高，是判断ARDS严重程度及预后的有效指标。由此可见，HGF对ARDS的诊断及预后具有判断价值。
2.2.3 Fas/FasL：
AEC凋亡是肺损伤启动和延续过程中的主要现象，Fas及其配体FasL是近年来研究最为深入的有关细胞凋亡的膜表面分子。Fas是Ⅰ型跨膜糖蛋白，相对分子质量为36 000，FasL为Ⅱ型跨膜糖蛋白，相对分子质量为36 000~43 000，Fas/FasL系统启动细胞凋亡。有研究者在1999年就发现：在ARDS患者中，可溶性FasL（sFasL）在临床诊断确定前后均可在肺中被检测出，但相对于存活患者，死亡患者BALF中sFasL在1 d就显著升高[53]。而2013年有研究指出：Fas/FasL系统及细胞凋亡机制在ARDS患者气道上皮细胞死亡的过程中作用有限[54]。因此，Fas/FasL作为诊断或预后判断的特异性欠佳。
2.3 纤维原细胞增生：
Ⅲ型前胶原肽（PⅢP）是Ⅲ型前胶原转变为Ⅲ型胶原时释放的多肽，PⅢP增加提示组织炎症或纤维化的开始。健康者BALF中PⅢP水平高于血浆水平，提示肺可能是产生PⅢP的器官。有研究表明早期升高的PⅢP提示ARDS患者预后不良[55]。Forel等[56]研究显示，在ARDS相关纤维增殖的病例中，死亡患者血清及BALF中Ⅲ型前胶原肽氨基端肽（PⅢNP）水平更高，且肺泡PⅢNP水平超过9 μg/L时，60 d病死率升高。因此，PⅢP及PⅢNP在预后判断方面具有探索价值。
3 ARDS生物标志物的联合检测
以上实验多为单独指标检测，对早期诊断ARDS及判断预后缺乏高精准度。Fremont等[57]将RAGE、PⅢP、脑钠肽（BNP）、Ang-2、TNF-α、IL-8、IL-10这7种生物标志物组合检测得出结论：组合检测方法可提高鉴别创伤所致ALI与非ALI的精确性。Ware等[58]在联合检测vWF、肺表面活性蛋白物质D（SP-D）、TNFR1、IL-6、IL-8、ICAM-1、PAI-1、PC这8种生物标志物后也证实，组合检测结果优于单独测定。Ware等[59]在200例单纯严重脓毒症与合并ARDS严重脓毒症的ICU患者中，根据ARDS的病理生理学机制选择了11种生物标志物进行联合检测，发现联合检测其中5种标志物（SP-D、RAGE、IL-8、IL-6、CC16）可提高ARDS与ICU首日发生严重ARDS的诊断率。McClintock等[60]在50例低流量机械通气的ARDS患者中，从炎症、凝血及纤溶等角度选取并同时检测了IL-6、IL-8、ICAM-1、PC、TM、PAI-1等血浆生物标志物，比较存活组与死亡组的生物标志物水平，发现除IL-6外，其余生物标志物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IL-8和ICAM-1水平是不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而低水平PC与上升的死亡风险相关。目前对于生物标志物的组合检测仍缺乏足够实验室证据，相关机制尚未明确。
4 展 望
随着临床诊疗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虽然ARDS的病死率较前已明显下降，但仍高达27%~45%[61]，为了提高ARDS诊断的特异度，2012年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出版了修订后的定义，但并没有采用新的生物标志物或参数。随着对ARDS病理生理学认识的进展，通过对有潜力的生物标志物进行识别和检测，可以进一步了解ARDS的发病机制。近年来研究者试图发现一项或者联合几项生物标志物指标可常规应用于临床，指标容易获取并且对ARDS具有预测及诊断价值，但这一目标尚未实现。随着生物信息学手段的不断进步，未来有可能发现新型的蛋白或者小分子物质用于ARDS的风险预测、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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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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