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张友桂翻译
重症行者翻译组
ICU的入院是非计划的紧急情况，需要ICU专业人员迅速处理伴有不确定结果的复杂情况，当处理患者和家人医疗危机时，专业团队陷入了一种高度紧张和强烈情绪的复杂环境中，随着对高级维持生命治疗技术的要求日益提高，工作环境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ICU护士和医生的职业倦怠是这种不可避免的高压力工作环境要求的直接后果。严重的职业倦怠相关症状非常普遍，已有1/3的ICU护理人员和1/2的ICU被报道。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可能会深刻影响他们的幸福感和他们提供的专业护理的质量，因此可能代表一个重要且可能可改进的患者的安全问题。的确，职业倦怠已被认为是医生医疗失误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并且已成为我们专业领域的一个优先问题和重症医学协会最近联合声明的重点。
这里有几个与倦怠症状相关的特征明确的风险因素。已经表明，护理专业的年龄与职业倦怠呈负相关，这表明年轻的护理人员可能更容易受到工作倦怠的影响。资历较低的护理人员在面对压力时，仍在学习如何应对高负荷工作的需求，这是非常合理的。此外，年轻的女性工作者可能面临重大的个人压力，包括托儿需求和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挑战，这可能进一步加剧压力。在ICU环境中，倦怠率也受下列因素的影响：高的工作量、技术和指南的频繁更新、工作关系质量（冲突和沟通不畅）、道德问题以及处理危重病人及其家属、特别是处理垂死病人时的情绪挑战。
职业倦怠也可能导致“病假”和长期旷工，从而导致员工留任面临挑战。专业人士可能会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过早地离开工作岗位，以保持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健康，从而带来经济负担。
在重症监护病房中，职业倦怠的监测是强制性的，因为已经表明，职业倦怠与抑郁症状和人员流动密切相关。在一项涉及超过28,000名护士的大型欧洲调查中，一个高倦怠的分数与护士离开工作环境的意图有关。对这些症状的定期监测可能会被证明是有价值的，有助于识别可能从中受益的护理人员和ICU医生，他们可能从额外的支持中受益，并直接从专业人员那里确定他们认为会加重他们症状的潜在可改变的组织因素。在一个为期一年的时间表的计算机模拟中，共享服务时间表预计将增加大部分夜间室内覆盖率，这些时间表在白天也“在线”服务，周数增加者没有临床义务，并增加了参加者周末休息天数，能够用在个人追求上。共享服务时间表可以通过增加临床工作量和周末休息时间之间的时间来促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这两者都与减少倦怠和抑郁有关。其他建议的干预措施包括提高人员配备水平、更好的沟通、咨询和协作、承认个人的工作、良好的领导能力，以及针对风险因素的个性化干预措施。认知行为疗法和放松技术也被认为是应对压力环境的有效策略。预防冲突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在CONFLICUS国际研究中，与冲突相关的六个因素是潜在的干预目标：工作人员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ICU床位超过15个、照顾垂死病人或最近一周内提供患者死前和死后护理、医生和护士之间进行症状管理目标不一致、并且没有常规的单位级会议。然而，仍然不确定冲突与倦怠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在文献研究中把工作中发生冲突确定为职业倦怠的主要风险因素，因此伴有职业倦怠的ICU护理人员更经常面临冲突似乎是非常合理的。因此，确保和促进跨专业和团队的战略（例如团队会议、质量改进计划、临床研究活动），以改善沟通、组织合作和分享共同愿望是至关重要。人际团队合作，例如护士和医生之间的合作质量是一个潜在的可矫正的目标。最近的一项纵向研究，在瑞士的55个ICU工作的2100名护士和医生，显示出情绪疲惫的临床医生对有效的团队合作的贡献较小，这对维持病人的安全至关重要。即使在像重症监护病房这样的高科技环境中，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可能促进认知行为的团队合作。 因此，针对健康团队协作动态的干预应侧重于确定共同的目标和优先事项，并加强沟通与协调。最近的一项小型随机临床试验评估了该机构提供的受保护时间（每隔一周的1小时的带薪时间），将能够促进健康，并减少医生的痛苦。这些包括以正念、反思、共享经验和小组学习为基础的促进医师讨论小组的干预措施，促进了参与者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尽管在这种干预下，情绪疲惫和整体倦怠并没有显著的减少，但在研究完成后的3个月内，人格解体的比例显著下降（15.5%），而且，这种差异持续了12个月。一项前后对照研究中，ICU中实施积极的、加强的沟通的临终关怀策略与倦怠率显着降低是相关的。 职业倦怠也被认为是一种传染性综合征，因此当发现流行率有所增加时，遏制职业倦怠的传播至关重要。解释这一上升的原因可能会导致医院管理者、护理领导和ICU主任的具体干预。的确，员工流失率过高会降低整体的护理质量，降低生产率，降低员工的自尊，而且，因为有经验的专业人士离开工作场所，必须被替换，从而提高医疗成本。
所有这些数据都支持有必要进行筛选，并在发现职业倦怠时立即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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