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是否过誉了？

贞观之治的出现是必然的。在强盛隋朝灭亡惨烈教训的刺激下，身为新王朝的建立者，贞观时期的君臣整体上都有很强的危机感和责任心。当然，在君权至上的体制下，皇帝李世民个人尤为关键；但人总有弱点，为了避免独断造成战略错误，他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来进行辅助。而魏征则是这个体系中的佼佼者，但并非不可替代。出现贞观之治，隋炀帝杨广“功不可没”包括李渊、李世民在内，初唐的朝廷大员，要么是隋朝的旧臣，要么出自各路起义军。甚至魏征，在跟随李建成之前，曾当过隋朝官员，还在李密手下服务过。身为隋末乱世的亲历者，初唐君臣对于统治失道带来的巨大灾难有着深刻体会。因此，在史料中我们会时常看到，李世民频繁与那些隋朝老臣就杨广的为政得失进行讨论；隋朝的官方史书《隋书》正是由魏征牵头主编；而除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名言外，李世民还表达过“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这样的感触。隋炀帝为何败坏强盛的家业？原因虽然很多，但首先与他凭借个人出众才华、刚愎自用密切相关。李世民时常阅读杨广留下的书作《隋炀帝集》，看完后发出这样的疑惑：“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那些隋朝旧臣（包括魏征）的口径很一致：“人君虽圣者，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李家与杨家同为关陇贵族，李渊甚至还与杨广是表兄弟，可以说，他们本就是同行或自己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李世民建立了一些列的制度来对皇权进行匡正、辅助。贞观年间监督、制衡体系的开创性打造这里主要列举两项对唐朝政治影响最大的制度:其一，被空前重视的谏官制。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谏官，但给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是否听取意见，都取决于皇帝本人。为了发挥这一监察岗位的作用，贞观元年（627年），登上皇位不久的李世民立即发布了一道诏令：“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则谏。”他列举的职务，都是能够参与国家事务决策的要员。但这些人每次与皇帝讨论政务时，必须要有谏官在一旁出席；任何人若说得不合理，这些人立即进行指责，丝毫不用给面子。这有点像如今概念性的反对派的意思。而大名鼎鼎的魏征，起初就是担任谏议大夫。加上他原为李建成手下，开起火来更不客气。甚至李世民私下让他给自己留点面子，别在朝堂上那么狠。但李世民这是不是做戏？未必，他是真的怕走杨广的老路：弄死一个魏征轻而易举，但接下来谁还会再提意见？反之，自己能如此容忍李建成的手下，其他人还有啥顾忌？更别说事实证明，人家魏征的绝大部分意见确实正确。第二：五花判事制“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这项制度包含两层意思：就同一件事，负责起草政务命令的中书舍人（中书省具体干事的，中书令的手下），要如实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而且要把自己的意见亲手写在相应的文件上，以便核实查证。这在皇权高度集中的封建社会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创举，有效地减少了人治时代独断专行带来的危害。其结果也立竿见影：据史书记载，自实行五花判事制后，贞观年间的大小决策“鲜有败绩”。贞观之治的出现，正是在强烈危机意识下，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立才得以实现。魏征只是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但并非不可替代，皇帝本人才是最重要的主角。但这些制度，说到底也是皇权意志的产物，是否能发挥作用，还是得看皇帝自己。在唐高宗时期，武后干政，谏官逐渐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后来虽在唐玄宗前期再度回归，但随着他逐渐骄奢淫逸，曾经做出过重要贡献的那些制度逐渐有名无实。安史之乱后，唐代更是陷入了藩镇割据、宦官干政的泥潭，逐渐步向了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