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魏晋以来，随着北方人口的南下，南方各民族之间的接触、碰撞、融合一直在或快或慢的进行着。
到了唐宋时期，随着政治制度的变革，经济的重心向南移动，北方向南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速度不断加快，民族融合的进程也随之加快。
主要体现在：汉族南疆各民族相继形成，南疆一些少数民族也逐渐成熟，为南疆民族关系奠定了新的基础。
福佬族分布区域以闽南泉州，漳州，厦门和粤东汕头，揭阳，潮州为中心，东北延伸到福建省莆田市，西北延伸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和漳平两个县。西南向汕尾市延伸到广东省。
这片接壤的地区，就是福佬人的聚居地。“福佬民系”的酝酿始于泉州、漳州两个地方。泉州.福佬民系的形成可上溯至六朝.泉州所处的晋江流域，最初是受六朝以来中原及江淮地区人民南下之功而发展起来的。
在福建，有一个传说，永嘉之乱后，八大姓纷纷入闽，据说晋江就是金朝时期，有不少北方人在此避难。这一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晋宋时北方流民南下，多集中于荆，扬，梁，益诸州，远迁至闽者甚少，自唐宋以来，福建地方志中关于这一点的记载，虽有失实，却并非全无根据。
结合近几年来福建多处六朝以来的墓葬文物，我们推测，六朝以来确实有北方汉人入闽，而大量汉人入闽始于南朝侯景之乱，这一点已有陈文帝“放奴为良”的诏书证实。
这一点，从简陋的坟墓和追述的族谱中可以看出，当时进入闽的汉人并不是衣着华丽的士族，而是平民百姓。到了唐朝，贞元年间，朝廷在泉州设立了万安总督，又有一批来自北方的汉人迁入此地，成为马户。
泉州土著为越人，属于百越体系参与泉州民族融合活动的因素，主要有来自域外的大量蕃客等。因为泉州拥有良好的海港，海运素以发达著称。国外的人很早就来到这里进行文化交流了。
传说中，我国佛教翻译史上最著名的四位僧人之一，来自天竺，名为真谛，梁代泛海而来，入住泉州，于南安县的延福寺中译经，并在九日山上留下了残存的经书。
此外，唐代还有不少商贾、宗教界人士，以及官府使节，来泉州做生意、传教、办事的，虽然这些人的名字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但是从唐代诗人包何和薛能的咏泉州“十洲人”和“船到城添外国人”的诗句里，不难看出，当时来泉州的洋人是何等之多。
“越人”和“夷种”是泉州的土著，至唐时，他们的人数已占了绝大部分。但是，随着北方汉人的涌入，外来的僧侣、商贾等人也陆陆续续到访泉州，并在此安家落户，形成了泉州“十洲一市”的局面。
三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文化。他们住在不同的地方。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形成了一种融合了三国的文化元素，却又不同于三国文化的新文化。
到了唐代，这一时期已经初见端倪，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地区文化性格上的包容，并向外开拓。
二是闽南方言的初步形成，即保留了闽音的基本特点，但又加入了许多南朝通语的成分。
五代宋初，这一新文化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漳，泉两州成为了福建境内的一个小地方，两州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多。
两州之间原本就有许多共同之处的民间社会，在语言，风俗习惯，经济形式，社会心理上更加接近，于是，一个新的民间社会福佬民系就这样形成了。
这一新民系是如何形成的，可以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层面进行考察。政治上，留从效与陈洪进先后治理漳、泉，将漳、泉两州合并为一支清远军。
重视文化教育，培养重用地方人才，这标志着五代闽国时期，闽南主流社会由江淮南侵势力向地方豪强势力的转变，也就是闽南统治阶级的本地化。
在经济方面，宋太宗太平三年（978)，陈洪进献漳泉二州，“辖县14县，户15198户，兵8727人。”此外，近80年来，漳、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儒家之风的复兴，以及中原文化的向心力的增强.
其次，闽南方言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宋太宗时期，刘昌言是泉州南安人，文采斐然，“常有人说昌言闽语，恐上奏难通。”将刘昌言的闽语、宋人的笔记和《祖堂集》中关于五代泉州官话的语料相结合，认为闽南方言在五代时期已基本定型，并不为过。
综上所述，在唐末，五代，宋初，漳，泉二州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经济条件，他们的方言，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社会文化心理，因此，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这个群体被称为“福佬民系”。
宋代闽南人口剧增，开始大量迁入潮州，加之大量闽籍尤其是闽南人出仕潮州，将儒学礼仪制度和闽南语言风俗一并传入潮州，从而使“福佬族系”在潮汕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客家人基本居住地位于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广大山区，大致包括现在江西省的赣州市；福建省大部份为龙岩市，部份为三明市；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梅州市和河源市，大部分地区包括惠州市和韶关市，部分地区包括揭阳市和潮州市。
客家民系是由北方移民与赣、闽粤两省土著、武陵蛮族在赣、闽粤两省之间长期接触、融合而形成的，与福佬民系不同，北方汉人作为客家祖先，出现的时间较晚，大致可追溯至唐中叶“安史之乱”，之后的两次移民高潮，即唐宋、两宋时期，对客家民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
自唐末以来，又一次波及到赣闽粤两省，特别是汀州、宋绍兴时期陈三枪起义、宋绍定时期严头陀起义等，都对客家民系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汀赣二州经济文化面貌已有较大改变，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已有较多共同之处。
如果用传统的民族论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此时的汀赣二州，除了与其他地方的汉人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中原正统观、门第观、封建礼教观等主流观念外，在经济生活，社会心理，语言等方面，的确是相对一致的，但与外界却有很大的不同。
客家先民离开中原和江淮，移居赣闽粤三省交界处后，为了适应环境的巨大变化，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重建家园，一方面充分利用中原和江淮带来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另一方面又积极借鉴当地原住民的生活经验，逐步形成了具有强烈山地特色的经济生活新面貌。
1、它的经济支柱是具有山地特色的稻作农业，以农业为主，以打猎、山林经济为辅。
2、商业不发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经济。
3、妇女从事多种生产性劳动及家务活，但因土地缺乏蚕桑，则改用亚麻、亚麻等织布。
4、山里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矿冶业对农业有很大的帮助，总之，在赣闽粤三省交界处，尤其是在赣南和闽西两省，已经形成了一种以稻米为主要农业区，同时也有一种山地农业区，这种农业区的人，在这种农业区里，有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一个区域内人的社会心理特征，集中表现为该区域的民风与士习。从这两方面来看，唐宋时期，赣南与闽西地区的民风与士习有许多相似性，而各地区内部的民风与士习则有较大的一致性。
一个地区某个时期特殊民风的形成，与该地区该时期的内外部环境以及物质生活有着很大的关系。
唐宋时期，赣南与闽西内环山环水，交通不畅。由于外部族群关系复杂，彼此间竞争激烈，同时由于双方的物质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和贫困，两个地区在风俗习惯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和相似性。
交通的闭塞，劳动的艰辛，形成了坚忍不拔的习气；与邻近族群或族群的竞争，甚至于不同村落、家族间的纷争，使他们养成了勇猛好斗、舍生忘死、尚武的习惯。
总而言之，相似的经济生活环境，造就了赣南和闽西相似的民俗。想想也是。赣南及闽西地区独特的社会心理特征，除特殊的地理环境及自然条件外，更重要的是来自北方的汉人所带来的中原文化。
不仅是中原文化的传播，更是将自身在迁徙过程中历经磨难而磨砺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融入到原有的文化传统之中，并通过与原居于其上的“溪峒种类”一起生活，一起奋斗。
从土著文化中汲取营养，融合多种文化之精华，形成了新的文化形态。所谓“以德服人”、“抗争”、“节俭”、“勇猛”、“伉健”、“坚韧”、“敢于抗争”的社会风气，就是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心态。这是一种新的文化。
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西晋末年“永嘉南奔”后，中原官话从南方传入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一片广袤的吴楚地区，被称为江淮官话。从那以后。一直到唐宋时期，江淮方言仍然是汉语官话的标准音系。
明、清两代，江淮官话也成为汉语正音的方言依据。以南京音为准。客家祖先是由中原、江淮向南方迁徙的。进入赣闽粤三省相对封闭，与中原、江淮隔绝的山地地区。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它的语言发展也将呈现出有别于中原和江淮地区语言发展的不同特征。渐渐的，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方言。
中央政权加强了对东南地区的统治，几次重要的开发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再加上经济文化的重心向东转移，大量的中原人和江淮人向赣闽粤等地迁移，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华夏文化向这一地区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更深。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两百多年，最终导致了广富、富民、客家等南方汉族族群的形成，而南方少数民族如畲族，则作为一个独立的、成熟的民族，正式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参考文献】：
[1]. 周振鹤 、游汝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 。
[2]. 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年 。
[3]. 周振鹤 ：《客家 源流异 说 》，载《学术月刊》1999年第 2期 。
[4]. 谢重光《客家形成发展史纲 》，华南理工大学 出版社 ，200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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