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E. O. 威尔逊）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博物学家、进化论理论家和作家，他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社会生物学的概念。
在他90岁生日前夕，他仍然致力于探究进化论和生态科学与人类事务的相关性。
E. O. 威尔逊，1929年6月生
在生物学领域，从来没人有过像E. O. 威尔逊这样的职业生涯。
威尔逊是世界领先的蚂蚁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一，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进化论理论家；
同时也是一位多产、畅销和备受尊敬的作家——几十年来，他一直处于科学争议的中心，而且这些争议已经从科学领域扩散大众群体中去；
此外，在环保运动中，威尔逊是一位年长的政治家，是精神领袖，他的著作是环保运动的基础。在即将庆祝90岁生日之际，他也丝毫没有失去对这场战斗的热情。
纽约宾厄姆顿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大卫·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这样评价威尔逊：“我来告诉你一些关于爱德华的事。他有点像一个聪明的手榴弹投手。他喜欢挑衅，这对于像他这样有名望的人来说是不寻常的。”
十几岁时，威尔逊便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家乡阿拉巴马州对每一种蚂蚁进行识别和分类。
29岁时，威尔逊因在蚂蚁、进化和动物行为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
20世纪60年代，他的学术声誉更大了——他和著名的群落生态学家罗伯特·麦克阿瑟（Robert MacArthur）发展出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在海洋中，那些孤立、贫瘠的小岛屿上，生命是如何形成的。这项研究成为当时形成的保护生物学学科的支柱。
1975年，威尔逊出版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一书掀起了波澜。
在这本书中，他把自己对昆虫行为的所有了解都应用到了脊椎动物身上（包括人类）。
研究表明，人们身上的很多社会行为，包括利他主义等善良的品质，都可以归因于自然选择。
为什么说此书掀起了波澜呢？因为威尔逊很快被指控：给种族主义者和基因决定论者提供知识援助，群众们到美国坎布里奇街头示威游行要求解雇威尔逊。
1979年，威尔逊凭借其通俗版的社会生物学著作《论人性》（On Human Nature）获得普利策奖，之后争议才平息下来。
在第一次获得普利策奖之前，威尔逊一直是一位笔调流畅、文笔优雅的作家，大部分作品都是学术领域的。
但在首次获得普利策奖之后，威尔逊开始向大众展示自己的观点，将生物学和他自己的研究转化为一种通俗易懂的形式。
1990年，他与行为生物学家伯特·霍尔多布勒（Bert Hölldobler）合著的《蚂蚁》（The Ants）再次获得普利策奖。
不管是否存在争议，威尔逊的作品主要论述了一个主题：我们必须了解博物学和进化理论，才能充分理解在这个星球上人类的未来。
例如，在1986年发表的《亲生命性》（Biophilia）中，他提出，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生物学需要，需要融入大自然，并与其他生命形式相关联。
在2016年出版的《半个地球：人类家园的生存之战》（Half 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一书中，他提出了结束破坏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个人建议：政府应该把地球的一半作为自然保护区。
近期，威尔逊的最新著作《创世纪：社会的深层起源》（Genesis: The Deep Origins of Society）问世，对他早期著作中介绍的一些进化论观点进行了更新和反思。他坚持认为《创世纪》是他写过的最重要的书之一。
为了讨论《创世纪》，并了解威尔逊对这本书可能引发的新争议的看法，《量子杂志》拜访了他在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的家。以下是经过编辑和浓缩的长达三个小时的访谈内容：
几十年来，威尔逊一直是研究蚂蚁的世界权威之一
保持工作，保持年轻！
量子杂志：
2019年6月份是您90岁生日了吧？
威尔逊：是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觉得自己大概只有35或45岁。
早上起床时，热情依据，和往常一样轻松。在我40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到90岁时也会做同样的事情，现在证明的确如此。
我每年写一本书，我还在规划旅行的事。上个月，我打算去非洲莫桑比克的戈龙戈萨国家公园，为我的下一本书做实地考察。然而，那里台风来袭，我在莫桑比克的朋友们建议我再等等。
所以现在我在列克星敦，写我的第32本书。
量子杂志：
现在写的这本书聚焦什么方面?
威尔逊：这本书是关于生态系统的。
2018年，麻省理工学院邀请我做一些关于生态系统的讲座，但是在准备我的演讲时，我发现我们对它们仍知之甚少。我摸索着前进，逐渐意识到理解生态系统和威胁它们平衡的因素将是生物科学的下一个重大课题。为了拯救环境，我们必须了解如何拯救生态系统。
量子杂志：
您有点工作狂，对吗？
威尔逊：嗯，是的，我认为当个工作狂并不是件坏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年，我13岁，我的家乡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缺少送报纸的男孩，18岁的孩子们都在打仗，所以我接受了一份送报工作，每天早上递送420份报纸。我会把我能拿的所有报纸，装到我的自行车上然后送出去。然后我再回到邮局，拿另一堆，把它们送出去。我要在早上7点以前送完报纸回到家，吃早餐，去上学。
听起来很辛苦，但我认为这很正常。我一直把长时间努力工作视为我的习惯，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需要努力工作。
威尔逊自称“合成器”
量子杂志：
您认为自己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
你要我吹牛吗？
我觉得自己创造了一些新的想法和学科理论，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成为现代保护生物学的基础。
然后我还做了一些事情，比如破解蚂蚁的化学密码，我与化学家和数学家一起研究蚂蚁是如何相互交流的。
我编辑了生命百科全书，把所有已知物种的信息都发布出来。
我发明、命名并首次整合了社会生物学，这又催生了进化心理学领域。
量子杂志：
据说您有一项伟大贡献是将科学思想进行了整合，这样说是否准确呢？
威尔逊：我想说我一直是个“合成器”。
我喜欢观察大自然的某些方面，学习所有可以接触到的东西，把它们都收集起来，看看自己能否筛选出一些与一个大问题相关的东西。
量子杂志：
关于这一点，可否给我们举个例子？
威尔逊：我的第四本书《昆虫的社会》（The Insect Societies）就是其中之一。
在20世纪60年代，有很多昆虫学家致力于研究社会性昆虫，包括蜜蜂、黄蜂和蚂蚁。但并未对所有已有知识进行总结，也没有对其中蕴含的哲理进行分析。
1971年，我出版了《昆虫的社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事实上，这本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的提名，这让我很惊讶。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文学创作。
这本书的成功让我意识到，接下来我应该对脊椎动物、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进行类似的整合研究。
在那个时候，您会看到很多优秀的生物学家研究不同种类脊椎动物的社会行为，比如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道尔（Jane Goodall）和黛安· 福西（Dian Fossey）。
我认为是时候把他们最新的研究纳入一个更普遍的理论中，与我和其他人的无脊椎动物相关理论联系起来。
1975年出版的《社会生物学》，就是关于这些方面的综合，包括了对灵长类动物社会行为的新研究。事实上，在这本书的最后，我用了整整一章来描述智人——一种经历了很多进化步骤的灵长类动物。
我认为，人类的很多社会行为都可以用特定活动和步骤的自然选择来解释，从而导致更加复杂的群体选择。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达尔文提出了这个观点，并且逻辑上无可挑剔。而我的创新是把现代人口遗传学和进化理论引入了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我想把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人性。
E. O. 威尔逊
关于围绕他身上的争议，他怎么看？
量子杂志：
当您写下最后一章的时候，
是否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吗？
威尔逊：写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
我当时以为会得到褒奖，因为它将为社会科学增添一个新宝库，可以阐明人类社会行为中此前未被研究的各个方面。
但20世纪70年代初，当这本书写出来的时候，正值一个激烈的政治争论时期，其中大部分与越南战争、民权和对经济不平等的愤怒有关。
在哈佛大学，我的一些同事——在这里我不提他们的名字，他们对“人类可能有本能”这一想法有异议。他们认为《社会生物学》是危险的，充满了种族主义和优生学的可能性。
事实上，我的书与种族主义无关，但是这些人编造了他们认为这些思想将如何运用。
量子杂志：
他们认为《社会生物学》这本书
支持基于遗传学的种族主义？
威尔逊：也可以这样描述他们的观点。
无论怎样，当时出现了很多抗议，情况非常糟糕。
当我在哈佛科学中心就这个问题发表演讲时，一群暴徒聚集在大楼外，我必须由警察在后面护送才能到演讲厅。当我出现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一次会议上时，一些抗议者走上讲台大声抗议，其中一名抗议者从我身后过来，把一罐冰水倒在我头上。
量子杂志：
那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
威尔逊：我只能擦干身上的冰水，继续演讲。
量子杂志：
虽然您没有广泛地谈论您的政治观点，
但人们都感觉您是一个信仰自由主义的人。
当您被形容成是极端反动分子，
您当时感受是怎样的？
威尔逊：当时我担心这会打扰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和女儿。
一天，哈佛广场上有一群暴徒，他们阻断交通，要求学校开除我，说是因为我有“种族歧视”。不过我的家人从来没有受过影响。我知道自己是对的，我知道自己必须挺过这场风暴。
果然，过了一段时间，《社会生物学》一书的思想开始渗透：遗传学是理解进化生物学和很多行为的一种有效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本书的负面评价开始消失，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对这种方法表示赞同，有些人甚至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采用了该方法。
真正结束一切争议的里程碑是两年后我获得了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授予的国家科学奖章。
我还面向更多读者，撰写并出版了一本关于社会生物学的书籍——《论人性》，它获得了普利策奖。
量子杂志：
您最近出版的《创世纪》一书中，
谈到了《社会生物学》中的一些观点。
您重新审视的问题之一是：“什么是人性？”
我很好奇：为什么现在写这本书？
威尔逊：是这样的，20世纪60年代初，我遇到了英国遗传学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D. Hamilton）。他有一个绝妙的想法——社会行为起源于所谓的“亲缘选择”或“广义适应度”，即群体中的个体对那些与他们共享最多基因的人表现出利他行为。
因此，一个人可能更愿意为兄弟姐妹牺牲，而不是堂兄弟姐妹或非亲属。亲缘选择的最终结果将是一种利他主义，尽管它仅限于你的亲属群体。
这一观点很快成为进化生物学领域的绝对真理。我曾帮助宣传汉密尔顿的作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它产生了怀疑。
威尔逊正在搜集莫桑比克戈龙戈萨国家公园有关的科学信息
当然，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观察到复杂的社会是通过群体选择进化而来的，在这种社会中，个体会为了群体的生存而利他。蚂蚁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你想想看，主宰地球的生物都是合作性的——蚂蚁、白蚁、人类。
与此同时，哈佛大学应用数学家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他和同事科瑞娜·塔尼塔（Corina Tarnita,目前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一直在准备自己的论文，详细阐述他们对亲缘选择的疑虑。
我们的努力是一致的，最终合作了一篇论文，并发表于《自然》杂志上，在文中我们断言汉密尔顿的理论在根本上是有缺陷的，它无法解释复杂的社会是如何产生的。
量子杂志：
您于2010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
引发了又一轮的学术斗争。
论文发表几个月后，
您的同事们——130多位进化生物学家，
给编辑写了一封信，对您的论文提出了质疑。
您有没有想过：“哦，不，又来了？”
威尔逊：《自然》杂志的编辑们有不同的看法。
在论文发表之前，他们从伦敦请来了一位编辑，我们就论文中的问题开了一个研讨会。他们有相当高的标准，后来，他们很满意，认为这是一篇论证充分的文章——也许有一些细微错误，但他们决定发表。
量子杂志：
那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骚动呢？
威尔逊：我要取消或试着替换一个理论体系，前提是这个理论体系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者，他们把它写到自己的博士论文和简历中。他们的事业依赖于它，他们对此写过文章，著过书，还开过研讨会，所以他们不喜欢我。
他们说：“很明显，这就是真理。你怎么能否认呢？”而我们表示：“我们有数学模型，大家可以看一看。”
量子杂志：
随着《创世纪》的出版，
您重新揭开了旧伤疤。
这不是与批评者针锋相对吗？
威尔逊：我曾经确实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关于群体选择的问题。我认为把理论建立在坚实的数学和证据基础上是很重要的。如果不能，就应该把它推翻。
《创世纪》是我写过的最重要的书之一。这本书表明，群体选择是一种可以被精确定义的现象，我可以证明它至少发生过17次。
群体选择是进化的巨大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命从类细菌生物体进化到细胞，再到由这些细胞组成的简单生物体，再到形成群体的不同生物体，等等。我在群体和个体选择的背景下介绍了这些转变。
量子杂志：
您本人非常和蔼可亲，彬彬有礼。
那么，为什么您会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人呢？
威尔逊：也许是因为相比那些仅仅是令人愉快的想法，我更喜欢原创的想法。
量子杂志：
您能就您的理论做个总结吗？
威尔逊：我的同事大卫·斯隆·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是这么说的：在群体内部，自私的个体会打败利他的个体。然而，群体之间爆发冲突时，由利他主义个体构成的群体会打败自私个体组成的群体。
关于人性的破坏性和消极方面，我们已了解得足够多。有很多证据表明，我们进化是因为我们认为团结一致对未来是有利的。
威尔逊演示如何使一个手工雕刻玩具（一位仰慕者所赠）发出蛙鸣般的声音
现在我们知道，有一系列的社会行为是先进社会的基础。
对于人类来说，我们的进步得益于我们是两足动物，拥有自由的手臂和可以握紧的手指。而且我们最初生活在稀树草原上，那里频繁的自然火为我们提供了烧熟的动物。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良好的长期记忆力和高水平的合作能力，还有一个强大的激励因素——利他主义。
汉密尔顿理论暗示，当亲戚们聚在一起时，就有一种机制在起作用——由于有共同的基因，他们更有可能形成一个群体。
然而，这种解释充满了数学上的错误和疑惑。我们进化方面的一些成功是因为群体的形成，往往是利他的。不管有没有基因关系，这些群体经常合作，这也是我们智人成功的部分原因。
威尔逊对科学合作的理解
量子杂志：
您与马丁·诺瓦克的合作非常成功。
威尔逊：是的。我认为数学模型是一种思考复杂的定量和定性现象的好方法。数学模型可以精确地预测一些事情，生物学研究验证了这些模型。
就像我在《创世纪》中所写的那样，当我试图建立一个精确的可验证的理论时，我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应用数学家，幸运的话，他们会解决问题的。
这种方法令人兴奋。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我与诺瓦克的合作，我开始相信一门全新的科学正在兴起，它将把该领域的博物学（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门古老学问）与数学建模和实验结合起来。
这种科学对公众来说会更有趣，对希望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年轻人也会更有吸引力。它也将给我们一个更坚实的基础，以拯救自然世界。
量子杂志：
当您考虑与一位数学家合作时，
您期望对方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威尔逊：就像找一位水管工或建筑承包商，我希望他们习惯把要做的事情做到极致！
量子杂志：
您还有过其他这样的合作关系吗？
威尔逊：当我在研究费洛蒙传播理论（气味是如何在蚂蚁和蛾子之间传播的）时，我和比尔·博塞特（Bill Bossert）合作。他是一位应用数学家，后来获得了哈佛大学的教授职位。
早些时候，我和另一位受过数学训练的杰出生态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已故的罗伯特·麦克阿瑟（Robert MacArthur）一起合作。我们一起创立了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这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在不同大小的岛屿上有一定数量的不同种类的生物体。
那时候我们的一些数据是几年前我去南太平洋研究蚂蚁物种时收集的。麦克阿瑟建立了恰当的模型来确定如何将我的数据应用于新问题。
90岁时，如何看待生和死？
量子杂志：
但随着您90岁生日的临近，
您是否想过自己最希望被人记住的事情是什么？
（
）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嗯，也许我想被人记住的是：
量子杂志：
提个敏感的话题，您别介意，
您是否考虑过死亡呢？
威尔逊：哦，我已经能够坦然面对死亡。我最喜欢达尔文的一句话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我一点也不怕死。”
我也一样不怕死。我把生活看作成一个故事，有一系列已经发生的事件，其中一些对你和其他人来说意义重大（或很困难）。你挺过来了，还做了一些事情，它可以被写成一个故事，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太多的人认为死亡是一个等待来生的车站，或者一些人关注的是也许会找到一种方法，将生命延长10%或20%，我觉得那并非明智之举。
所以我不害怕死亡，我真的很想完成自己目前正在写的关于生态系统的这本书，然后想办法去莫桑比克做实地调查。
资料来源：
In Ecology Studies and Selfless Ants, He Finds Hope for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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