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上午,军统大头目戴笠登上了由青岛前往上海的一架专机。结果因为天气原因,飞机无法在上海机场降落。无奈之下,戴笠只得命令飞机飞往南京。
17日南京的天气同样不好,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滂沱,戴笠乘坐的飞机因此失事撞在了江宁县岱山的山腰上。
戴笠死后,南京接连下了三天三夜的暴雨,他的尸体也在暴雨中淋了三天三夜才被人发现。
戴笠
当蒋介石本人得知被誉为“蒋介石的佩剑”的戴笠死亡的消息后,内心十分悲痛,放声痛哭,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不幸以气候恶劣竟在南京附近遇险身亡,殊为悲痛,此生虽多缺点,但其忠诚与热心实不愧革命信徒也。今焉则无矣!”
后来国民党公祭戴笠时,蒋介石还曾亲自出席,致悼词时数次落泪,可见他对戴笠还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的。
然而不久后,当蒋介石派人清查戴笠遗产,得知戴笠遗产的数目后,却又不禁破口大骂了戴笠一顿。
那么,戴笠的遗产到底有多少,以至于让蒋介石如此愤怒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蒋介石身边的“红人”的呢?
1922年,25岁的戴笠流浪到了上海,在一家交易所内当起了跑腿伙计。巧合的是,这家交易所的老板是蒋介石、戴季陶以及张静江。
因为戴笠也姓戴,而且他十分机灵,理解力又强,戴季陶逐渐产生了培养他的念头,将戴笠介绍给了蒋介石。
经过交流,蒋介石得知戴笠和自己的出身经历十分相似,他也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也是年幼丧父,自小就经历了人间疾苦,不由得对戴笠惺惺相惜。不过,此时他们二人并没有深交,后来交易所生意失败了,蒋介石选择离开上海,他和戴笠的联系至此也就断了。
蒋介石
1926年,戴笠奔赴广州投奔革命,顺利考入黄埔6期,被编入伍生团第十七连,和蒋介石有了名义上的师生之谊。此时的戴笠已近而立之年,性格相较于过去的任侠豪放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沉默寡言,处处谦让,平日里整天埋头苦学。
在这期间,戴笠开始阅读蒋介石推荐的《俾斯麦传》、《曾文正公家书》以及《曾胡治兵语录》等书籍,随着书越看越多,戴笠对曾国藩及俾斯麦也越来越欣赏。在思想方面也越来越靠近蒋介石,对蒋校长也越来越崇拜。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组政权,并公然违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开始公然“清党”,作为蒋介石“起家之本”的黄埔军校,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蒋介石这次“清党”的重点,专门派遣负责情报工作的侍从室高参胡靖安前往黄埔军校执行“清党”任务。
戴笠
当时的戴笠并没有任何军职,但这件事情让他看到了希望,每天自觉去寻找相关情报,然后以晚生的身份找上胡靖安,将自己探知到的情报交了上去,他也因此被称为“编外情报员”。
因为戴笠一没有活动经费,二不知道高层这么做的意图,他搜集的情报质量并不高。不过胡靖安还是凭借着这些线索,找到了几名共产党员,因此开始有意识的栽培戴笠,不久后就将他提拔为了骑兵营党部执行委员。
“宁汉合流”后,蒋介石在政治上遭到了极大的危机,为此决定加强情报工作,以掌握各地反蒋势力的动向,及嫡系部队各级将领的忠诚情况。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因此专门成立了密查组,戴笠经组长胡靖安举荐成为了这个小组的一员。
戴笠
在密查组里,戴笠展现了惊人的搜集情报的天赋,不但情报来得又多又快,而且质量还高,每隔两天总能汇报上去一份情报。每逢有重要的情报,他总会千方百计地将之直接交到蒋介石的手里。
对于宦海沉浮了很久的蒋介石而言,戴笠这个“老熟人”的举动让他很看不惯,觉得他不经常规传递手续唐突的越级上送情报,是想一步登天,戴笠就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而已。
时间长了,蒋介石开始觉得戴笠的这种精神着实可嘉,而且他的情报一般都比较真实,遂对戴笠渐渐重视了起来。尤其是“二次北伐”的时候,戴笠跑遍了华北诸省,给蒋介石搞到了大量的情报,他也因此更受蒋介石器重。
不过,再怎么受重视,戴笠本身在国民党的地位都不高。用戴笠自己的话说,那时候的他就是“跑单干”的,相当于一个“情报个体户”。
戴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开始加紧镇压抗日民主运动。第二年,蒋介石决定以“复兴民族”为名,以国民党内部的军方黄埔系骨干分子为主体,建立一个特务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
在整个复兴社组织结构的安排上,蒋介石最为看重的就是特务处长的位置,可以说,这个位置是整个复兴社的核心所在。当时,国民党内部各方势力给蒋介石推荐了包括邓文仪,桂永清,郑介民,康泽在内的6个人,虽然戴笠也在这份推举名单中,但因为他资历尚浅,国民党内部很多人都不支持他。
蒋介石
然而,在蒋介石眼里,“资历尚浅”这一戴笠最大的劣势,反而转化为了他的优势。出于平衡考虑,蒋介石最终决定由戴笠来担任特务处长。
数月后,这一支以戴笠为主的特务组织正式改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第2处”,戴笠在南京徐府巷成立了特务处本部,在鸡鹅巷设立了私人办公室,在全国各大城市及要冲区域都建立了情报组织,就此开始了他的军统大特务生涯。
戴笠走马上任后,搞出了诸多引人注目的案例,比如北平杀汉奸张敬尧,上海暗杀杨杏佛,天津捕捉吉鸿昌,梧州暗杀“暗杀大王”王亚樵等。
然而,真正让戴笠得到蒋介石进一步信赖的,还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事件。
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城一阵枪响,***做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阶下囚”。
在西安事变的消息公诸于众之前,南京的戴笠就已经收到了军统西安站站长江雄风发来的密报。戴笠对此如丧考妣,知道自己能有今天完全是因为蒋介石的存在。迅速将郑介民,文强等人招了过来,哭丧着脸告诉他们:
“领袖在西安生死难卜,我去见了何部长(军政部长何应钦),他主张立即讨伐,我又去见了宋院长和夫人(行政院长宋子文和宋美龄),他们认为打不得,要政治解决。如此相持下去,领袖又如何能得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会飞檐走壁的人同去,混进西安去救领袖,想请诸位想办法。”
何应钦
面对这种情况,郑介民等人也愁眉不展,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戴笠见状苦笑着表示,既然如此,自己只能跳龙潭入虎穴,亲自走一趟了。
戴笠之所以表示自己要亲自去一趟,除了因为蒋介石对他个人而言十分重要之外,还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势逼着他必须亲自去一趟。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内部分成了三派,以何应钦为首的一派主张立即进攻西安,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将蒋介石交出来。以戴季陶为首的一派主张以“对西安大规模轰炸”为由,威吓张学良和杨虎城,让他们将***交出来。而以宋美龄为首的第三派,则主张通过谈判的方式将蒋介石保下来。
宋美龄
虽然这三派之间的分歧很大,但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杀戴笠以谢天下”。理由是身为军统大特务头子的戴笠,在江雄风事先传递“张杨二人欲对委员长不利”的情报后,竟然还是导致了这种局面的产生,所以他们三派一致认为应该将戴笠处决。
当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事后甩锅行为,因为戴笠在接获情报后第一时间就对蒋介石进行了上报,结果蒋介石很有自信的表示:“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对我和夫人很忠诚”。
也正因此,为了保命,戴笠才不得不亲自去西安走一趟。
12月22日,戴笠跟着宋美龄等人乘坐飞机去了西安,刚下飞机,戴笠就被两个警卫人员挟持上了一辆小汽车,之后被一路拉到了一个阴森潮湿的地下室里面关了整整20多个小时。
张学良
关戴笠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因为有不少人要求他“速杀戴笠”,但张学良并不愿意真的将戴笠处决,因此才让人将他关了起来,以免戴笠出现什么意外。
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戴笠在地下室里十分的惶恐,因为他不知道张学良到底要如何处置他,遂写下了一封不知是真情还是假意的遗书: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故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也。”
不管戴笠是不是真的这么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对待他除了上下级之间的信任外,还多了一些个人层面的亲近。后来宋美龄在《西安半月记》里面,以蒋介石的语气夸赞戴笠“忠勇可嘉”,戴笠本人对此十分高兴,直言“冒死而去,呈祥面归。”
戴笠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决定拿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祭旗”。韩复榘出身于清末新军,为人反复无常,一会儿为冯玉祥效力,一会儿为蒋介石尽忠,堪称朝秦暮楚的典范。
抗日战争爆发后,负责指挥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线的韩复榘,在日军发起进攻时不战而逃,让日军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就占领了大半个山东。
韩复榘的行为无疑让蒋介石对他十分不满,戴笠也趁着这个机会落井下石,将军统济南站站长发来的密报放到蒋介石的案头,让蒋介石明白韩复榘私底下在和日寇土肥原贤二进行接触,打算在山东建立伪政权。
韩复榘
蒋介石看完后,问戴笠韩复榘有没有参加李宗仁在徐州召开的军事会议。戴笠回答道:“韩复榘说中央说话不算数,答应每个月给他60万元军饷,结果一直没兑现,他信不过中央,所以没参会。”蒋介石听后骂了一句“娘希匹”,接着问道:“韩复榘接到中央指责他丢失济南的电报后,有什么反应?”
戴笠小心翼翼地说道:“他大放厥词,说什么'济南丢失由我负责,不知南京丢失,该不该蒋某人负责呢?’”
戴笠复述的这一段话,无疑是在戳蒋介石的肺管子,他当即拍案而起说要“制裁”韩复榘。
1938年1月8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给韩复榘发去了一封急电,邀请他前往开封参加抗日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因为路上可能遇到日寇埋伏,电报里特别申明韩复榘可以“多带卫队”。
蒋介石
一般军事将领参加这种会议时都要求轻车简从,因此韩复榘收到这一电报后觉得蒋介石是“真心相请”,遂坐火车前往开封,在开封车站受到了戴笠等人的“热烈欢迎”。
在火车站戴笠告诉韩复榘,因为部队驻地正在布置环境,所以警卫部队请暂留车厢候命。之后韩复榘只带着10名卫士,跟着戴笠一块去了袁家花园礼堂,并将随身武器交给了会议筹备处代管。
会议开始后,蒋介石立即宣布:“本次会议,首先要解决个别高级将领丧师失地问题。”之后,蒋介石宣布韩复榘犯丧师失地之罪,免去本兼各职,交军法处处理。
紧接着,戴笠就指挥四名宪兵将韩复榘架出会场,用专列运往武汉。经审理后,韩复榘于1月24日被戴笠指挥的军统特务秘密处决,事后蒋介石论功行赏,升戴笠为军统少将副局长。
蒋介石和戴笠
随着军统的势力越来越大,戴笠逐渐有了“读史”的爱好。每当有空闲时间,他就让秘书给自己读并讲解《二十四史》。当秘书讲到武则天时期酷吏周兴、来俊臣的下场时,戴笠总是心有戚戚焉,说:“我将来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
也正因此,戴笠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表达着对蒋介石的忠诚。比如,随着戴笠的风头越来越大,他开始被西方盟友称为“中国的希姆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听说过戴笠的名头,曾当面跟蒋介石表示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能亲自和戴笠这位中国的神秘人物见一面。
1945年4月3日,蒋介石在重庆城外歌乐山的中美合作所检阅“精锐部队”后,举行了一次晚宴。在晚宴上,戴笠专门让翻译告诉美国人,不要听信别人说他是“中国的希姆莱”的“坏话”,他只是“总司令的戴笠”,仅此而已。
戴笠(左)
虽然戴笠不止一次地跟蒋介石表忠心,但蒋介石在内心深处仍然对他有所防范,抗日战争胜利后,戴笠深有“飞鸟尽,良弓藏”的恐惧之感,觉得蒋介石可能会抛弃自己。
当1946年3月戴笠在北平活动时,收到了一封毛人凤发来的蒋介石要他去重庆参加会议的电报。在电报后面,毛人凤还特意提及了宣铁吾、黄珍吾、李士珍,这些人都是长期与戴笠交恶,一直在和他争夺警权的对手。
戴笠明白,这次会议将决定军统前途,当即命人给毛人凤写了一封回电,要毛人凤回复蒋介石,自己本月中旬才能到会。
因为内心有所不满,所以戴笠在电报后面加了句:“生云天在望,惟命是从,讵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生戴笠。”
戴笠
因为这封电报言语过激,毛人凤没敢转呈蒋介石。没收到回复的戴笠不由得十分心急,于1946年3月15日在北平乘坐一架C47型222号专机飞天津、济南,并于16日抵达青岛。在青岛,戴笠给蒋介石写了一份报告,说“望领袖多加爱护”。
按照戴笠的计划,他将于3月18日飞往重庆亲自跟蒋介石报告,摸清蒋介石对军统处理的底线,之后于19日参加会议。
因此,戴笠在抵达青岛的第二天上午就坐飞机飞往上海,准备之后转道重庆。因为日程安排满了,虽然17日当天天气不好,戴笠仍然不顾一切地下令让飞机起飞了。
17日下午的上海,天空乌云密布,下着大雨。戴笠飞机只得转道南京,结果南京的天气同样不好,正在飞机准备转道徐州时,撞到了南京附近江宁县的岱山之上,军统大特务头子戴笠,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了。
戴笠
当蒋介石得知戴笠这位“得意门生”死了后,还曾放声痛哭过,称戴笠“不愧革命信徒也”。后来随着国共内战的展开,蒋介石对戴笠越发怀念,说“雨农之丧,为革命之损失也。”
也正因此,在戴笠后事处理方面,蒋介石也给予了他厚葬。不但追授戴笠陆军中将军衔,还亲自出席了戴笠公祭仪式,亲作祭文叹曰:“胡期一朝,殒此英贤:心伤天丧,五内俱煎!”“惟君之死,不可补偿!”
秀做够了,该查的还是要查的。蒋介石在戴笠死后,曾专门派人去清查过戴笠的遗产,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蒋介石看到调查报告后直接对死去的戴笠破口大骂,没想到一直在自己身边表现得艰苦朴素的他,竟然在私底下贪污了巨额财产。
蒋介石
据一个蒋介石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仅戴笠明面上的财产,就黄金千余条,美钞十余万。他公开和秘密的公馆有十余处,上海,武汉,香港,天津,西安,南昌,北平,苏州,厦门等大中城市都有戴笠的公馆。
为了讨好电影明星胡蝶,戴笠专门在重庆神仙洞给她盖了一座豪华公馆,之后花了1万多银元购置了各种名贵花木种植在花园里面,为了博美人一笑,戴笠总共花费了数十万的民脂民膏。
不过,虽然被戴笠的贪污行为气得不轻,但是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还是捏着鼻子忍了。尤其是败退台湾之后,为了笼络特务人员,表示自己“不忘旧情”,蒋介石专门让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去大陆寻找戴笠遗族,将戴笠的儿媳妇和戴笠的孙子孙女接到台湾,并亲自接见了他们,给予了生活上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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