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是发源于中国，却在日本开花结果的高境界生活文化。日本以茶为基，上升到哲学、宗教的境界，发展出了茶道文化。茶道艺术成长于东方艺术的沃土之上，是东方艺术的精华。在讲述日本茶道时，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便是被尊称为日本茶圣、茶道集大成者——千利休。
千利休出生于日本和泉州的堺，本姓田中，名与四郎，家里是经营水产批发的，其家族在堺乃是颇有势力的商人。利休幼时便热心于茶道，加上家境殷实，早年就拜师学艺，因此年纪轻轻便在茶道领域收获美誉，24岁时获得“宗易”的道号，63岁时被正亲町天皇赐予“利休”这个后来世人熟悉的道号。与中国茶道不同，日本的茶道与政治、权力的关联颇深。日本战国时代，武将出征时经常在阵地前沿举行茶事，以壮士气。天正10年（1582年），60岁的千利休成为丰臣秀吉的茶头，即茶道侍从。丰臣秀吉统一日本、掌握政权之后，由于出身平凡，终日惶惶，十分追求名正言顺的地位。为了安抚天下，秀吉便利用天下首屈一指的茶人利休，利休也反过来利用拥有实权的秀吉及扩大自己的茶道的影响力。公元1585年，利休为秀吉举行了宫内茶会，茶会上正亲町天皇赐予秀吉“关白”的官位，以正秀吉在朝地位。两人后又于1587年举行大型茶事“北野大茶会”，规定不论是家臣、商人、还是农民百姓，只要是热心于茶道者皆可参加，以此向天下展示秀吉的地位，安抚民心。在利休主持茶会的契机下，秀吉得以获得名正言顺的地位，也稳定了自己的势力，正式走上人生的巅峰。而对于利休而言，大型茶事也为茶道的进一步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利休的茶道在晚年还原到淡泊寻常的本来面目上，追求禅宗“本来无一物”的美学观念，喜欢粗糙、形状不整、颜色暗淡质朴的陶茶具；而秀吉则仰慕中国，喜欢富丽、气派、色彩艳丽的茶具，并特制了黄金茶室和黄金茶具，经常向人展示其雍容华贵。秀吉反感利休的品味，而利休则从内心上则鄙视秀吉的华而不实。随着天下渐趋平定，秀吉认为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对利休的需要程度也有所变化了。利休从六十岁开始侍奉秀吉整整十年，这十年间是利休的茶道艺术硕果累累的时期，也是其名扬天下的时期，不管是多普通的茶具，只要经过利休一番开口称赞便能价值连城。但随着利休在社会上的名气越来越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秀吉，秀吉愈发感觉到自己的威严正在受到挑战。在日本封建时期，士、农、工、商有着严格的身份等级划分。秀吉认为，黄金就是黄金，泥土就得必须是泥土，泥土是永远不能成为黄金的。同样的，贵族就是贵族，农民就得终身是农民，农民是永远不能成为贵族的。虽然，秀吉自己本人就是最最草根的农民出身，但在掌握了至高权力之后，他已经完全无法容忍另一个可以重新制定规则的人存在。利休乃是一介草民，但却拥有一挥手就能让泥土变成黄金的影响力，这显然超越了自己应有的身份。只因利休在茶道上的建树，其影响力已经足以使得万物的价值混乱，可以无视身份秩序，因此只要利休存在就无法维持身份等级的铁则。按捺不住的秀吉决心赐死利休，摆放在金毛阁上的利休木像成为赐死他的导火线。秀吉认为，一身袈裟、脚穿草履的利休木像是将自己置于天主权威之上的大不敬；而对于利休利用自己在茶道上的地位把不值钱的茶具评鉴成价值连城的宝贝从而中饱私囊的行为，秀吉同样耿耿于怀。利休当然不是什么罪人，但当主人秀吉误解了自己时，也不得不从命。赐死，是君王对臣下的一种人格上的尊重，比起被君王杀死要荣耀许多。有勇气自尽是战国时代武士的美德。最终，利休选择切腹自尽，以身殉道。“祖佛共杀”意为修行时要不靠达摩不靠释迦，忘却达摩忘却释迦，发现本来自持的纯净佛心，以成正果。利休辞世之作展示了其以小死求大死的崇高境界。利休的死为其茶道艺术增添了永恒的力量，将茶道超出了艺道的范围提升到登峰造极的地位，茶道从此不再是统治阶级的附庸，而具有了独立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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