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上说屈原是“博文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在楚怀王时代,开始他是受到重用的,《史记》上说“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是个小人,他谗言伤害屈原,张仪又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将楚王玩弄于掌中。最后屈原是被楚王隔离的,张仪承诺楚绝齐后的六百里土地变成了六里,楚军与秦军的战争让楚师一败涂地。当时齐不救楚,魏又乘火打劫,蓝田再战楚师犹如丧家之犬。
屈原确实是碧血丹心,他使齐是为了维修两国友好,他劝楚王去秦看出这是秦的阴谋,但是怀王还是去了秦国,结果是客死异乡为后世所笑。下一任接班人史称顷襄王,上官大夫和令伊子兰又对屈原落井下石,屈原的政治生涯彻底被终结。在他投汨罗江之前遇到了一个渔父,两人进行了一番谈话。屈原说“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渔父却说“举世浑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屈原还是选择了“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屈原死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一批人不再谈论政治,对国家存亡也漠不关心,楚国终于难逃灭亡的灾厄。
到了汉文帝时有个贾谊,他是当时的一个才子,被文帝诏去做了博士。《史记》上说“每诏令议下,诸老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如其意所欲出”。贾谊的书是凭个人辛苦读出来的,那些诸老生只是被官封的尸虫,又怎么会有发达和成熟的思想呢。但贾谊之才锋芒毕露,又受国家宠幸,中国人嫉妒贤才和排斥贤才很普遍。贾谊受到权臣谗言被贬去干了长沙王的太傅,也正是此时他渡湘水吊起了屈原,彼此忧国忧民却受权臣谗逐,属于同命相怜。他作赋吊祭了屈原,赋曰“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又有“呜呼哀哉,逢时不详”,又有“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等语。
为什么司马迁将屈原和贾谊放在一个列传里,两个人的时代可是“百有余年”,难道是他们都属于忧国忧民,同命相怜,不是这样,忧国忧民的人又不是他们两个。那是因为贾谊的赋让天下人重新认识了屈原,在屈原死的时代,楚国是封杀他的,楚人迫于政治高压也不敢多谈屈原,只有一些故人和少数人用抛粽子的仪式去吊屈原。秦灭六国之后,李斯上书灭天下百家学派,当然也不允许楚人谈到屈原,但仍有一些人偷偷摸摸抛粽子吊祭屈原,一旦被逮捕就要被发配边塞。汉得天下之后,吊屈原的仪式还仅仅是在楚地,但也不是全部楚地。汉朝是个作赋的时代,随着贾谊的共鸣,他又在长沙,那么吊屈的活动才足渐兴起。
文帝有个儿子梁怀王,贾谊被征为梁怀文王的太傅,谁知怀王骑马时不甚摔死,贾谊终于“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楚人为了吊贾谊将他和屈原一块吊祭,不过活动多了一样,划着船一边抛粽子,朗读二人的赋。后来发展到了吹吹打打,又足渐行成了划船比赛,最后改成了龙舟。龙舟盛于南国,最早传入山东全境,至于全面传入北方那是三国曹魏时代了。至于全国传入的时间各有不同,不过唐宋时全国已经很流行,元时受到蒙古人的打压,满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活动最早在西汉初期从吴越传入日本,至于传到朝鲜那还是曹魏时代。
所以国人要弄明白,端午是吊屈原和贾谊的,抛粽子是怀念屈原,可划船呐喊却跟贾谊有关,这也是两人同于一个列传的原因。屈原的死为是他太忧国忧民,今天的话是说他愚忠,屈原死于他的爱国。在他当时的年代连政府都不觉得他是一个爱国者,还对爱国者穷追猛打,那么爱国还有什么意义呢。叛国者在当时政府眼里却是忠臣,爱国者却是他死了以后被后人才平的反,好人总是被后人来澄清。国人要吊屈原要学他的爱国精神,爱国怕有些牵强,与历史现实比较岂不是自相矛盾,任何一个时代政府要首先打压的就是忧国忧民的人。国人学屈原的爱国,是否和现政格格不入,假如屈原活在今天,他的爱国能一帆风顺吗,其结局又能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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