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遗民们心中，1644年明亡于清，与宋灭于元，具有同等的意义。中华文化在这两个关节点上都出现了深刻的变迁。所谓民族兴亡，家国盛衰，人生哀乐，都汇集于此，凝结在吴之振与他朋友们的笔下，并在三百年后浮现于今人目前
1694年的一天，衰颓侵袭了五十四岁的吴之振。也许是江南冬日的晦暗影响了他的情绪。相交多年的朋友们逐渐离世，可以彼此砥砺研讨诗文之人屈指可数。再加上家事冗杂，吴之振难免要慨叹学业日益荒落。
或许回忆是最佳的解愁除闷之法。他翻阅自己从前的诗文，在字里行间寻觅着往日的雄心和雅韵。当他读到《寻畅楼诗稿》的序言之时，泪水涟涟，以至化开了纸上的浓墨。那是多年前亦师亦友吕留良（号“晚村”）为他的诗集所做的文字。如今晚村过世已逾十载，他的坟墓已是芳草萋萋。尽管两人在最后的十来年里，因为志趣不同，往还渐行渐少，如今看到老友当年的勉励之语，吴之振还是伤感万分，三十多年来的情谊离合历历在目。
残山剩水下的遗民记忆
对吴之振来说，1663年前后的那些年，塑造了他生命的底色。自从十年前在童子试科场上结识吕留良，他便跟随晚村学习诗文。在那些狂歌邀月、静按琴徽的飘逸岁月里，成长于新朝的吴之振踏入了一个如蚕茧般编织而成的世界。
此时，距离明清鼎革已经过了十七个年头，江南惨烈纷扰的岁月亦已成为回忆。三十五岁的吕留良开始试图找回自己的精神生活。他的侄子吕宣忠惨死的血痕虽不曾减淡，但新朝似乎已经稳如磐石。他放弃了流亡生活，回到家乡，甚至在家族的压力下，去参加清朝的科举，成了异族朝廷的一名生员。这成为他一生迈不过去的心理疾困。甚至在多年以后，他被牵连到一场莫大的文字狱，家族受到残酷惩罚，自己亦被剖棺戮尸，那位满清的皇帝仍然忿忿不平——你吕留良做了本朝诸生十余年，然后幡然变节，又做明朝遗民，如此悖逆反复，无耻！可鄙！
这年正月初七，在吕留良的水生草堂，黄九烟、陈湘殷、紫绮兄弟等名流汇集一堂，二十四岁的吴之振躬逢其盛。他们饮酒唱和，还去东庄赏梅。吴之振写下“不须惊世路，聊此豁心胸”这样的诗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身处当代声誉最高的文人行列时的振奋心情。
很快，又一位大儒黄宗羲也到了崇德（石门）。他应邀来吕家设馆教授吕氏子弟。于是，品诗题画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这段堪称快乐的文会时期，饱经亡国之痛的吕留良亦称之为“唱和甚乐”。这年夏天，吴之振和侄子自牧开始选刻宋诗，搜集勘订，几位前辈皆参与其间。数年后，吴之振将以此获得文坛认可。
诗酒聚会一向在晚明文人生活图景中不可缺少。在度过清初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煎熬之后，文人们又有了找回过去习惯的动力。只不过，奢侈靡丽的晚明风格已经不复重现，而是“到今日山残水剩，对大江月明浪明”（《桃花扇》）的寄情反思。虽未曾有过像晚村那般痛彻心扉的亡国之思，时常浸润于身边人的亡国悲情与伤悼气氛，吴之振亦难免深陷遗民记忆之中。在他们品赏一幅《宋石门画辋川图》时，吕留良回忆他在顺治初参加义师抗清，身受箭伤的往事。年轻的吴之振亦在和诗中写道：“君不见残山胜水莫悲歌，朽缯败纸为身累。不如与君领略盆池山，沃君醇醪拭君泪。”
这年重阳节，吴之振随吕留良冒雨踏着泥浆集饮。晚村的表兄黄子锡拿出了一幅珍品、宋遗民陈仲美所画的《如此江山图》，众人边喝酒品赏，边和韵赋诗。参加这次聚会之人谁都未曾料想到，几十年后，他们在题咏中的感叹牢骚，居然触发了湖南一个读书人的神经，由此引发出一段弥天大案。而吕家不仅遭逢大难，晚村的名字在印刷品上亦只得以“”出现。
秋风卷起了庭前落叶飞舞，穿过轩窗，苏醒了在场中人的心中隐痛。“展卷未完寒具设，双眼如花心欲折”，吴之振题写了诗作之后，吕留良在潺潺细雨声中，为这幅画作序。他追述了此画的来历，接着提醒观画者，在画上题序题诗的那位“元遗民”，和原画家“宋遗民”不可相提并论。在诗的结尾，他请求黄子锡“为我泼墨重作图，收拾残山与胜水”。
在遗民们看来，1644年明亡于清，与宋灭于元，具有同等的意义。中华文化在这两个关节点上都出现了深刻的变迁，朝代更替更是历史悲剧。所谓民族兴亡、家园盛衰、人生哀乐，都汇集于此。吕留良在题诗中说，“亡国之痛不绝齿”，正是在天崩地解之际，未能死节而选择了生的许多遗民们终生走不出的尘网，也几乎是他们毕生讨论的题目。所谓“悲歌亦学宋遗民”，吴之振在吕留良、黄宗羲帮助下编选《宋诗钞》，不能不说正是怀念先朝的一种心理隐喻，同时亦是对华夏文化正统的一种葆举。三百多年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全宋诗》，《宋诗钞》正是最基础的参考文献。
“出”与“处”的两难
随着时间推移，遗民们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环境。清初一些读书人心怀家国之痛，或高蹈不仕，或埋首土室，或遁迹空门，或潜心著述、课徒授业，或者干脆寄迹山林，浪游天下，对新朝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然而在绵延近二十年的大规模抗清斗争失败之后，匡复明朝的希望已经极为渺茫。遗民身份是无法世袭的。在新朝成长起来的二代遗民们，往往已经没有了父辈由于锥心之痛而效忠故国的道德责任感。
这种分化直接影响了吴之振的世界。他和吕留良的关系，原是十分的相洽。自从相识以来，他跟随吕留良学诗，进入吕所代表的那个世界，然后在那个世界里熏染、氤氲，并得以跻身第一流的文人之列。而较为丰裕的家境，又使得吴之振可以不时接济生活困顿的吕留良，尤其是1666年吕留良放弃诸生的身份之后。就在重九聚会之后，吴之振奉母亲之命，把家中收藏的山茧绸赠送晚村。在写给吕的诗中，他说自己是俗人，难以消受这样的故国旧物，因此赠给吕留良。而晚村果然十分欣喜，写诗应答，在“江南遍地着韦毡”（“韦毡”泛指少数民族服饰，此处特指满族衣着）的时候，他可以“闭户独裁方护领”（“方护领”原指汉代儒生服饰，此处喻明朝服装）。对对方困境的体贴和精神的呵护，洋溢着读书人之间温情动人的不俗交谊。
在孤寂荒漠般的遗民精神世界里，身边有志合而道同的三五知己，确是可以纾解心结的重要途径。然而在1666年前后，吕留良不只与比自己年长的黄宗羲决裂，与比自己年幼的吴之振之间，也发生了裂痕。这年春天，吕留良到石门县教谕陈湘殷家中，告诉这位文友，自己从此放弃诸生的身份。过去数年，他曾在诗中反复表露这一心迹，如今获准县学除名之后，他将自己的行为比喻为文姬归汉。
而这年八月，吴之振则积极参加乡试，可惜未中。他毕竟还是放不下科举仕途。此后，两人由于石门知县而关系紧张。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吕留良描述此前两人的交情，“冀各有所成就，非世俗征逐酒食往还体面以为欢也”。也许是期许过深，一旦有所不洽，便如骨鲠在喉，虽经朋友说合，但内心已有了隔膜。
数年之后，吴之振《宋诗钞》定稿。他迫不及待要与全国的读书人分享这部饱含才华和野心的学术成果。1671年八月，吴之振携《宋诗钞》入京。吕留良颇不以为然，在给吴之振的信中，他告诫这位朋友，“诗文风雅”，当“自重于儒林”，他相信以吴的才华，定然会获取声名，天下钦慕，又何必去京师追名逐利。
事实上，读书人流向京城，谋取功名利禄，正是当时逐渐形成的风气。这被视作是明代以来所未有的“士风一变”（杨念群《何处是“江南”？》）。顾炎武因此感慨读书人轻浮竞逐，不能持守志向，就是他的门人也要游历京师谋讨生活。七年之后，康熙皇帝下旨，要求三品以上的京官和在外的督、抚、布、按等官员举荐学者，无论是已仕未仕，参加皇帝的博学鸿儒特科考试。对于坚守遗民立场的学者来说，这便是一场极为严峻的考验。其中便有顾炎武、傅山、吕留良、黄宗羲、朱彝尊等人。而像阎若璩这样的遗民二代，听闻自己被推荐参考特科考试，便极为兴奋。
此种文坛习气之下，吴之振想到北京碰一碰运气，也在情理之中。他为“公关之旅”准备了不菲的钱物。百余部《宋诗钞》分送名流大家，请求评鉴，真个是轰动京师，以后还置放在了乾隆皇帝的书架上。此外，像他送给王士祯的礼物便堪称贵重：宋椠本《徂徕先生集》和明代制墨大家罗小华所制之墨。藉着名流推重，他希望可以捐得一官半职，然而最终也只得个中书内阁的虚职。不过，僻居石门的吴之振，倒是由此得以结交京城的文章巨子和政坛显要。
然而，很快他便发觉京师的生活不如想象中那般美好。他认识的故友亲朋在官场不得意，许多人也只是勉强维持生计而已。老友吴光就在他客居京华之时逝去，老病无钱，还要他这位朋友代为谋划葬仪。于是，在次年春天，吴之振便决意离京南下。京中文人聚集于城南梁园，赠诗为他践行；有可能这种送别的宴席不止一次。自古以来，送别寄怀便是诗歌创作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赠行诗》除了勾勒出吴之振在京城的交际圈，也透露出仕清的江南文人们的微妙心态。与吴之振和他背后的那个世界的联系，亦是他们与过去的联系，或许可以平衡他们内心深处由于出仕带来的负疚感。
如今再读《赠行诗》，或能想见吴之振的春风得意。譬如田雯说他“风雅扶元宋，才名继李何”，尚不过是称赞他编选宋诗之功，许宾的赞美则可谓文人间的互相称许：“北雍昔列三千士，南国今推第一人”。同在京师的陆元辅则称赞他“清狂”“矫矫能自异”，在唯利是图的京师士林中鹤立鸡群。煌煌《赠行诗》说明吴之振此次北上，虽不曾真正进入官场，却也堪称不虚此行。在京师这个名利窟中，他以实力获得了一众名流认可。客观上陈廷敬、陈维岳、田雯、王士祯等著名诗人的赞誉，又直接扩大了《宋诗钞》的影响力。而清初宗宋诗风的形成，和此后浙东诗派的确立，在在都得益于这部《宋诗钞》。
对决意南返的吴之振来说，从“出”与“处”的漩涡中跳出来，他对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清晰可为的规划。
隐居岁月
1675年七月，石门城西“黄叶村庄”新开的一块菜地，在连日的雨水滋润下，长势喜人。主人吴之振心情舒展，作了两首《种菜诗》，遍邀天下名士唱和，种菜而后题咏，正是士大夫隐逸之风的代名词。汪琬、尤侗、黄宗炎、黄宗羲、顾湄等人和作不断。吴之振把《种菜诗》的唱和之作依次编排成册，让和吕留良一向交好的吴自牧拿给吕留良看。
就在上一年，吕留良从南京回来后，正式移居南阳村东庄，他放弃了炙手可热的时文评选工作，也不再远游他乡，过起了彻底的隐逸生涯。对《种菜诗》及诸家题咏，他的评价极为严厉，认为那些和诗“不堪置目”而“不觉失笑”。对吴之振的悠游岁月，和诗中黄宗羲所称道的黄叶村庄的祥和安乐，吕留良不以为然。吴之振在《自和种菜诗》中说“论担街心买大瓜”，和之者也说“但了残书咬菜根”“种此名根尽忘却，逢人不道故侯瓜”，吕留良在和诗中则反诘“燕麦兔葵争一笑，此间那有故侯瓜”。在他眼里，唱和题咏者大都已是新朝子民，在朝在野，均非逸民种菜，不过是附庸风雅，是他口中所谓的“时辈”。而他吕留良困守道行，坚毅孤决，不肯因清廷的日渐稳固而稍改初心，因此当黄宗羲建议两人复交时，他断然写了三首诗拒绝。
吴、吕两人虽时有唱和，但两人已经渐行渐远。吴之振像许多江南文人那样，流连诗酒，参禅悟道，早年的狂放激愤早已不再。而僧佛向为程朱坚定信徒的吕留良所深恶痛绝。“盖所争者在志趣，不在事迹；事迹可以修饰，志趣不可以修饰也”，在写给好友陈廷起的信中，吕留良道出了两人友情破裂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两人的分歧，代表了许多明遗民入清后的不同路径选择。
进入17世纪末年，遗民领袖们纷纷逝去。1682年，顾炎武卒；1683年，吕留良卒；1685年，傅山卒；1686年，黄宗炎卒；1692年，王夫之卒；1695年，黄宗羲卒……遗民的凋零，明清鼎革最直接的记忆也随之消逝，不过，历史深沉的记忆已经种植在文化因子里。它的再一次复苏要到20世纪——又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
在吴之振看来，死生聚散，不啻一梦。在留存下来的一张画像里，他目光柔和，气定神闲。他不会想到，以后他会受吕留良牵连而声名不彰；当然也未曾料到他会成为进入晚明遗民世界的一个通道。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