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焯是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的官员,从雍正十二年当福建巡抚,到乾隆三年又任浙江巡抚兼理盐政。他,犯了一般官员都会犯的错误,居官自肥,贪污了。这么大的官贪污,当然不是一个人贪污,必然有一个贪污的派系团伙。乾隆六年,卢焯等被弹劾。先是朝廷的调查组到了浙江,将他调到外地,案件牵涉到卢焯浙江湖嘉道员吕守曾和嘉兴知府扬景震。
当时,吕守曾也已经调到山西任布政使,得知被调查,自杀了。当时,杭州的老百姓不知情,还为卢焯一案叫屈,说卢大人是个有才干的人,有能力的官,甚至有人说,即便是这样他自己贪污但有工作能力的官员贪污一点也没关系嘛,如此等等,甚至闹事把副都统衙门前的鼓都毁坏了。乾隆帝闻奏,问近臣如何处理。近臣有言:山西布政使吕守曾都自杀了,就将案件推到他身上,慢慢地不了了之,对其他官员严加训诫,令其退赃,后逐渐降级处置,这样,朝廷保全脸面,也能息事安民。乾隆没有听这个建议,斥责道:官员以自杀企图掩盖罪行,逼迫朝廷,又或妄图以一人之死而永葆妻子荣贵,掩覆其他同案犯,不惟毫无廉耻,是为大逆不道。遂下令严查。最后将卢焯和扬景震“以坐赃判处绞刑监候”。
乾隆二十二年,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商量了一个敛财的好办法:以给朝廷、给皇帝进贡金炉的名义,收购云贵境内的黄金,大肆压低金价,中饱私囊,弄得吏民皆怨。眼看民怨沸腾,郭一裕被吓坏了,为掩覆自保,抢先上奏章参劾自己的同伙、上级恒文。乾隆帝派刘墉的父亲刘统勋率领调查组调查。所查属实。遂将恒文逮捕进京,乾隆帝面斥之,“宣谕赐自尽”。恒文临死,供出郭一裕是同谋并且是发起人,是创意者。乾隆又斥责郭,“命夺职,发军台效力。”同时对云贵当地十五名知情不报的官员,予以各降一级的处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为一般人根本“知”不了,做不到“知”。自古大奸大贪者,多为大才之人——唐穆宗时,宿州刺史李直臣贪赃当死,由于李多年在朝廷内外给自己经营人际关系,为他说情的人很多,都说他是一个有能力、有才干、有政绩的官员,也为朝廷、为地方做了不少好事,唐穆宗见那么多人为李直臣说情,也慢慢地动摇了,他对御史中丞牛僧孺说:那么多人都说李直臣是个有才干、有政绩的官,朕想这一次饶了他……
牛僧孺慢慢回话:是的,他是有才,但他的不才,却在于拿着朝廷的俸禄,掌握着地方财政大权为自己结交各种关系,“天子制法,所以束缚有才者。”——朝廷的法律,就是要约束那些聪明有才智的人,不让他们妄逞才智。难道像安禄山这样乱天下的反贼不是有才的人吗?
唐穆宗听了,下旨,诛李直臣,有敢再为其关说者,朝廷派调查组调查。吓得谁也不敢出声了。
后唐明宗李嗣源非常痛恨贪官,在他短短的当皇帝的7年里,处置了不少贪官,比如他的亲密旧部将军的儿子史彦珣贪赃,很多人为其求情,史彦珣还是他李嗣源的外甥女女婿,是皇亲,李嗣源说:咱们是沙沱部(当时的少数民族),人家汉士大夫出身的官员内心一直鄙视嘲笑咱们没文化,不懂孔孟之道,咱们怎么能不对自己下手狠一点儿!“王法无私,岂可循亲”。供奉官丁某,掌握着朝廷的仓库,以公款结交各种关系,此人盗窃国库,用公款投资经营,非法获利无数,案发后,很多人为他求情,李嗣源说:“食我厚禄,盗我仓储,苏秦复生,说我不得!”并戮之。
由于李嗣源认真治理,五代时期的后唐,被称为“小康之世”,在中国历史中是非常有意思的时期,当政者一认真,再混乱的天下都很快呈现风气向良好淳厚变化的景象。
古人治贪,不可谓不严,上古有五刑,曰“火能变金色,故墨以变其肉;金能克木,故剕以去其骨节;木能克土,故劓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宫以断其淫;水能灭火,故大辟以绝其生命。”后在五刑外,又增加了流放,作为宽宥。在古代,当贪官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女真人建立的金朝,金大定十二年,有女真贵族官员贪赃,畏罪自杀于监狱,金世宗下旨说:不把他的尸体丢在街上任人踩踏,就算是厚葬了吧。贫穷的人沦为盗贼,可能是迫不得已,他都当官了,还贪赃,不但人坏,而且愚蠢,他自杀是胁迫朝廷不再追究他的妻子,想得美!“贪人败类,其子必无廉清”,“其诸子皆可除名”。
其实在汉代,比如汉桓帝时,就名诏:“赃吏子孙,不得察举。”——想着隔若干年,后代子孙再当官,连门都没有!
宋朝范仲淹针对那些认为要宽宥贪官、同情贪官自杀等等的现象,说了一句名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一个贪官伏罪,或畏罪自杀,痛哭的是一贪官一家,而徇私枉法,屈法惠奸,让贪官一家不哭,却杀伤的是天下人心,杀伤的是人对国家和未来的希望,所以这是一路哭,两者孰轻孰重,显而易见。
有人说,古代那么严厉处置贪官,不也没消灭贪污吗?这是心里有了妄念的人才有的说法,这种人当官也必是贪官。须知治贪如洗衣,衣服污脏,在所难免,要在不能不洗,实在破旧不堪洗,就应换新的。那种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妄图,是一种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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