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来临口红的进一步蜕变前，我们先回头看一下中国史。口红变迁在西方史中跌宕起伏、波诡云谲、繁复缤纷，是周期性、螺旋式上升，伴随着历史情境变迁而展开，对比之下口红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轨迹则是如涓涓细流，平缓地线性渐变。自进入农耕封建社会，社会分工迅速形成，男权和君权紧紧相连，殷周时期就出现了纳妾制度，男性为创造主体、女性为观照对象的男尊女卑性别权力关系成型，对女性提出了“德言容功”的要求，因而容貌也是社会对女性的重要规范，口红的使用从封建社会的开端就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很自然地从宗教图腾完全脱胎成女性图腾，其后也没有哪个朝代禁止过女性红妆。随后几千年口红的演变，主要是实用功能上的改变，即原料随着科技进步而改进，以及唇妆随着社会背景变迁而变化，所以口红在中国史上更多是一个依托女性附属身份的文化和时尚图腾。
各朝唇妆变化
先秦两汉期间， 口红原料从朱砂和动物油脂过渡到胭脂。和西方一样，早期口红色素主要从朱砂中获取，但朱砂的成分主要是硫化汞，超过一定成分会中毒，遇火锻会析出水银，所以长期使用会有慢性中毒的风险，而古人是到了清朝才开始意识到朱砂的毒性，此前一直奉为医药上品。但中国地大物博、得天独厚，很快就出现了一种安全得多的色素原料——红蓝花，制造胭脂的主要材料，女性把胭脂同时涂腮和唇，并一直沿用到民国。有学者考究，胭脂源于“焉支”，匈奴人聚居的西北焉支山盛产红蓝花，红蓝花可食用、治病和提取色素，对匈奴人非常重要，有民歌流传：“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汉朝大一统，张骞奉命出使西域，把红蓝花胭脂成品带回中原，到了西晋红蓝花被广泛移植培育，就影响了中国古代几千年的红妆之气。其实红蓝花的学名是红花，有活血通经、散瘀止痛的功效，但也会导致孕妇流产——胭脂能增加女性美貌程度，但胭脂的原料却有可能降低女性的生殖能力，万物之间的制衡关系真的非常奥妙。
使用红蓝花制作古法胭脂
最早的诗词也有不少是歌颂女子美貌的，如战国楚宋玉的《神女赋》“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可见“朱唇”已经成为一个美貌女子的标配，古人对“朱唇”的审美观念在这个时期就形成了。但是先秦两汉时期以德压美，美貌不够品德重要，对夫纲的服从是重中之重，所以这一时期女性妆容单调，崇尚粉白黛黑，唇妆非常单一。唇部化妆又称“点绛唇”，并不把上下唇涂满颜色，而只在唇部中间画一个圆点，嘴的其余部分涂白粉。用大片留白、强化中心的方法来改变唇形，塑造樱桃小口，不少学者评价这种中国古人独创的唇妆非常符合含蓄的东方之美。但是第一个点绛唇的女性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情不把整个嘴唇涂满呢？点绛唇的形成很可能是源于资源的稀缺，秦汉时期胭脂还是西域珍品，所以秦汉的宫廷贵族女性极有可能是出于节约资源的考虑而开创了上千年的点绛唇风潮，而这种一点红的韵味刚好符合了古代东方审美和禁止性挑逗的传统妇德要求。
魏晋南北朝男尊女卑的社会等级受到冲击，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民风开放、思想自由的朝代，女性地位所有上升，无论男女都对“美”有了自觉的追求，所以这一时期是史前文明以外的唯一的普遍男性都被允许和鼓励化妆的朝代，男色当道，与女色媲美。北齐年间中国史上第一部体系宏大的家训《颜氏家训》就提到贵族子弟需要“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在技术上，口红制作开始加入了香料，北魏贾思勰的生活百科全书《齐民要术》也详细记载了口红制造流程，需要加入丁香和藿香，这为口红添加了一个新的功能，红唇发展为香唇，魏晋雅趣之风名不虚传。而唇妆上，唇妆从一点红发展到一扇红——嘴唇还是不涂满，留下唇边的轮廓线，连这个时期的女性佛像中也是这样的唇妆。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姑娘
隋唐时期迎来了科技和文化艺术的繁盛至臻，有如香艳的罗马帝国。隋唐的女性极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注重美容和妆扮的群体，当时的时尚弄潮儿往往是宫廷妃嫔和娼妓，她们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完成化妆七步曲，妆感越浓重越好，大胆艳丽，标新立异，以致于很多人都不舍得卸妆，一卸妆就一盆红泥汤。在活了141岁的药王孙思邈提出的美容养生理念的指导下，唐朝的美妆养生体系已经发展成一门初具规模的独立学科，专职美容师在城市开设美容店。口红制造的材料和技术大大地丰富了，培育制作胭脂口脂的植物就达三十种，研发了一种叫“甲煎”的含有十四种名贵进口香料、工艺复杂的复合香料。而唇妆的发展更是百花齐放，隋唐时期女性涂口红的嘴唇面积是最大的，北宋的《清异录》记载的晚唐唇式有17种：
唐朝人走在时尚的最前端，天宝期间后出现了“啼妆”和“血晕妆”的丧气妆容。白居易的《时世妆》写道“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血晕妆就更前卫了，剔去眉毛，用红紫色涂画三四横道，随着用手抹开，追求血肉模糊的效果。风靡一时的啼妆和血晕妆，无论是黑色的唇和血肉模糊的眉都有病态暴力美学的雏形，甚至有种亡国征兆的黑色幽默，这和天宝年间安禄山叛变后国运渐渐衰落有关。可以说，隋唐的女性把化妆从日常惯例发展成了一种映照现实、超越现实的色彩艺术。
唐朝姑娘端庄版
唐朝姑娘萌萌哒版
隋唐过后，女性的形象又从华丽奔放转向清雅内敛，从此以后浓艳娇小的樱桃小口回归，直到清朝还被追捧，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写道“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淡淡樱桃颗”。这里不得不提唯一的有清晰史料证明的中国古代口红控——慈禧太后。慈禧使用的纯天然胭脂是每年阴历四月中旬，京西妙峰山进贡玫瑰花，几百斤里一瓣一瓣地挑出二十斤左右的砂红色花瓣，制成花汁备用。凃樱桃小口时把丝绵胭脂卷成细卷，上唇少凃下唇多涂，但一定不能像西洋女性那样整个嘴唇都涂满。
明清姑娘
纵观 整个中国封建皇朝历史，口红是平稳发展的，随着技术进步而用更丰富的植物和香料，随着社会风气变迁而演化出各种唇式。但无论唇妆如何变化，总的趋势都是点绛唇、樱桃小口，因此口红对中国女性的主要作用不是强化唇部的美艳性感，而是把大嘴变成小嘴，达到欲说还休、半遮半掩的效果，煞费苦心营造出含蓄之美，不得不说古代女性深谙闷骚的精髓。相较于西方，在中国口红与女性建立的专属关系更迅捷和自然，但与性的联系被刻意弱化，也不具鲜明的阶级划分属性，更多是一个时尚潮流窗口，折射出各朝各代的社会风气。
虽然中国的纯天然口红工艺积累了如此多的成果，但是这种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在进入民国就开始被淘汰。中国本土口红工艺史始于先秦终于清末明初，今天我们所用的口红都已经和民国前的口红无关了。进入20世纪，现代口红在美国主导下蜕变，诞生出新的经济内核。
20世纪来临，美国进入全面工业化、现代化，经济飞速增长，二战后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挑战欧洲成为了新的世界霸主。很自然地，口红发展的主要舞台被搬到了美国，美国人赋予了口红新的内核，使其变成一件商品、一个行业、一种消费。而口红的现代化和商业化趋势，也成功地随着美国有效的意识形态输出而辐射到全球。20世纪的现代口红，已经淡去了宗教色彩，成为了全新的经济图腾。
1867年，史上第一家销售化妆品的百货公司——纽约B.Altman百货公司开业，及一种可以上腮和唇上红色的化妆品获得了发明专利。这一年，英国还在纠结女性该不该涂口红，美国开始把口红列为正规商品。1900-1930年代，口红的商品产业化迅猛发展。首先是制造工艺日臻完善和实现规模量产。1910年代第一支管状口红研发成功，1915年第一支金属管口红温室，1923年旋转口红被发明，今天我们熟悉的口红才被定型下来的。在1920年代，关于口红的专利进入爆发期，短短几年间美国专利局收到超过100个口红设计的专利申请。其次商业广告拉开序幕，口红营销成为了最早的商业案例，当时卡车和火车上都挂起了巨大的广告宣传画，实行一轮轮的广告轰炸。商家们瞄准了女性市场，强调女性和口红的专属关系，当时有条著名的广告语写道“口唇不化妆的女性，就像不会发光的电灯泡”。“代沟”（generation gap）这词正是诞生于1925年的一个口红广告语，形容母女间对口红的观念偏好不同。这期间制造商的广告营销策略成功改变了大众对口红的观念，让口红开始成为新时代女性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1920年代超过5000万美国女性使用口红，1930年代在咖啡厅和电影院随处可见女性公开补妆涂口红。化妆品成为了汽车、电影、私卖酒之后第四大产业，在大萧条时期反而畅销。
1930年代末口红产业初具规模，而二战的硝烟把把口红产业推向了巅峰。二战期间，口红制造销售商构思出了逆天的宣传策略——把口红和战争联系在一起，口红是在国家危难面前仍充满活力并具有治愈能力的女性化身，女性涂上口红能为士兵带来巨大的正能量，所以口红被重塑成鼓舞士气的爱国主义符号。当时一个较大的口红制造商Tangee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营销活动“战争、女性、与口红 （War, Woman, and Lipsticks）”，鼓励女性涂上明艳的口红，展现勇气和魅力，来激起举国昂扬的斗志。女性涂口红就是参与战争的有效方式，这种观念迅速被大众接受。当时大工厂都临时转为生产战备物资，一众时装公司积极承担口红生产任务，保证口红的战时供应，并在军用口红加上临时灯，停电紧急情况都能使用。美国海军开办培训课程，教导女兵如何快速化出军妆。美国军队还规定，从军女性的口红颜色必须和制服上的红色徽章和帽子上的红色细线搭配，伊丽莎白雅顿为此研发了名为Montezuma的红色供军队使用。这一批被鼓励涂上正红色口红而加入工厂或军队的女性，被称为红唇军。英国人也采取类似的做法，当时丘吉尔政府决定限制所有化妆品的生产，除了口红能继续大规模生产。另外，英美的敌人——德国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却不允许女性化妆涂口红，所以美国红唇军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战斗力。从1941年到1946年，美国的口红销售额从二千万增至三千万美元，90%的女性都用口红。到了1950年代，100%的女大学生和98%的女性都会用口红，而只有96%的女性会刷牙，所以美国女性对口红的依赖已经到了牙可以不刷、但口红不可以不涂的程度了。简而言之，特殊的二战期间，市场营销力量抓准了口红的性图腾内核——红唇能让男性振奋，进而将其包装成一个武器、军用品、战斗力、爱国符号，为女性在男权掌控的战争中找到了合适位置。因此，口红本质是战争特殊背景下、由经济力量驱动、与政治力量捆绑的女性图腾。
伊丽莎白雅顿研发的
红唇军宣传海报
二战让口红成为了积极的社会政治符号，各大化妆品牌在1970年代进入白热化的竞争局面，打砸竞争对手的商店和展品、偷取配方等的恶性竞争行为大量出现，政府加强监管，并加强了对口红研发原料和技术的安全性立法，二十世纪下半叶口红产业继续稳定增长，以航空业为首的服务行业也开始要求女职员必须化妆涂口红。到了2000年，美国平均每个女性一年买4支口红。时至今日，经济学家发现了一种有趣的经济现象“口红效益”——每当美国经济不景气，口红的销量反而会直线上升；大萧条、二战、世界金融危机期间，口红销量都特别好。经济学的解释是纵使不景气，人们仍有强烈的消费欲望，而口红这种既廉价又能带来极大的安慰的商品就成了消费者首选。口红效应源自于口红的低成本和治愈属性，归根到底都是商业广告力量 ，特别是二战营销运动的重塑。
早期美国制造口红
我们看到商业营销半个世纪重塑口红图腾内核的巨大成功，但美国女性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玩偶、轻易接受市场力量灌输的规训，她们对口红也有基于女性主义的解读。在1910年代商业营销的序幕阶段，口红被美国女性认为是女性解放的象征。西方史上对口红的偏见，本质是对女性的歧视，口红是女权的一种隐喻，口红成为禁忌则是折射女性受到宗教、法律、社会道德等等的多重压迫，因而口红长期承载的丰富人文内涵使其成为最佳的女性解放运动符号。早期女权人士都认为女性解放，从涂上口红开始。1912年，美国妇女为争取女性政治权利的大游行中，红唇成为一个鲜明的符号、一个反抗的徽章，此后一系列相关的游行活动中都把涂口红作为一个标准的流程。但是随着口红的商业化和政治化，尤其是二战强化了红唇的性暗示，1970年代口红被朋克摇滚流派捧为反叛的象征，用来表达性、暴力和一切叛逆人类的异常行为，紫色和黑色的口红风靡一时。同时，女权主义者倒戈批判口红，指责口红发展至今已经沦为商业消费符号，这种消费主义正在瓦解女性，女性之美被物化、被工具化，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她们拒绝涂口红，但这似乎促使化妆品公司推出自然裸妆的新一代产品。总之在口红图腾的演变中，女权主义和市场力量一开始是不谋而合，到后来有部分女权主义思潮试图挑战口红，已经无法阻挡口红渗透到美国女性的日常生活，成为像呼吸一样自然的存在了。
图文来源网络 由湖南微时光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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