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陇新文学往事
管窥陇上新文化的传播
往事是无法永久地被尘埃所埋没的。五四运动后，陇上新文学是如何兴起的？这个曾被人们忽略的话题，而今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诸多被埋没的往事逐渐走出尘封的历史，揭开它们神秘的面纱。 陇上新文学和全国新文化运动相比，既同步也滞后，但也为新文学运动开辟边塞雄风独特题材。可以这样说，甘肃的新文学虽然迟缓，但新文化与甘肃本土文化的第一次交汇，不仅拓展了新文化运动的范畴，更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一抹边塞亮色。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率先发起了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运动，这场运动既是思想文化的革新，也是文学革命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被人们称为新文化运动。对当时封建没落的中国而言，这场运动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然而，这场运动在偏远的甘肃却没有掀起多少波澜。在上世纪初，甘肃境内交通基本靠走，在东南沿海地区人眼中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北京、上海等师生们发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传到甘肃后，已经有些时过境迁了。五四运动爆发一个月后消息才传到兰州。当时，甘肃人获得消息的渠道主要是信件和报纸，消息传递非常迟缓。另一方面，在外地读书的甘肃籍学子却丝毫不落后，他们参加五四运动，宣传新文化都敢为人先。1920年，在北京的甘肃籍学子就创办了新陇杂志社。 这个故事应该从1938年说起。1938年端午，日寇正逼近武汉，武汉大会战紧张筹备中。战火间隙，三位投笔从戎的甘肃诗人，在黄鹤楼附近的长江边上，眺望江水，怀念家乡，分析战局，畅谈感怀。这三人是兰州诗人弱琴、“花儿”研究第一人张亚雄、西北问题研究专家、诗人孤萍。 畅谈之中，一首《我们的十年》就从他们笔下流淌了出来。诗是这样写的： 诗中的“十年以前”，就是指1928年前后，真正本土意义上甘肃新文学也就是这时候蓬勃兴起的。这时的甘肃实际上也包括青海、宁夏(宁、青于1929年建省)。 甘肃新文学的兴起和国民军入甘密切相关。1925年冯玉祥国民军入甘，不仅对甘肃本土落后的保守势力是一次洗涤，也带来新文化运动的诸多气息。后来在兰州创办了《民国日报》和《新陇日报》，其副刊上，中山大学、省立一中、兰州师范和政训所等大中院校的学生，发表了大量的白话诗文，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三陇新文学兴起的标志。 早在“五四”爆发不久的1920年，甘肃在京的学生就创办了刊登语体文的《新陇》杂志。虽然没有专设文艺栏目，但刊登的杂感、通讯，文学色彩还是比较浓厚的。我有幸收藏了1926年的一张《通俗日报》，陇上的《通俗日报》创刊于1913年，辟有半版副刊，名曰“杂货铺”，刊登新文学作品，既然是“通俗”的白话报，应该很早就刊登了可称之为新文学的白话作品，只是我们读不到了。这或许是甘肃报纸中最早的含新文学的副刊了。至今，尚未见各大图书馆保存有该报纸。但这些，在当年的新文学作者眼中，只能算是新文学在三陇的“播种”，不能算是“兴起”。 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和传播，与报纸副刊的兴起、壮大是密不可分的。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甘肃报纸的副刊是非常热闹的，刊物众多，连续时间长。这为甘肃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办得时间比较长的副刊，有《自由之花》和《新陇副镌》，都有三四百期之多，每期的大多数版面刊登纯文学作品，数量之多在三陇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全国，也应该是值得注意的。当时，人们认为这两大副刊的创办是兰州地区新文艺兴起的标志。 值得关注的是其时的报纸副刊，大多是以单独发行的方式出现，可装订成册，以期刊的形式和报纸“分居”。比如附在《新陇日报》上发行的《微风》周刊，这是甘、宁、青三省新文学史上最早的纯文学刊物，先后发行了几十期。除此之外，《妇女》、《党星》、《朝霞》、《天梯》、《新陇论衡》、《韶华》、《鸣镝》、《长风》、《民国日报副刊》等也多附在两报上，也可装订成杂志形式。 除两报副刊之外，还有《陇上青年》和各校的校刊，也都是新文学作者活跃的阵地。可见，当时新文学在陇上是很盛行的。 甘肃虽偏僻，但新文学兴起之初的作者方阵还是很庞大的。知情者张亚雄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凭记忆列了一个三十人左右的名单。当然这个名单不太准确，也不全。 写于长江边的《我们的十年》里面说：“战士无名，群妖嫉视；报人落拓，老去雄心；枪杆撂倒了我们的园丁；文章入狱居然羁毁了溪云；阑珊了的芝，吹散了的萍；寂灭了笠艇，情死了仁痕；远戍戍病禅性，独奏奏哑弦琴……” 这段诗句“隐藏”着一个新文学作者名单。尚能辨识的是：无名，是高冠青的笔名，因涉共嫌疑险遭被捕；“老去雄心”说的是张亚雄，兰州知名的老报人；芝是芝畅，靖远苏跃江，以字子长的谐音芝畅为笔名，后来担任《民国日报》总编；萍是孤萍，作家王智的笔名，在南京主编过《拓荒》，因字子明，也用笔名子鸣；笠艇和仁痕，是英年早逝的三陇第一代诗人，笠艇是临潭于立亭的笔名，“花儿”中著名的《八来歌》，可能就是他的创作，大概1935年病逝，仁痕是王达夫的笔名，死得更早，芝畅曾写诗悼念过他，是因情而死；病禅姓吕，应是吕郁哉，副刊的编辑，写有长篇笔记《病禅碎墨》，曾远走河西任教，后来是著名的中医；琴是弱琴，是潘若清的笔名，担任过《西北日报》社长。 这首诗里，仅列了十人，翻读当年的报刊，发表诗文比较多的还有：靖远的刘呈芝、后来的著名黄土学家王永炎、《兰州春秋》作者张慎微等等。总体估计，陇上的新文学方阵有近百人之多。 在甘肃本土之外，平、沪、京的学生也是新文学的生力军，比如水天同20年代编《清华周刊》，李江辉在《晨报副镌》上发表有散文诗和评论。 如今年代久远，文献不足征，余生也晚，未能赶上在当年幸存者生前采访，报刊上众多的作者，已很难辨识是哪些人的笔名了。 纵观上世纪前半叶，三陇大地相当落后。尤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不聊生，灾害不断，战乱不休。甘肃本土的文化人有着强烈改变现状的愿望。这也是新文学能在甘肃轰轰烈烈的原因之一。 新文学“西游”至以兰州为中心三陇的时候，已是“大革命”前后。而新文学本身就有“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的双重性质。因而，参加写诗、白话文的陇上青年都有一股“火般热情”，自命为沙漠中的“贫乏的绿素”。但总的来说，热情有余，理智不足，激情压倒了艺术，在写作上，模仿之作多，真正的创作少。 现在回头看他们写的东西，总的来说，年轻作者的学养有限、生活面窄，又得不到大作家、大刊物的指导和提携，真正的文学成就有限。也正是这样的“前天不足，后天不良”，导致了新文学写作没有持续的后劲，难以持久，兴旺了三四年后大都塌火了，几乎没有一人成长为职业的、成熟的作家。可以说“都是些未成名的诗人”。 “民国十八年”，三陇遭受空前的天灾人祸，反应这一历史事件的作品却不多，鲜有堪与王竹溪《龙蛇泪痕》相媲美的作品。各文体中，成就比较高的当属游记、考察记，政论文、时事评论，成绩也相当可观，散文和小说，大都写个人心境，属“写生体”，文体界限不很明了。诗歌数量最多，也有诗剧，艺术性高的还要数水天同的几首诗，如1930年在纽约写的《忆--》，可以毫不愧色地跻身于当时最优秀的新诗之列。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还兴起了一个庞大的女作者群。其中有，因师生恋事件三陇知名，也写了不少有关女权作品的张审琴，四十年代被誉为“三兰一菊”中的魏佩兰、沈滋兰，也写了不少的诗文，慕少堂的女公子慕文云也擅长语体文，得顾颉刚赞誉的临洮女师校长潘凌峰，也曾是新文学的积极作者。比较突出的，有两位诗人，平凉的吴瑞霞，有《梦芸女士遗著》出版，除旧体诗以外，还收有她在北京上学时创作的新月色彩的新诗和一些小说、散文，临洮人赵菊英，字月霞，擅长诗词，现存有《月霞诗集》，白话诗文也相当可观，两位女子很年轻就去世了。需要补说的是，当年的女子，深感兰州风气闭塞保守，竟然认真地讨论过要在兰州街头裸体游行，抗议示威，以争取女权。我们今天读了都有点咋舌。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期间的三陇新文学，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但我不赞成一棒子打死，不能把成绩一概抹杀，毕竟是这群青年把新文学的“微风”高姿态地带上了三陇高地。讲述人：卜卡，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讲师（时在2015年）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