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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泗,被乾隆皇帝处死的名将,传说是甘肃人,其实是……

张广泗籍贯考

高启安

(兰州商学院 敦煌文化研究所,730020)

《丝绸之路》杂志2011年第15期刊登了《名将疑云:寻找张广泗家乡》一文,据生活在今甘肃省景泰县寺滩乡宽沟村张姓村民说,清代名将、处理西南少数民族事务能手、为安定西南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张广泗,是此地人,该地地名形成也与张广泗被杀有关。

“张之廉说,张广泗被斩后,这里的张氏族人为防备朝廷株连,就将这里分为上、下扁水,将张广泗府邸所在的地方称为下扁水。有人告诉我们,扁水这个地名也是有来历的,据说,张广泗的府邸前挂一大匾,而门前有一溪水长流,故而人们称之为扁水。”

该文作者曾就此专访当地,找到了一些据说可能与张广泗有关的建筑遗迹。

而在景泰县,该说法确实比较流行。笔者小时候即在民间听到张广泗为景泰人的传说,说得有鼻子有眼。不仅说上下扁水张姓因张广泗被杀而躲避,还说张广泗本与岳钟琪为表亲。二人反目互斗,两败俱伤,终致一人身陷囹圄,一人不得善终。因此有必要对此稍加辨证。

由于清朝正史对张广泗的籍贯未予记载,只简单一句话: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没有留下相关作品及记载,其确切籍贯鲜有人提及,因此,寺滩乡流传此类说法不足为怪。

文章说“岳钟琪、张广泗虽功勋卓著,但却悲喜两重天。如今,岳钟琪为人们所熟知,而张广泗却连家乡都找不到。”(同上)

而甘肃省文物局编《甘肃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一书在没有确证的情况下,认定宽沟村扁水碑滩墓葬群为张广泗祖茔。

其实,张广泗的籍贯,并非没有史料记载。

张广泗曾在贵州任职多年,他之发迹,始于贵州。康熙六十一年前,由监生捐纳入官,候补知府,康熙六十一年(1722),选授贵州思州知府,雍正四年以后,在官场上一路顺风,到雍正五年,即已任贵州按察使,成为方面大员,雍正、乾隆相继委以西南重任,依为干城,除了其出色的才干外,另一个获得雍正皇帝信任的原因,应该与其“汉军镶红旗”的身份有关。

我们知道,汉军八旗的组成人员主要以清初贵族征战中所掠夺的关外、关内一带的汉人及降人为主,他们隶属于各贵族,与奴隶身份不相上下。但清军入关以后,则汉军八旗人的地位要高于其他汉人,八旗汉军甚至有和满人同等的地位,甚或被视为满族。

《旗军志》的作者金德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爰立八旗,曰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每旗析三部:以从龙部落及傍小国臣顺者子孙臣民为‘满洲’,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内徙者,别为‘蒙古’;而以辽人故明指挥使子孙,他中朝将众来降及所掠得,别隶为‘汉军’。”

王钟翰先生在《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凡被编置在八旗之下的人们,不管满洲也好,蒙古也好,汉军也好,都可以自称或被称为‘旗人’即满族人了。……前人一向是把汉军旗人当作八旗成员之一来对待的。”

后来虽有汉人隶属或加入汉军八旗的现象,但其地位,总不如早年入关前加入汉八旗、满化较深者。而张广泗在康熙六十一年前即由监生捐纳入官,候补知府,六十一年恩授思州知府,可见其家族在籍时间不短。从张广泗给雍正的奏折中自称为“奴才”,亦可知张氏家族应为早年入旗的汉军。

有关张广泗家世籍贯资料并非一无所有。

张广泗于乾隆元年任贵州总督,《贵州通志》清楚记载其为奉天人:“张广泗,奉天人,贡监,乾隆元年任。”奉天即沈阳,为张广泗确属汉军旗人提供了佐证,也是张广泗非景泰人的铁证。所谓“贡监”,正是捐纳出身官员的称谓。此《贵州通志》的撰修负责人中,就有张广泗本人,而且就是他在修撰完备后上书呈献该志的,记载其为奉天人不致有错。按扁水张氏传说因广泗处斩而隐匿族籍,而此时广泗正春风得意,何以改籍贯为“奉天人”?

除此外,我们在《雍正朱批御旨》中,看到了这样的资料:

雍正六年十月上谕二十五道,初二日奉上谕:原任通判张镐,素性钻营多事,居官声名甚劣,及在营田水利効力,又不奉公守法,致犯枷责之罪。近览张广泗奏折,始知张镐即张广泗之父。张广泗历任声名甚优,且能实心为国家宣力,诚足以盖父之愆。从前赵宏恩之父赵世纶赃私累累,朕因赵宏恩勤慎居官,特开恩宽宥其罪。今张镐既有此贤能之子,着将张镐枷责宽免。张镐应洗心涤虑,安静守分,俾其子得以专心供职,上报国恩。倘仍蹈故辙,或贻累伊子声名,必将伊父子一并治罪!

张广泗在上雍正的奏折中为父求情,则说得稍微详细,不惮冗长,抄录如下:

奏为谨陈蚁悃跪恳天恩事:窃臣父原任山东兖州府管河通判张镐,于康熙五十七年丁忧回旗候补,于雍正四年蒙皇上天恩,命往水利营田效力,因父奉委卖米,有应交米价银两迟延日久,始行缴纳,经总理水利营田使怡亲王参奏,奉旨交部议处。昨阅钞报,内开刑部题为特参亏空等事,将臣父拟以枷责等因具题,奉旨依议。钦此。跪读之下,战栗惶恐,感激涕零。伏念臣父以闲废之员,蒙我皇上天恩,录用命往水利效力。臣以庸劣愚贱之人,蒙圣主拔擢巡抚,隆恩异数,荣宠非常。父子既受我圣主格外之恩,今臣父有罪,亦宜从重加倍究治,乃复蒙皇上如天之仁,仅将臣父予以枷责。惟举家顶戴,何敢复有渎陈?但思臣父犯罪,则臣系罪人之子,何以表率寮属,忝任封疆?又据臣在京家人禀称:臣父在顺城门内枷号二旬,因患病求保,俟病稍痊,再行赴部领罪,尚未蒙准等语。伏念臣父受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能竭力图报,自取重咎,虽骈首待死,亦罪所宜然。惟是臣父年近六旬,素有弱疾,今复染重病,若不能保出调养,势必旦夕就毙,长戴此罪名以没世矣,虽欲改悔迁善,其道无由。为此臣跪恳天恩,将贵州巡抚员缺另简贤员,准赴京代父加等领罪,或容遵旨,敬谨竭力,办理生苗事竣,即星驰赴京代父领罪,使父得以洗心涤虑,痛加改悔,则臣父子均沐我皇上赐以再生之恩,自新之路虽捐糜顶踵,肝脑涂地,不能仰报于万一也。无任战栗哀吁之至。谨奏!

雍正皇帝的朱批则颇有意思,反映了他的御臣术:

此奏朕嘉悦览之。殊不料张镐生汝此等佳儿。暨赵世锡生赵宏恩、郭维莞生郭,皆属事。虽然人材后胜于前,正乃国家之福也。汝父之居心行事,汝为其子,自不敢言姑,平心一思,是耶?非耶?但既生汝,如是为国宣猷,奉公效力,之子则诸过悉可抵除,已有旨,尽宽尔父之罪矣。至汝父之心行,当以为终身戒,万勿稍蹈一二,切须砥砺操守,若似汝父,是所谓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虽悔何及?谨志朕恩,莫致有负。勉之。勉之。

我们在《兖州府志》中找到了张镐其人:“张镐,镶红旗人,俱康熙时任以上捕河通判。”

可知张广泗的父亲叫张镐,原任山东兖州府捕河通判,虽是一个低级小吏,却是一个肥差,这可从张广泗捐纳知府看出。按清代捐纳制度,在满足捐纳的条件下,捐出的钱越多,所得的职位越高。张广泗出手慷慨,应该与其家资丰饶有关(张的仇人岳钟琪于康熙五十年捐官,只捐了个“同知”。张广泗于康熙六十一年前捐纳,时间上的吻合,恐与其父任捕河通判有关)。张镐于康熙五十七年丁忧回旗候补,雍正四年即在怡亲王负责的“水利营田”效力,委派购粮重任,属于怡亲王管辖,可见张家与皇族关系之不一般(笔者臆测,广泗之父张镐很可能原是怡亲王允祥家奴)。大概贪污了买米的银两,怡亲王恐受牵连,先行参奏,受到枷责的处分。而此时张广泗正负责西南苗民事务,受到雍正皇帝的倚重和恩宠,所以,张广泗为父求情的奏折一到,雍正立刻做出了“尽寛尔父之罪”的决定,还对张广泗一顿夸奖。

张广泗果若是景泰人,则不可能在甘肃地方志中渺无信息或漏载。清代《临洮府志》、《皋兰县志》、《兰州府志》以及《皋兰县红水分县采访事略》、《创修红水县志》等,均不言广泗为景泰人者。在历代地方志非常重视乡贤、本邑高官事迹的历史背景下,诸方志不载广泗事迹,不言广泗为本邑人,张广泗祖籍非景泰明矣。

另外,据《甘肃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一书,碑滩共有墓7排21座,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笔者曾专程考察),则墓主家族在此地生活时间不短,残存碑座等物显示,墓主为一豪贵,不至于因一人犯罪而整族湮没于史籍。

可见,张广泗乃隶籍奉天,为汉军襄红旗人,与景泰无涉。扁水张氏关于张广泗的这个传说,显系附会名人。景泰寺滩乡扁水村张氏应与张广泗没有关系。

《清代七百名人传》记载张广泗一子,名桓,张广泗被杀后,被夺世职,发黑龙江充军。

至于附会背后有无其它原因?笔者不敢妄断;扁水碑滩墓群的墓主究竟为何姓、如姓张究竟为哪个张姓豪贵,还需要更多文物证实。


王文元《名将疑云:寻找张广泗家乡》,《丝绸之路》2011年第15期,第16-19页。

甘肃省文物局编《甘肃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第90页。

[清]金德纯《旗军志》,金毓黻辑《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第2063页。

王钟翰《清史新考·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第53页。

《贵州通志》卷十八,[台]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3~1986年。第571册,第478页。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七十四,[台]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3~1986年,第415册,第128页。

《世宗宪皇帝朱批御旨》卷189,[台]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3~1986年,第424册,第135-136页。

《乾隆兖州府志》卷十二《职官志·通判》,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222页。

“康熙五十年由捐纳同知改武,补松潘镇中军游击。”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053册,名人类9、朱方增辑《从政观法录》卷十九《三等威信公甘肃提督岳锺琪子浚附》,第165页。[台湾]明文书局,1986。)

“子桓,夺世职,发黑龙江。”(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9、蔡冠洛编纂《清代七百名人传》第603页。[台湾]明文书局,1986。)吴忠匡总校订《满汉名臣传·张广泗列传》亦谓:“字桓,夺世职,发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第1111页。

                                                         本文作者高启安博士特授权刊载


高启安  博士  

兰州商学院敦煌文化研究所所长、甘肃敦煌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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