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15日至22日，来自国内敦煌学界的300多位专家学者云集兰州，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季羡林当选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并和22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中央，推动敦煌学的发展。
这次大会是百年敦煌学研究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毫不夸张地说，今天国内敦煌学界能够在国际敦煌学界平等对话，甚至于走到世界前列，和这次大会的召开密不可分。
这次由教育部、文化部、中国社科院联合召开的会议，集中整合了国内学术界的力量，使国内敦煌学研究从无序走向了有序发展，提出了在北京、新疆、兰州各建立一个研究中心，以便收集资料，培养人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机构作为当时选定的三个研究中心之一进入大发展时期，如今已经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去世了。和26年前的那个夏季一样，这同样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也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夏天。26年前，已经72岁的季羡林先生在兰州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讲述人 齐陈骏 兰州大学教授、著名敦煌学家
讲述人 郑炳林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齐陈骏、郑炳林二先生曾经讲述了他们所知道的1983年夏天季羡林先生的兰州之行。
来兰缘由
“季老是怎么来兰州的？这要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说起。”齐陈骏说。齐陈骏是兰州大学教授，著名敦煌学家。
1982年夏天，教育部蒋南翔部长来兰大考察，考察结束后，又去敦煌，学校指派齐陈骏先生负责陪同。
“在去敦煌的火车上，部长就问我，国内敦煌学界力量，哪里的强？是高校还是敦煌研究所？”齐陈骏说。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自然是高校的力量强大。人们都在思考如何整合国内学术界的力量。
“部长说能不能整合国内高校的力量，成立一个研究协调机构呢？我当时建议成立一个研究协会。”齐陈骏说。
当时，学术界流传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日本”的说法。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爱国成为当时国内敦煌学术界面临的首要问题。
“从敦煌回来后，教育部的一个处长章学新就留在兰大，住在兰大的老招待所，和我一起筹划成立学会的事情。最后我们又动员了首都师范大学的宁可教授，出面联络。”到了7月份，就有了眉目，7月3日、4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会议。
“我就去北京参加筹备会。季先生作为学会筹备会负责人，专门骑着自行车来接我们。”齐陈骏说。在齐陈骏的印象中季先生穿着一件棉布做的中山装，很利落地骑着自行车，这让齐陈骏他们非常感动。筹备会开了两天，季老也骑着自行车跑了两天。
年代久远，当年的一切早已模糊不清了，唯独记住了季老骑着自行车的身影。也就在这次见面后，季先生和甘肃就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谊。
当选会长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会先后召开了两次，第一次在1982年7月；第二次在1983年5月。“这两次筹备会我都参加了，但和季老接触不多，往往都是工作上的接触，后来他还专门让柴剑虹给我写过信。”齐陈骏说。
在1983年5月的第二次筹备会上，商定成立大会在8月15日到20日在兰州举行,主要是基于中国学术界的声誉着想，因为这年8月31日日本要召开亚洲北非人文科学大会。
“季老作为学会筹备会负责人自然也来到了兰州。不过到火车站接季老时，我没有去。”齐陈骏说。尽管前期的大量工作是齐陈骏联络的，由于他当时仅仅是副教授，而季老曾任北大副校长，他级别不够，所以是兰州大学的一个副校长去火车站迎接季老的。
随着季老的来临，会期日程越来越近，各个岗位的人都忙了起来。齐陈骏作为主办方的重要人员和季老虽然天天见面，但见面却未必能说上话，最多遇见了打个招呼。
1983年8月15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在兰州如期开始，22日结束。这次会议规模之大学术水准之高，直到今天也是罕见的。如今参加这次会议的专家学者大多已经去世了，只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回想。
现任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的郑炳林，当时负责联络各地来参加讲习班的青年学者。白天忙完了，晚上就闲了，他经常约上四五个人一起去拜访来的专家学者。
一天晚上，他们四五人敲开了季老的门，季老看到一帮年轻人，非常高兴。 郑炳林在北大进修时，就和季老多次见过面，此时季老依旧穿的是那件中山装，没有什么变化。大家就和季老聊了起来，有人请教学术问题，有人提请季老签字留念。
“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没有架子，非常和蔼，对后学者非常照顾。”郑炳林说。
这次大会上，季老作了两个报告，一个是《关于筹备工作的报告》，另一个是《关于开展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及人才培养的初步意见》。
也就在这次大会上季羡林当选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成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掌舵人。
联名上书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时，正是改革开放不久，由于资料条件限制，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进展缓慢，全国敦煌学的专职人员不过五六十人，同日本法国相比我们的差距很大。
“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目的就是迎头赶上这些国家。”齐陈骏说。季老当选为会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召开理事会议。在理事会议上专家们就如何赶上日法等国的敦煌学研究形成了初步的共识，并且计划联名上书党中央。
“理事会当时在宁卧庄宾馆的一个小会议室举行，后来又写了联名信，我也在联名信上签了名。”齐陈骏说。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二十二位专家给中央领导的信》。
在郑炳林先生提供的一份资料中我们看到那封联名信，末尾只写了1983年10月，这应该是这封信上送的时间。信的最后附着，常书鸿、傅振伦、唐长孺、季羡林、段文杰、齐陈骏等22位专家的亲笔签名。
在信中专家们提出，要在三年时间内分三批，总拨款500万元，同时每年另拨外汇5万美元。补充编制150人。
这封信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直接影响到了今天敦煌学成就。当时，计划招收的100名研究生，全部成为今天敦煌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后来，中央有关部门给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下拨了120万元的经费。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价值远远超过今天的1200万元。
“现在，能值四五十元的书，当时最多5毛钱，今天兰州大学使用《敦煌宝藏》就是那次拨钱购买的。”郑炳林说。
这次会后，季老就再没有来过甘肃，但他时刻关注着甘肃，关注着敦煌学的发展。甘肃学者到北京请他题字，他总是热情接待，在龙源、兰州碑林都有季老题写的字。
最后的拜访
说起26年间的往事，齐陈骏和郑炳林先生很感慨，也很伤心，有太多的无奈。郑炳林说：“每次到北京都想去看望季先生，结果每次都忙得不可开交，最后想先生的身体好着呢。下一次吧！”
“今年1月21日，我们终于找了一机会，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的联系下，得以拜访季老。”郑炳林说，“拜访季老，要通过好多重手续，要院方同意，还得季老的秘书安排时间，所幸都批准了。”
季老的房间挂着不少的字画，上墙悬挂着一幅《喜上眉梢图》，给房中增添些许喜气。
“我先向季老汇报了敦煌学研究所近年来的工作情况，季老认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这些年的工作大大地推动了国内敦煌学研究的发展。”郑炳林回忆说。
这次拜访季老一切都比较顺利，唯一不顺利的就是和季老合影非常困难。“为了防止人们影响季老休息，有关部门专门给季老派了警卫，这个警卫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阻止人们和季老合影。”
“拿着照相机等不来机会，着急得没有办法。”后来一个护士进来说，有电话找警卫，警卫非常不情愿地出去，接电话了。当时，季老正在给外文出版社签文集的出版合同。 “这时，我们赶紧拿出照相机，拍了几张，算是完成我们的心愿。”郑炳林说，“没有想到，这成为了我们最后一次拜访。”
“7月11日我的学生发来手机信息，说季先生九点左右在北京301医院逝世，犹如夏天的一颗闷雷在头顶炸开。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郑炳林说，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季羡林他们所代表的是以从小接受传统国学知识为基础的学者，而他们以后的学者所接受的则是现代教育。
郑炳林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季羡林先生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领导学会走过将近30年的历程。30年中，中国敦煌学研究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面貌，实现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世界”的观念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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