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父亲母亲
一 、 父亲的故事
我的父亲名字叫闫信绳，农历 1931年7月25日出生在山东省嘉祥县疃里镇疃里村，中国共产党党员，1960年参加著名的大庆油田开发大会战，一直工作到退休。2009年2月18日在大庆去世（农历正月24日），享年79岁。我的母亲名字叫李秀英，农历1930年10月13日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六岁时随父母返回山东省济宁市护驾李乡护驾李村。1962年随我父亲来到大庆，参加了“大庆家属闹革命”，工作至退休，逝世于2004年11月7日（农历9月25日），享年75岁。
我童年的记忆
我出生于山东省嘉祥县疃里镇疃里村 。我儿时的疃里镇，围着一座不高不大的疃里山，山上古柏参天，掩映着一座古庙，我家所在的镇和村都因疃里山而得名。我记得初级社时期，我父亲担任第一届初级社社长，那时他才26岁。父亲是一个有热情、爱生活、责任心极强的人。他每天很早就带领社员集体出工，又很晚才回到家里，有时我一天都见不到父亲，他走的时候我没有睡醒，回来太晚的时候我又睡着了。初级社里有一台红色的胶轮拖拉机，可惜当时我还不懂得是什么品牌，但是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觉得父亲是做大事业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记得夏秋时节，虽然收工很晚，但是吃完晚饭天还亮着，他就组织那些热爱生活的人们唱戏、扭秧歌，我看见他们还化了妆。
童年有深深爱着我的父母的呵护，总的来说是幸福的。我长的白白胖胖，四邻都很喜欢我。父亲望子成龙，5周岁就让我上学了。可惜那时的父母忙于生计，孩子智力开发的都比较晚，所以我当时什么都不懂。开始的时候“闫”字里面有几横也不清楚，二三四横都写过。但是我还是懵懵懂懂上学了，每天上学要翻过那座小小的疃里山，记得我和弟弟还在开采过石头的崖壁上，从山下攀爬到山顶，现在想来也只有二、三十米高，有惊无险。每天上学，家里仅有的一只小山羊形影不离跟着我，每次无论怎么撵它都不回去，有时它还会假装回去了，在一个你看不见的地方躲着，等一会又快速跟上来。我上课牠就在课堂外面守着，坚持到我放学和它一起回家。回家的路上，小山羊围着我又蹦又跳，忽然跑出去很远，又飞快的跑回来，有时还拉一拉我的裤脚，看着是那么欢快。小山羊整整陪了我一个学期。村子里面有两个水坑，一大一小。从六岁开始，那个大些的水坑就成了我的乐园。每年夏秋两季，我就在这里游泳，记得最长处有七八十米，我用“狗刨”能轻松地游过去再游回来。可能是有点出名了吧，有些大人背着我潜入水下“憋气儿”，每次都是大人坚持不住了才把我背上来。游泳这项活动受到母亲的极力反对，经常出工前在我脚脖上用草灰划上两个圈做标记，如果水给冲刷没有了，要受惩罚。开始的时候不明白，游泳回来再把草灰划上，母亲用指甲轻轻在我身上挠一挠，神奇的出现了白道道儿，就这样又免不了受到教训。现在想起来，母亲和男人一样劳作，她一天又是多么的担心孩子的安危啊！
1959年7月，中国进入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年山东是重灾区。人们食不果腹，榆树无皮，干枯而死。从此，“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我的家也经历了几多磨难。我父亲还担任社里的主要领导，工作得到上级的肯定。1959年末，他去县里参加嘉祥县人民代表大会，会期两天。在父亲与会期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个事件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以闫桀山为首几个在家管事的人私分粮食，当年私分粮食是一种犯罪行为，据说还是种子粮。这次分粮给我家送来了约有30斤。这个恶性事件很快就暴露了。这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针对我父亲下黑手的阴谋。父亲开完县人民代表大会回家，县、镇两级组织派人把我父亲带到村集体食堂大院，父亲是被两个端着长枪的人押走的。经调查说是我父亲指示那“一小撮人”私分粮食的！我父亲被革职罢官，还要进一步追究领导责任。这个事件影响了我一生。本来是他们自己监守自盗，又自己告发，诬陷我的父亲，只是为了他们谋权篡位。我父亲受到监视，家族的人和邻里都不能和我家来往了，记得我爷爷为此很快就“疯”了。生活的磨难和困苦使他显得那么的瘦小憔悴。1959年年末，天特别的冷。一天晚上爷爷敲我家门，天已经黑了，不知道我为什么还没有睡。我看见爷爷从门缝里塞进一些钱，感觉钱是卷着递进来的，我清晰的记得爷爷并没说什么话，状态真像是一个疯了的老人，当时爷爷应该只有50多岁。爷爷真的疯了吗？疯了还能把钱送到他三儿子的家里，让他远走脱离险境？父亲借助县水利局朋友开出的介绍信，和另外二人一起来到东北黑龙江的省会哈尔滨，在一家建筑企业工作。当年大庆油田会战打响了，父亲响应国家的召唤，只身来到大庆，融入到大庆油田会战的大军里。
父亲走后，这年的春天爷爷去世了。春天了，什么吃的都没有，爷爷眼看就不行了。为了让他吃上点什么，从集市上买回来半斤多的干胡萝卜顶，没有萝卜没有萝卜缨，正常年景该是仍的东西吧。爷爷在二大爷的那间堂屋里，地上铺着白净的麦草秸。我看见是大大娘、二大娘和母亲一起为爷爷穿的养老衣服，爷爷瘦骨嶙峋，买的胡萝卜顶也没有吃进肚里，爷爷已经吃不进东西了。爷爷离开人世了，那时候我还很小，我可能很少同他老人家说过话，更没有机会和能力去孝敬过他。可是，我的爷爷救了他的三儿子度过灾难，给了他的子孙幸福生活，有了他们自己的美好前程。
父亲去了东北，就象“畏罪潜逃”一样。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得到了权位以后，未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家更是雪上加霜。无论分粮食和任何东西，我家都是最少、最差的。母亲更是受尽了歧视。她要和男劳力一样去河道挖土方，每次她都比别人多分一段距离，不管累死累活都要干完。我和弟弟妹妹每天都饿得昏昏沉沉等着母亲回来。我记得实在太饿了，就在有太阳的墙边上睡觉，睡过去了就不知道饿了。母亲因劳累过度，骨瘦如柴，坐在大筐里用大称一称，一米六十多的个子，仅有70斤。对于女人，这样的重体力劳动，她一定累了；作为母亲，她把能吃的给了三个孩子，她一定感到很饿。她每天回来，都把中午在工地上分的几个地瓜拿回来给我们吃，我们什么也不懂，太饿了就都吃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时吃的地瓜真的太香甜了，留在我心里的却是永远也流不尽的泪。后来的生活，多亏了姥爷姥娘对我们的搭救，让三姨、四姨送些粮食过来，救了我们的命。记得我和弟弟去姥爷家，弟弟在一个石碾子上拾了一粒黄豆，走了八里路在手心里攥着拿到姥爷家，姥姥和舅妈看到这场景，都掉下了眼泪。
1960年春天刚刚开始，野菜已经被人们采尽。由于我和弟弟年幼，我们不会爬树，会爬树的成年人和孩子把春天里的杨树叶也采下来吃。一天晚上，二大娘端来一大碗汤，我喝了一口，那是我记忆中最苦的汤，那就是杨树叶子熬的汤。秋天，我和弟弟带上干粮，跟着大一些的孩子，到运河边上拾柴禾，要走十来里路，一人挎着一个小柳条筐。运河的河道是干涸的，这年天大旱。那时没有粮食吃，人吃了用秸秆儿加工成的代食品，因胃肠干燥不畅拉不出屎。小孩就撅起腚来，相互之间用小棍儿往外拨。1961年发大水，家里种的高粱淹在了地里，高粱杆儿放倒了人踩着进去。母亲、弟弟和我一起收割，地排车由我驾辕，那时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驾辕，拉的东西又重，时不时的把我从地上驾到空中，我当时感到很快乐，因为没有什么能玩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快乐的。那年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见汽车，可能是为了到运河抗洪，有十几辆崭新的解放牌汽车路过我们村，司机们戴着白手套，不时的按上一两声喇叭，因为以前没看见过汽车，以为喇叭一次只能响一两下。
父亲的东北情结
父亲28岁来到中国的大东北黑龙江，在大庆这个地方工作、生活了整整50年。他有超强的适应能力和生活能力，五六十年代的大庆，冬天最冷时要达到零下40度以上，地上冻裂的长长的缝隙，十几岁男孩子穿着棉鞋都可以放进去。在这样恶劣的不适于人生存的环境下，我的父亲却坚持下来，并且度过了漫长的半个世纪。父亲对事业执着，对生活热爱，经受住了生活的磨砺，我感到他的人生既平凡又伟大、既辛苦又甘甜。
2009年大庆市建市30周年。30年前，大庆实行政企合一。50年前，为了保密，大庆油田开发对外称农垦场区。市中心的萨尔图区当时是萨尔图公社，和大同区的10个公社一起，从当时的安达市一并划转给大庆，当时为大庆特区。大庆油田开发指挥部设立在邻近的安达市。上个世纪70年代，大庆称作安达市，原来的安达市则更名为安达县。大庆油田的由来要追溯1959年11月松基三井喷油，正是新中国十周年大庆，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欧阳钦提议，为了向祖国献礼，将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直到70年代末大庆市才因此得名。我父亲正是会战初期这个时候来到了大庆。当时他工作在农垦十九场萨尔图仓库装卸公司。当年的油田建设，百业待兴，物资需求量特别大。大庆地处松嫩平原，这个地方没有山、没有海、没有森林、也没有江河，只有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他们肩负起了油田基本建设所需物资的装卸任务，每天几列车的建筑材料，他们夜以继日的从列车上卸下来，他们的大板锹磨得比照人的镜子还要亮。手上厚厚的又黑又亮的茧子上还裂着口子，龟裂后的口子硬硬的和老茧一样的颜色。无论什么季节，他们都“衣冠不整”，卸石头、木材时常刮破衣服，衣服上面也就不断地增添着补丁。没有计算过父亲他们每天的劳动量具体是多少，但我看到过他们4人一组卸60吨车皮的沙子，有时一天要卸几个车皮，有几十吨的工作量。父亲来自农村，他的这些工友也来自祖国各地的农村，他们一定也很累，但他们却很快乐，因为他们都很年轻。
上个世纪70年代，父亲供职的农垦十九场更名为大庆石油管理局物资供应指挥部，依然为县处级。指挥部下设若干个仓库，为二级单位，每个仓库设若干个中队。如萨尔图仓库是一个科级建制单位，有仓库几十栋，各种材料的铁路专线若干条，职工上千人，囤积管理着油田建设所需的物资。这个时候，油田建设进一步扩张，年产原油很快进入到四千至五千万吨。所需物资也与日俱增，因此各个仓库都建立了装卸中队，父亲所在的萨尔图装卸公司也更名为萨尔图仓库装卸中队。父亲勤奋敬业、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长期担任小其实父亲对我们的党和国家、人民是无限忠诚的。就在他挨批斗之前，在自己家的院子里，他组织全家人跳“忠”字舞，他还曾经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表示自己和家人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无比热爱和忠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党开始“拨乱反正”，冤假错案得到昭雪，一大批革命老干部给予正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个时候，我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考验和检验着父亲如何决策、何去何从。这就是1959年，父亲在山东老家任初级社社长被人诬陷，现在给“平反”了！山东省嘉祥县委组织部、疃里镇党委发来公函，内容大致为：正式为我父亲平反。证实这是一起冤假错案，肯定了我父亲当年的贡献。并说明如果愿意返乡，可以“官复原职”，将父亲当时的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如果为了证明自己，父亲可以回去；如果因为年龄已经大了，回老家安度晚年，父亲也可以回去。但是他却没有回去。过了好几年，有一次我向他问起此事，父亲轻轻的说：“不和他们一样了，谁对谁错、过得好过的坏，已经证明了。”我真的很钦佩我的父亲，他一定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决定不回去，是不计前嫌，一切从实际出发，为了自己的工作，也为了自己的孩子，他已经爱上了中国最东北的一个城市—大庆。
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大庆。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主席题词“工业学大庆”，大庆这面红旗从此高高飘扬起来。四十多年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国家领导人，基本上都来过大庆。特别是邓小平题词“建设美丽的大庆”，自70年代末开始，这座城市就日新月异的发展起来了。父亲的装卸队伍几年前已经整体转移到了一个大型的木材加工厂，用他们的肩膀抬原木，再用电锯加工成型才。抬原木的时候，一位嗓音洪亮的人，好像随意的喊着有趣的号子，其他人整整齐齐和着，挺起他们泰山压顶腰不弯的身板。我看见他们喊着整齐的号子，踩着无比稳重且坚实有力的步子，一步一步的走着，把原木送上很高很高、摆放整齐的原木“山”上。有时8个人抬不起来的原木，非要再减下去两个人，由6个人抬，居然也抬起来了，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这时候的父亲已经快50岁了，他还是那样吃苦耐劳、甚至忘我的工作着。大庆油田的开发，怎么能离开这些装卸工人辛勤的劳动啊！他们和所有的大庆石油人一样，为我们的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大庆城市的快速发展浸溶了他们的血和汗，所以城市才会这样的美丽！时代发展了，也就是在70 年代末，机械化取代了装卸队所有的工作，一代装卸工人转业了，父亲调转到了大庆市直（局）机关农工商分公司，先后从事材料员、回收废旧钢铁工作，直至从工作岗位上退休。
父亲为人之美
我要赞美我的父亲，他是一个高大俊朗的男人；他热情、睿智、善良、宽容，是一个智商和情商都很高的男人。父亲善于接受新事物，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表达能力强，语言逻辑性强。他乐于助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稳重大方。具备很强的人格魅力和亲和力。父亲也是一个传统的人，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一个孝敬老人的好儿子，也是一个一生呵护儿女的好父亲。 我父亲在装卸队工作近30年，他当过工人、班长、革委会副主任、中队长。他担任领导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秉公办事，是一位好领导，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和拥护。在生活中，他是工友们的好兄弟。队里职工有100多人，家庭生活中的繁杂琐事都来找他。夫妻打仗、邻里纠纷等等。有时刚端起饭碗，事情急不吃饭也得去。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父亲来说很多问题却能迎刃而解。父亲有人格、有威信，对于矛盾和纠纷敢说敢管。但是他并不武断，认真听取矛盾双方陈诉，由于他和大家生活在一起，所以他对每一个家庭的基本情况都很了解。解决问题于情于理，有时重情、有时重理。我记得父亲批评人的时候很严肃，有时声音很高，夫妻间一般批评丈夫多，因为丈夫是职工，是强者。但是父亲从来都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忘举一反三的说一说当妻子的应该如何如何。矛盾解决了有的还犯，他能做到不厌其烦。有的邻里纠纷比较难处理，几次调节也不行。我父亲就把他们请到自己家里，再招集上他们的好朋友，炒上菜、热上酒，问题就解决了。大事小情都少不了我父亲，他是工友家里的座上宾，逢年过节，凡是有老人的工友家，父亲都要去看望，母亲也跟着一起去。我的奶奶活着的时候，看望奶奶的人也是络绎不绝。
1964年，家里的土坯房子大了一点，父亲把我的奶奶接到了大庆，在一起生活了15年，奶奶80岁时在大庆去世。圆了他为母亲养老送终的夙愿。我的父亲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都在原籍务农，家里条件不如我家，再就是父辈哥兄弟之间有些隔阂，根本原因是“愚昧和贫穷”。1980年以后。这些矛盾没有了，全家上下都十分珍惜自己的骨肉亲情。我父亲还两次接我的姥姥来大庆一起生活，他说双方父母都是一样的。我父亲也要为姥姥养老送终，可是他老人家还有三个儿子在老家，我二舅是一个大孝子。反复两次接姥姥回家。奶奶在父亲身边，所以他有20多年没有回山东老家看看。1989年，父亲回到了山东省嘉祥县疃里镇疃里村他出生的地方，踏上了曾经养育过他的这片热土，给他留下幸福和成功、痛苦和辛酸的这个小山村。他受到了老家亲人们的热烈欢迎和款待。家里亲人也没有忘记当年迫害我父亲的人，世间自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之说，老家亲人要和我父亲一起找他们理清黑白。他制止了家人的这个想法，他告诉家里的亲人，历史自有公论，已经证明了对于错，他们也得到了处分。在迫害过他的人亲自来向他谢罪的时候，父亲却笑着说，已经过去了，我还要谢谢你，我们现在生活的很幸福，没有你我还去不了东北，进不了城市啊！“相逢一笑泯恩仇，”又有多少人能做到这样啊。父亲就是这样宽宏大度的人，他用行动摒弃了冤冤相报的恶习，给老家家族之间化解了矛盾，营造了和谐相处的空间。
父亲比母亲小一岁，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让他们结合到一起并度过了一生。他们生活是和谐的，夫唱妇随，对老人、对儿女、对亲友尽到了他们应尽的每一份责任。父亲有传统的一面，60岁前他几乎没做过家务，更没做过饭。过了60岁以后，母亲身体不好，慢慢的干不了家务活了，也不能做饭了，虽然后来雇佣了保姆，但是父亲实实在在伺候了我母亲有15年。这15年，他忙于到处为母亲求医看病。90年代初，母亲的病疼痛难忍，那时我在市委组织部工作，工作忙时几天也回不了家。父亲为了给母亲看病，无论我有多忙，都要叫我给母亲到医院看病，缓解母亲的痛苦。他和我们一起去哈尔滨、北京请专家为母亲看病，为母亲看病成了他的一切。他慢慢的学会了做各种家务活，做饭也有了很深的研究，他耐心的为母亲做她爱吃和能吃的饭菜，我们每周都回家过周末，父亲有时还教我们做一些家乡菜。没雇保姆以前，母亲就行动不便了，他就搀扶着母亲慢慢的走一走。母亲大小便失禁了，他就一个人为她擦洗，一年多时间不让我们雇保姆，他是怕别人伺候不好。后来，母亲瘫痪了，有两年时间雇了两位保姆侍候母亲，父亲年龄也越来越大了，但是他对我母亲的关心却丝毫未减，每顿饭都要问我母亲吃什么，指导保姆精心伺候，一直到母亲于2004年9月25日（农历）在大庆油田总医院病逝。
他对儿女关心备至。我们兄妹四人，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我和二弟、大妹出生在山东老家，1963年小妹出生在大庆。我20岁之前两次患病。一次在儿时6岁。我已经上学了，但因为缺钙突然站不起来了，当然也走不了路，只好休学在家。父母在忙着为我看病。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还是很贫困的，就是吃饭经济，其实就是粗茶淡饭。我记忆最深的是我天天能吃上大大的白面馍馍，能有三四两大。还能吃上鱼，这是为了能让我早一点站起来。我对父母说我想吃肉，父亲便买了肉回来，有二三两。我激动得不得了，因为我以前好像都没有吃过肉。我想亲眼看着这些肉，这点肉切成片放在我躺着的床前，母亲在厨屋做菜，一会就要把肉端过去了。我看着那10来片左右的肉，实在忍不住就吃了一片。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母亲了，她理解我，只是说一会就给你炒熟了。有一年多我都在住院治病，父亲几乎天天都去看我，母亲和弟弟妹妹都去护理我。花去家里多少钱我并不知道。后来母亲过于劳累，也患了病，没有多长时间家里的两“大件”缝纫机和自行车都卖了。还有一个故事，说我不到一岁的时候得了不治之症，已经没有气息了，爷爷命父亲将我扔了去。父亲没办法抱到了荒郊野外给扔了。父亲于心不忍，回去再看一眼，摸一摸我好象又有一丝气息，就又抱了回来继续治疗。找一远村知名中医，名医也说不能医治了，我父母苦苦哀求名医给治治。名医没办法答应治疗，但别抱任何希望。名医用粗粗的大针，挑开我的十指尖，我活过来了。后来我问父亲确有此事吗，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说没有。我倒希望这件事是真的，我这一生多有意义啊。
20世纪70年代初，我和弟弟在大庆油田参加工作了，条件都很好。1972年底，部队来大庆征兵，我和弟弟不约而同都报了名，也都通过了政审。但是后来只能去一个人，因此弟弟没有去当兵服役。那时候征兵的口号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当时我工作的这个县处级企业里，男性适龄青年就有500多人，大部分都报名参军，当时征兵名额10人。征兵的过程是很风光荣耀的，父母和弟弟妹妹都到指挥部机关，并且一起合影留念。我所工作的仓库还专门举办庆祝会，放了专场电影。父亲为我能参军感到很高兴。
我们四个子女都健康的长大了。从1978年起，我们陆陆续续都结婚了。我和弟弟、大妹结婚相隔三年多。那时虽然不买楼房，可是花钱的地方还是很多的。衣服被褥一应家用、家具，还要宴请亲朋。记得父亲从单位买回很多的名贵木材“板皮”，有“水曲柳”、“黄菠萝”、“红松”“椴木”等。“板皮”就是原木剩下四面的外皮，有的还是很厚的，为我和弟弟、妹妹打了大立柜、高低柜、写字台等三套家具。在那个时候有这些家具是很风光的。
小妹也工作了，但是父亲还是很关心我们，一些重要场合叮嘱要认真工作，不断进步。有父亲的谆谆教诲，结婚以后，我们8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都出色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结婚以后，父亲很关心我们生活状况。逢年过节，我们请父亲讲话，他每次都说到我们每个家庭都要和睦相爱，互相理解，把日子过好。我家源自孔孟之乡，老辈礼数较多。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在我的老家十分盛行。生儿子对于我家那是无比重要的。我家四个子女却偏偏“1234”生了四个女孩，我母亲有好几年心情不悦。但我父亲却很能想得开，他说能生女孩就能生男孩，只让生一个有什么办法，男孩女孩都一样。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发自内心的喜欢和关心这四个女孩。关心他们的学习和成长。孩子们上高中了，他给每个孩子1000元钱；孩子上大学了，他又送给每人5000元。嘱咐她们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父亲在东北创业，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山东老家，我们一家五口住着不到10平方米的屋子；现在，四个儿女有近10处楼房，总面积1000多平方米，有些楼房还在外地，供休假和旅游之用。几个家庭还有小轿车6辆，楼房和车辆都还会不断增加。我们现在两代人，工作单位条件、环境和收入都很优越，分别在中直大企业、金融、高等院校、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工作，工作成绩突出，事业很有成就。
写于黑龙江省大庆市
2009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