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亩荒园半亩池,居人犹唱阮家词。
君臣优孟麒麟楦,毛羽文章孔雀姿。
复社空存防乱策,死灰难禁再燃时。
城隅指点乌衣巷,只有南朝燕子知。
这是乾隆年间一位蒋姓诗人寻访阮大铖在南京的故居时的感怀兴亡之作。虽然此时上距南明覆亡已有一百二十余年,但据诗中所述,阮大铖故居的废址犹在,当地人也没有忘记他所写的某些词曲。如此又过了一百八十余年,一九五三年初夏,黄裳先生在《来燕榭书跋》中写道:他在南京“忽于委巷中得阮怀宁故居,今名库司坊,当日之‘裤子裆’也。…….废圃荒池,依稀当日,云即咏怀堂故址,大铖执红牙檀板拍曲处也”。
阮大铖一生共创作戏曲十一种,另有《咏怀堂诗文集》数册行世,均已大半散失。黄裳先生曾分析阮大铖著作散失的原因有二:一是“大铖诸集刊于崇祯季年,板存金陵,未几国变,兵焚之余,流传遂罕”;二是“况其人名列党籍,久为清流所不齿,南明倾覆,更卖身投敌,死于岭峤,(人们)家有其集,必拉杂摧烧之而始快也”。其实黄裳先生指出的两个原因中,第二个原因即人们憎恶阮大铖其人,也就连累到他著作的流传。这恐怕是主因。流传较广、最负盛名的四部戏曲是《燕子笺》、《春灯谜》以及《牟尼合》、《双金榜》。
明刊《燕子笺》插图 郦飞云像
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阮大铖都是公认的小人、坏蛋,但又是一个公认的才子、能人。他从万历四十四年金榜题名考中进士踏进官场,到顺治三年跟随清军南征福建途中死在仙霞岭上,三十年间曾经两次叛卖,三次遭众人声讨、驱逐,立身行事劣迹斑斑。哪怕最会做翻案文章的才子恐怕也难以为他洗刷,就连他最后卖身投靠的大清皇朝,在编修《明史》时也毫不客气地把他列入了“奸臣传”。
但另一方面,钦佩他才华的也大有人在。明末清初的散文家张岱在他的《陶庵梦忆》中,盛赞阮大铖家庭戏班子上演的主人自编戏曲“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一口气说了五个“出色”,真有赞不绝口的热情。马士英为阮大铖的诗文集作序,更称赞他为明代开国以来第一诗人。就连阮大铖的政敌、明末四公子之三的陈定生、冒辟疆、侯方域,也曾在南京鸡鸣寺下置酒宴饮时,召阮大铖家庭戏班子去演唱他的戏曲。这三位公子“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醉而且骂且称善”,都承认他的戏曲写得不错,演得好。不仅如此,阮大铖出手也极快。他的朋友们在这些戏曲的序跋中曾介绍说:《春灯谜》一剧三十九场戏,阮大铖只写了个把月就完成了。《牟尼合》一剧三十六场戏,阮大铖只写了十六天。“正是百子专门,海内始知大龙独步”,对他十二分的推崇。
阮大铖从事戏曲创作的时期,也正是昆曲风靡大江南北的年代。昆曲在嘉靖年间经魏良辅等人改革以后,至天启年间蓬勃兴盛,被称为“雅音”,其文词典雅,曲调柔曼委婉,演唱与表现技巧更臻完善,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表演体系,是当时的一种新兴艺术式样,在官绅富商和士子中备受欢迎,拥有广大的观众群。但当时的文人骚客,虽擅长诗词散文,对戏曲创作却多半不重视,不大肯涉足,即或有人涉足,也只会写,极少本人能演能唱的。这昆曲的剧本当时叫“传奇”,以一折又一折的形式铺叙故事,颇像今天一集又一集的电视剧,而它在观众中受追捧的程度也和上个世纪电视剧刚流行时相仿佛。因此阮大铖可以说是“慧眼识昆曲”,放下擅长八股文和诗词的官僚文人身段,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写了十多部戏曲“传奇”,在促进昆曲艺术成熟与发展的进程中,应该说是有所贡献的。当然,他之所以化费时力从事戏曲创作,着眼点在于想利用昆曲的影响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不是在“为艺术而艺术”。不过阮大铖颇肯钻研,他熟悉昆曲的唱腔、角色的身段、表演的技巧,所以其写的剧本与一般文人像填词那样写出的剧本不一样。阮大铖同时代人文震彦说:“盖近来词家,徒骋才情,未谙声律,说情说梦,传鬼传神……几案尽具奇观,而一落喉吻间,按拍寻腔,了无是处。”而阮大铖的创作“一洗此习,独开生面……触声则和,语态则艳,鼓颊则诙,捃藻则华……入律则严,其中有灵,非其才莫能为之也”。其言虽有吹捧,却也符合实情。阮大铖不但能写,而且是一个能导、能演、能唱的昆曲全才。他写出的剧本当然就会有更好的舞台效果。不仅如此,阮大铖编的剧本还相当讲究艺术的悬念,像“春灯谜”就安排了两个悬念来推进剧情,吊足了观众的“胃口”。所以阮大铖的剧本都被当年的戏班子争相上演,“倾动一时”。他也因此得以借力那个时代的流行艺术和大众文化而成了公认的才子。
明刊《燕子笺》插图 题笺
对阮大铖的评说,野史笔记通常认为,此人在政治上虽然是个坏蛋,但在文学艺术上却是大有才华的。这就把“小人”和“才子”看作是两不相干的了。其实阮大铖从来不是以戏曲家身份立身处世,而是以政客身份与世周旋的人物。他搞戏曲有其政治目的,搞政治投机和谋略权术也颇有出人意料的“才华”,能在作恶中显出与众不同的能耐,因此往往坏得出奇。只是咱们对“坏人”习惯于唾弃、不屑一顾,即所谓“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殊不知此人之所以坏而能够坏,都是有条件的,其中折射出来的人性、时代、社会等问题,并不会比“好人”身上折射出来的少、浅、弱。所谓“小人多才”,指的无非是“小人”善于利用时势,利用社会条件,利用制度的缺陷等等,钻一切可钻的空子,以满足私欲而不顾其他一切,并不是说“小人”都会写美妙的诗词戏曲。阮大铖的朋友张岱曾说:“阮园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他认为阮大铖的病根是“居心勿静”,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不安分、有野心,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阮大铖,字集之,号园海,别号石巢居士,因有一脸络腮胡子,也被人称为阮髯、阮胡子,南直隶安庆府怀宁县人,所以又被人称为阮怀宁,或简称“怀宁”。他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死于顺治三年(1646年),按传统的算法应活了六十岁。他半辈子痛恨东林、复社,但早年却被人认为是个东林党人。他曾是东林元老高攀龙的门生,又和东林猛将魏大中是同年,按“郡望”而言还是东林主将左光斗的同乡。在他那个时代,师生、同年、同乡这些关系,彼此都是负有相应的道义之责的。阮大铖三十岁考中进士,被认为是个“早慧、早髯复早贵”的青年才俊。然而这位青年才俊却在三十八岁上即天启四年,悄然叛卖东林投靠阉党,还做了魏忠贤的干儿子,充当了幕后摇鹅毛扇的角色。
世上并无天生的坏蛋也没有天生的圣人,“君子”和“小人”都是后天形成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地选择和演变的结果。只是人的有限的一生中,决定性的选择即所谓人生的“关口”次数很少机会不多。阮大铖变节时,明末党争激烈。到了天启四年,东林党的老对手齐、楚、浙三党,均已投靠魏忠贤结成阉党。其时魏忠贤已经控制了皇帝和宫廷,正要干预朝政。朝中的东林人士逐一遭到攻击,政治天平越来越向阉党倾斜,一场决战已不可避免。正是在这个关口上,阮大铖悄然叛变,其直接的动因是东林党人妨碍了他的仕途升迁。在皇权专制的政体中,官僚们追求仕途升迁有现成的制度安排,本来也算不上是罪恶,问题在于阮大铖为了自己升迁,竟去打压他人。而他的打压手段,又是假手阉党。
明刊《燕子笺》插图 约试
原来,这些年来阮大铖一方面和东林人士声气相通,另一方面又在暗中和阉党人士勾勾搭搭,即他和魏忠贤管理的特务机关东厂的理刑官付继善、刑科给事中付魁交上了朋友,这两个姓付的又和魏忠贤的外甥付应星“通谱称兄弟”。这样阮大铖便有了一条暗通魏忠贤的门路。他为了自己升官而打压别人,就是通过三位付氏,再请魏忠贤假借皇帝谕旨的名义而实施的。除此以外,阮大铖还和阉党中的另一位才子冯铨交上了朋友。他俩的关系在后来的岁月中,对阮大铖来说也至关重要。有记载说,那时阮大铖去拜访阉党人物,按官场礼节先得“通名帖”,也就是把自己的名帖交给对方的守门人请求通报,等到对方请他登堂入室,接待交谈方能完毕。阮大铖告辞离开时,每次都悄悄塞给对方守门人一些银两,要求把自己递交的名帖收回才算,以防留下痕迹日后被人发觉。这种鬼鬼祟祟的行径表明,阮大铖很清楚自己干的勾当见不得人,但他还是决心要这么干,因为他有这个需要,有这份野心,在预期可以到手的现实利益面前,他并不在乎什么节气和人品,而要的是“捞现钞”。
尽管阮大铖通过阉党搞到了一份打压他人的谕旨,但此事反常,惹得“朝论沸然,皆知大铖自为地也”,大家都知道是他从中搞了鬼。而东林党人的吏部尚书和左都御史偏不买账,偏不肯推举阮大铖升迁,却推举了魏大中。且有消息说:左光斗很生气,扬言要揭发阮大铖的阴谋劣迹。于是,阮大铖便策动付魁抢先上疏参劾左光斗和魏大中,等到这份参劾的奏章递上去了,他自己却请假回乡以避嫌疑。但阮大铖又并不是真的回乡,而是到了冯铨的家乡涿州,在那里等候魏忠贤,因为他有内线告知,魏忠贤即将奉旨去涿州进香。阮大铖把这一套阴谋诡计搞得如此诈中有诈、曲折复杂,可见他确有“弯弯绕”之才。
事情到了这一步,阮大铖就只能和东林党人对着干了。其实这么些年来他虽然和东林党人声气相通,但无论是旨趣还是性格,与那些东林师友们实在格格不入。高攀龙是个儒雅方正的道学夫子,魏大中和左光斗都是嫉恶如仇的血性男儿、拼命三郎,他们又都是真诚信奉儒家经典的理想主义者,只知忠君爱国,不顾身家性命,并不在意个人的仕途进退,而且他们的“忠君”是诤谏而不是迎逢,其“爱国”则是关心生民疾苦、不顾情面地弹劾贪污渎职的同僚。他们以气节操守自勉,也以此要求朋友,即所谓结道义之交。可以说他们身上都有一股刚严方正的书呆子气。阮大铖和他们混在一道,肯定是气味不相投、浑身不自在。魏大中的狱中遗书便证实了这一点:“阮故勿善予,自恨滋甚。”而阮大铖老是担心左光斗要揭露参劾自己。
阮大铖是决心要和从前的师友绝交了,但他不吵不闹,做到了“君子绝交无恶声”,同时却狠狠地往他们背后捅上一刀。天启四年春天,阮大铖在涿州和魏忠贤“燃秸相拜,作竞夜谈”,可见谈得多么投机。值得注意的是“燃秸”二字。在厅堂和密室之中是不必也不能燃烧麦秸堆的,只有在旷野或荒僻无人的建筑物里,在北方寒冷的春夜中,才需要“燃秸”取暖兼照明。可见他俩这次长谈是一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阮大铖是否就在那次密晤中拜认魏忠贤为干爹,他俩在“竞夜谈”中究竟谈了些什么,旁人都不得而知,但从魏忠贤随后采取的行动中,不难测出一二。
清·坚白道人《桃花扇》
涿州会晤以前,魏忠贤并不掌握东林党的内情,所以阉党打击东林,往往东一榔头西一棍子,攻不着要害也没有章法。但是涿州会晤以后,魏忠贤回到北京便逮捕了东林党的关键人物汪文言。汪的被捕使东林党人大为激愤,杨涟便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左光斗、魏大中等人纷纷响应,在没有把握的情势下他们纷纷投入了和阉党的决战之中。然而,皇帝却在魏忠贤的掌握之中,所以参加此次参劾的人都遭到贬逐,然后“东林奸党”便一批又一批、接二连三地遭到同样的命运。而这仅仅是大屠杀的序幕。接着,魏忠贤便清洗内阁,将其全部换上了阉党分子,然后再对汪文言用酷刑,逼他诬陷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贪赃。汪文言宁死不诬他人,阉党便自编一份“供词”把汪文言打昏过去并捺上他的手印,再把他折磨致死灭口。这样,依据这份“供词”,阉党派出大批缇骑奔赴全国,逮捕那些已遭贬逐的东林党人,将他们残酷地逐一折磨致死。可以说,阉党这一系列动作在目标、方法和步骤上,都打得稳、准、狠,并且颇有章法了。当然,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切都是阮大铖出的点子搞的鬼,但也没有理由说这一切与阮大铖无关。
幕后策动、不落痕迹、叫人们感觉到却抓不着证据,这一套功夫正是天启年间阮大铖的行为特征。阮大铖这样做是为了预防东林党人秋后算账,因为他有足够的聪明看出这个乌七八糟的阉党全凭利害关系结合,一旦形势有变或者利益分歧,早晚必垮无疑。所以阮大铖在阉党中从不显山露水,从不做出头椽子,行事低调,八面玲珑。果然三年以后,崇祯皇帝镇压魏忠贤逮捕处决那些阉党红人时,阮大铖竟毫发未损地躲过了第一波的打击。
不过,魏忠贤垮台后阮大铖确曾奏上一本《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当时的情况是,崇祯一出手就镇压了魏忠贤和客氏、崔呈秀等首恶分子,即对阉党采取了“斩首行动”。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朝廷内外掌权的多半仍是阉党分子。而此时为死难东林党人鸣冤,要求平反昭雪并追究凶手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曾被贬逐的东林党人也开始奉诏起复掌权,新一轮的党争局面正在展开。阉党分子力图挽回残局,反对追究凶手,反对起复东林党,便纷纷上疏,企图影响新皇帝。但他们只是针对具体的人事问题,独有阮大铖这份奏章回顾了从泰昌元年到天启七年间的党争过程,而且紧紧抓住了崇祯十分憎恶的朝臣与太监私相勾结之事大做文章。当然,此文也骂了几句魏忠贤,但主旨却是说:魏忠贤这一套罪恶行径都是向东林党学来的,东林和阉党一样坏。其中他特别指名攻击了汪文言、杨涟、左光斗等直接和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物。因为如果这些人平反昭雪并追究凶手,那他阮胡子可就麻烦大了。
这份奏章足以表明阮大铖的心机之深和手法之妙,但同时也暴露了当时他已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想以攻为守争取主动权。皇权专制政体中的党争,其实就是争皇帝,谁控制了皇帝谁就百战百胜,谁能说服皇帝谁就会大获全胜。阮大铖精心炮制的这篇投合皇帝胃口的奏章,如果说服了崇祯,那他不仅再无危险,说不定还能升官掌大权。然而明代虽是皇权专制,对官绅阶层而言却能政务公开,即朝臣们所有的奏章和皇帝的批示、谕旨,都应公布传抄。于是,阮大铖这份奏章一经公布,立即有人批驳弹劾,说他“比拟不伦,党邪害正”。崇祯便很快降旨:“阮大铖前后反复,阴阳闪烁,着冠带闲住去!”——这道圣旨简直就是一声叱骂:“你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滚一边去!”
接着,皇帝又公布了《钦定逆案》名单,列名的阉党分子二百余人均被论罪。阮大铖因为一向行事低调、隐蔽,罪行没有充分暴露,仅按对魏忠贤“颂美赞导”罪,列入“结交近侍又次等”,即第五等论罪,获“坐徒三年纳赎为民”处分,但“冠带”却革去了。应该说,这份《钦定逆案》定得很马虎,漏网者甚多,对列入名单者的罪行也查得很不彻底,处理上更是罚不当罪,过于宽大。因此名单公布以后,东林和阉党双方都不满意。黄宗羲在明亡后写的《汰存录纪辩》中说:“愚按定逆案者,诸公不学无术之过也,既不足以制小人,徒使小人百计翻之……终毅宗(崇祯)之世,其名虽不翻,其实未尝不翻也!”在这些“百计翻之”的“小人”当中,有两个人蹦跶得最起劲,响动也最大:北方涿州的冯铨和南方的阮大铖。 明代官员被削籍为民以后,多有重新起用掌权的例子,而且他们在现职官僚之中也多有“老关系”。所以官员们虽遭革职回乡,依旧名列缙绅,可以交通官府。阮大铖“自逆案既定后,愈肆凶恶,增设爪牙,而又每骄语人曰:‘吾将翻案矣!吾将起用矣!’所至有司信以为实,凡大铖所关说情分,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以致地方激变,有‘杀了阮大铖,安庆始得安’之谣”。复社与阮大铖有仇,他们的声讨或有夸大张扬之处,但绝非凭空捏造。阮大铖获罪回家,为了“增设爪牙”,便策动纠集一批当地的青年学子组织了“中江社”,声称入社的人都可以得到自己的推荐,结交那些在位的官宦老朋友,便于考中秀才和举人。中江社果然纠集了一批青年。但复社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是安庆府桐城县人,他便向中江社成员们做策反工作,揭发阮大铖的劣迹,要求他们和阮划清界线。于是就有几个中江社成员中途退出,使阮大铖恨之入骨。同时,阮大铖还勾结官府包揽诉讼,敲诈富户、欺压贫民,从中捞钱,“多则巨万少亦数千”,以致引发骚乱。当地百姓聚众闹事要求杀他,他仓皇逃往南京。这是他第一次遭到驱逐。
南京在明代是“留都”,也称南都,是那个时代东南半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影响足以辐射全国。阮大铖逃到南京,据《留都防乱公揭》指斥:“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歌儿舞女充溢后庭,广厦高轩照耀街衢,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吓多端。”他不仅毫无落魄狼狈之态,倒有一付神气活现的架势,一改前几年当官在位时行事低调鬼鬼祟祟的作风。不难看出,他这是在向人们示威:我阮胡子倒不了!你朝廷革了我的官,你安庆人骂我、赶我,我全不在乎!我照样活得滋润光鲜!我照样能呼风唤雨!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骨子里就是这么一付不买账、不在乎的才子加流氓的架势。
阮大铖在南京库司坊的住宅,当年倒是气派非凡。此外他在城郊祖堂山还有一座别墅。其家中蓄养着一个完整的戏班子,吹拉弹唱、生旦净丑,色色俱全。再加奔走服役的僮仆婢妾、苍头管家,足见他家业之大之阔绰。他那家庭戏班子有个特点,那就是,不演别的戏曲,只演阮大铖的作品。阮大铖精心调教这些“戏子”,“其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使他们)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张岱语）。可见阮大铖既是编剧,又当导演,花费了不少心血。当然,这不只是他闲得无聊自娱自乐自我欣赏,而是另有目的的。
明·李茂林·菊花八瓣壶
当年的南京是明太祖的陵寝所在,使得洪武朝的宫阙犹存,留守的太监成千上万,并和北京一样配备了带兵的守备太监。离南京不远的“中都”凤阳,那里又有朱元璋父母的陵墓,也有大批太监看管,同样配备了守备太监。总之,在当年的南京一带,太监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而阮大铖原本就是阉党,和太监这股政治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好朋友、另一个阉党分子冯铨则和北京皇室里的太监们早有往来,始终未断联系。阮大铖曾对人夸耀说:“涿州(冯铨)能通内也。在中在外,吾两人无不朝发夕闻。”所以阮大铖在南京,始终着意巴结讨好当地的大太监,而常请他们宴饮观赏自编自演的戏曲,甚至在戏曲中借角色之口拍他们的马屁。《阮大铖戏曲四种》中《牟尼合》一剧的附跋曾记述道:“初填此曲,(其情节)实以程咬金、秦叔宝二人庆尉迟敬德生辰。嗣以延诸阉玩赏,又改为牛、邢、裴三宦,数示歌颂功德之意。当时即刊有两种曲本,故此本初为白皮纸精印,所以媚宦官者至矣!其程、秦本,则以之宴清流及诸士人,显有不同。”——好家伙!为了取悦宦官,竟把剧中角色改为太监,而且另印精美的曲本加以奉献。真是不惜工本,务求讨得欢心。
阮大铖以编演戏曲为手段,想通过结交宦官拓宽自己的政治活动空间。应该说他在这方面的功夫没有白费。据陈定生《过江七事》记述: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自缢身亡以后,南都诸臣商量拥立哪一个亲王做皇帝时,正是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得勾结刘良佐、黄得功等军阀,抢先一步决计拥立福王,再请马士英出面宣布,而南京守备太监韩某,则遥相呼应逼南都诸臣就范。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当时许多人都感觉到其幕后军师就是阮大铖。阮大铖后来也向弘光皇帝表功,说自己曾在祖堂山中致书马士英,商量布置“拥戴”事宜。
然而以南都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又是东林、复社的大本营、策源地。阮大铖起初曾想与他们公开唱唱对台戏,便拉拢一些名士成立了一个“群社”。可是应者寥寥,对台戏唱不起来,这个“群社”也就无疾而终。于是,阮大铖便改变策略,对这些东林、复社名流巴结讨好,而他那些剧本和那个家庭戏班子,则同样充当了联络感情、扩大影响的工具。有名的“复社四公子”,他们的父辈都是著名的东林党人,又是大官僚,而这些公子少年气盛,在南京“饰车马,通宾客……游必置酒召歌舞”。当时南京的戏班子又多又好,天下闻名,而以阮家班子数第一。所以,四公子中的三位陈定生、冒辟疆、侯方域在鸡鸣寺下置酒宴饮时,曾召阮家班子来看看究竟演得怎么样。这里一个“召”字,分明显示这些贵公子的倨傲,但阮大铖的反应却是:“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满口承应,十分重视,不仅派老管家率领戏班子前去应召,而且派人悄悄跟着去探听三位公子看戏听曲后的反应。结果大触霉头,这三位公子虽然称赞他的词曲写得不错,但加给他的辱骂也很厉害:你这个太监的干儿子,别以为你的词曲写得不错就能赎洗你的罪孽!——气得阮大铖“捶床大恨”。后来阮大铖又曾花钱派人单独对侯方域做工作,同样碰了一鼻子灰,从此和复社结下了深仇。 明·时大彬·包方壶
阮大铖在南京住了十几年,对外宣称是“蛰居”,其实一天也没有安分过日子。这期间他结交了太监李永芳、勋戚刘孔昭、革职巡抚马士英等一批官僚特权人士。复社志士陈子龙曾说阮大铖结交的这些人是“狎邪之交”,即吃喝玩乐的酒肉朋友。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阮大铖与他们在政治上互相荐引、共同谋划,一致对付东林复社。这在崇祯上吊后的南都政局演变中,便充分暴露出来:这几个人合伙排斥东林党、控制朝政,形成了以马士英为头面人物、以刘孔昭为打手、以李永芳等太监为内线,而以阮大铖为军师的政治核心。这个核心正是阮大铖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结果。
也是在这十年的“蛰居”期间,阮大铖不仅和北方的冯铨“朝发夕闻”地声气相通,而且和致仕回老家的首辅周延儒也多有联络。崇祯十二年,受到《南都防乱公揭》声讨和驱逐的阮大铖“窜身荆溪相君(宜兴周延儒)幕中,酒阑歌遏,襟解缨绝,辄絮语贞慧((陈定生)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由于陈贞慧(定生)也是宜兴人,又是《留都防乱公揭》的主谋人物,所以阮大铖特地溜到宜兴去找周延儒哭诉。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和复社首领张溥终于达成政治交易,即复社同意抬举周延儒出山,周延儒则答应出山后一改从前亲阉党的政治态度变为亲东林、复社。阮大铖得到消息后,立即和马士英一道掏出数万两银子,资助周延儒做活动经费。当周延儒奉诏复出途经扬州时,隐居在南京城郊祖堂山中的阮大铖更专程赶去,在扬州和周秘密会晤,要求周延儒帮助他,以能获得重新起用。而周延儒因有和复社协议的缘故,也考虑到崇祯对逆案中人的态度决绝,便明确告诉阮:这恐怕办不到。阮大铖又立即拿出第二套方案:如果我不能起用,那就请你设法起用马士英吧。因为此时马阮已成死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阮大铖的权谋机变之才:正门走不通就走侧门。果然,崇祯十五年,朝廷起用马士英为凤阳总督,统率刘良佐等多支部队,成了东南半壁的实权人物,为后来的拥立福王、专权乱政奠定了基础。而这盘棋中的关键一子,正是阮大铖。如果说,从学识、人品、道义感召力等来说,阮大铖根本不能和东林诸君子相提并论的话,那么在政治谋略、政治手腕这些方面,当时著名的东林党人中却没有一个是阮大铖的对手。这当然不是说阮大铖比他们都聪明高明,而是因为东林党人信奉的儒家理念重“道”轻“术”,做人处世诚笃,讲究光明正大。所以从万历末年到弘光败亡,数十年间换了五个皇帝,在党争中东林党人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阮大铖广厦高轩,轻裘肥马,整天宴饮玩乐交游广阔,又造别墅又养戏班子,一出手就是数万两银子搞政治投机……他哪来这么多钱?答案是现成的:在当时玩政治不仅需要花钱,更能来钱。崇祯八年,农民军进逼庐江,知县吴光龙在土豪劣绅家中“纵饮”,毫无准备,结果城破,“杀生灵数十万”,皇帝降旨要查办吴光龙。阮大铖利用自己和当时的淮扬巡抚朱大典是同年这一关系,收了吴光龙六千两银子,写信给朱大典为他求情,结果吴光龙仅获“杖责”,打了一顿屁股就大事化小了结了。另外还有一位建德县的知县何某,此人为官清廉,“乡绅士民戴之如父母”。但明朝官制是三年一次“外计”,对外省官员进行考核,分别优劣以定赏罚。这种制度本身并不坏,问题在于有权势者往往乘机敲竹杠。阮大铖虽被革职,也不放过这一机会,他派一位监生去向何知县索要两千两银子,给就保举,不给就参劾。何知县既是清官,当然拿不出两千银子,阮大铖便“暗嘱当事列参”,致使何知县被革职。就这样,阮大铖利用自己和在职官僚的各种关系,见缝就下蛆,敲诈勒索行贿纳贿,获得“赃私数十万,通国共能道之”,有的是钱。
明·惠孟臣壶
崇祯十一年七月,在南京活动的复社成员吴应箕等人看不惯阮大铖交通官府、招摇过市、恫吓敲诈、上下其手的行径,便找陈定生商量,又和陈子龙等人通信联络,纠集一百四十余人联名发布了一份《留都防乱公揭》。御史成勇也表示要依据这份“公揭”写奏章上达皇帝。虽然他不久就因弹劾权臣被逮,此事没有上奏,但“公揭”已像今天的传单一样到处散发,形成了舆论压力,使得原本和阮大铖很热络的南都某些官绅,这时也有了顾忌,不敢和阮往来了。阮大铖也被迫收敛行迹,搬到城郊祖堂山别墅中去了。这是阮大铖第二次被声讨、驱逐。但他并未中止活动,反而在这避人耳目的山间别墅之中,更加自在地与来访的宾客如张岱等人吟诗看戏宴饮畅谈,同时更加隐晦地从事政治投机活动。除了上述曾溜到宜兴和扬州去两次找周延儒密谈以外,在这期间,阮大铖又和马士英等人开始谈兵论剑,努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未被赏识的军事天才。因为这时的崇祯王朝已在“虏”侵“寇”乱的交逼中风雨飘摇,渴望能找到“知兵”的人才稳定大局。阮大铖使劲纸上谈兵、口头谈兵,无非是在迎合皇帝的胃口,造成“知兵”的印象,为可能的复出掌权预先做些铺垫而已。其见风使舵的心机和手腕,又在跃跃欲试了。 1644年6月,南明的弘光小朝廷建立还不足一个月,已经在内阁中掌控大权的马士英便迫不及待地奏上一本《冒罪特举知兵之臣阮大铖共济时艰疏》。他为什么说“冒罪”?因为阮大铖是逆案中人,而逆案是崇祯钦定的。弘光登基以“为先帝复仇”号召天下,如今大仇未复却要首先推翻先帝的决策,马、阮一伙当然很清楚要这样做的危险性。虽说他们和太监、勋戚、江北的几个军阀已在拥戴弘光登基的过程中形成政治联盟,但内阁和朝臣中的大多数都倾向东林党,他们肯定会以“先帝钦定”为由,拼命反对阮大铖复出。因此阮大铖能否复出,就成了阉党和东林党在新形势下的又一场决斗,也成了影响弘光王朝今后政治走向的关键之处。
事实表明,马、阮一伙对于这一场斗争是早有准备的,而东林方面却缺乏必要的警觉和预防措施。换句话说,马、阮始终握有这场斗争的主动权。早在弘光登基以前、“监国”之初,勋戚刘孔昭就在朝会上提出应当起用阮大铖,当即遭到史可法斥责:“先帝钦定的逆案,谁也不能翻!”刘孔昭当时并未争辩,因为他已经放出了一个政治气球,这就行了。接着弘光登基,原任中都守备太监的卢九德,这时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此人从小就服侍弘光的父亲老福王,绰号“胎里红”,是福王一系的“自家人”,所以他才卖力勾结刘良佐等军阀和马士英,坚决拥戴弘光登基,也从此就成了马、阮安插在皇帝身边的内线。他接过刘孔昭的政治气球,经常向弘光宣传阮大铖多么有才,再叫阮家戏班子进宫去演出《燕子笺》等阮大铖的剧作,让皇帝对阮大铖的才华有直观的印象。在做了诸如此类的铺垫工作以后,乘着史可法离开南京去江北督师的机会,马士英便抛出了这份推举“知兵之臣阮大铖”的奏章。
阮大铖十六年来念念不忘、苦心谋划的复出机会终于到来了。他见到弘光便“伏地哭曰:‘陛下只知君父之仇未报,亦知祖母之仇未报乎?!’”——这句话非常恶毒,也十分厉害。弘光的祖母便是万历皇帝的郑贵妃。当初万历曾和郑氏密誓,想要册立郑氏的儿子福王做太子,但福王是老三,老大是恭妃所生,按照“立嫡立长”的皇位继承制度,太子应是老大,轮不着老三。当时一部分朝臣为了迎合皇帝心思,巴结郑贵妃,希图日后的富贵和现实的荣宠;另一部分朝臣则批评皇帝,要求他遵守祖宗成法,不应废长立幼,矛头直指郑贵妃及其兄弟。前一部分朝臣在后来演变成齐、楚、浙三党,最后汇入阉党,后一部分朝臣则渐渐演变而为东林党。万历皇帝迫于种种压力,最后只得立长子为太子,是为泰昌皇帝,也就是天启和崇祯的父亲。郑贵妃的儿子则封为福王,出居河南,崇祯十五年被李自成俘获后杀死,又把他的肉和鹿肉一道煮熟吃了,宣称吃的是“福禄宴”,此人就是弘光的亲爹。所以郑贵妃和福王这一房,在历史上和东林党是有仇的,而阉党才是他们的“自己人”。如今阮大铖初见弘光,劈头第一句就叫他应为祖母报仇,也就是应找东林党算老账,这是在叫皇帝分清敌友,发出策动镇压东林党的信号。所以,他是以报仇雪恨、杀气腾腾的姿态重新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
明·惠孟臣古壶
阮大铖深知东林人士的强处和弱点:他们遇事先讲理,若是和他们辩论肯定辩不过;而且他们不怕贬官不怕死。但东林人士不讲策略而且不肯受辱,阮大铖于是便想方设法无中生有地侮辱他们。例如,大学士姜曰广不仅反对起用阮大铖,而且在内阁中经常钳制马士英,阮大铖便自己起草一份奏章,让一个姓朱的宗室具名出面,诬告姜曰广谋反、奸媳,再把史可法、张慎言和吕大器等东林高官一一牵连进去,企图一网打尽。阮大铖没有提出姜曰广谋反、奸媳的任何证据,仅仅就是“传闻”。试想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公然宣称一个道学老夫子“奸媳”,这对姜曰广来说无异于刺心戮肺,然而他又怎能证明自己没有“奸媳”?哪怕他请自己的儿媳和阮大铖对簿公堂,也只会招致更多更大的侮辱。而这种卑劣的诬陷之词,和《春灯谜》、《燕子笺》中那些典雅婉丽之词,就这么奇妙地竟出自同一颗脑袋同一只手。
面对阮大铖一伙的流氓无赖手段,“东林君子”们除了气愤之外,便只有依据典章制度参劾、发议论了。宗室参劾大臣,按制度规定必须经过他那一房的亲王转达,而现在亲王不知此事,是谁把这份奏章送到皇帝手中的?他们因此要求对这个姓朱的宗室严惩。但是皇帝已经偏听偏信,反而严责大臣:朱某是我皇家的人,你怎么可以要求严惩他?大臣看到皇帝不讲道理,惟一的办法就是辞职抗议,这就正好中马、阮一伙的下怀。
用了诸如此类的造谣撒谎、污蔑诬陷等等手腕,只用几个月功夫,弘光朝廷中的东林党高官除督师江北的史可法以外,基本上都被迫辞职回家去了,一批复社精英像陈子龙等人,也因由失望而绝望,托故请假或辞职不干了。到了甲申年的十月,即小朝廷建立才不过五个月,马、阮专政弄权的局面便已形成。这里也许应该提一下“东林浪子”钱谦益。他在这一年的十月初三上奏,歌颂马士英,称赞阮大铖为“慷慨块垒男子”即英雄好汉,说崇祯逆案多有冤案,并主动推荐逆案中的一些人物复出当官,甚至阴险卑劣地宣称“以文统武,极是弊法”,要求把国家的安危完全托付给武将,不要文臣去干预他们的活动。这话分明是在背后对史可法捅刀子。这份奏章表明,钱谦益当时已完全投降阉党,利用“东林首领”的老资格在为马阮帮腔说话,成了十足的东林叛徒。但也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马阮的谅解,官拜礼部尚书,却又不让他参加内阁,有点儿“控制使用”的意思。可见马阮一伙当年气焰之盛、手腕之狠、门户之严。 谣言可以杀人,“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三百多年前的阮大铖早已谙熟此道。其实造谣也是撒谎,所不同的是造谣用以攻击对手,而撒谎则用以粉刷自己。阮大铖在复出时曾写了一份《孤忠被陷之由疏》,读后只能佩服他还没有掌权便已有了当面指鹿为马的胆量和勇气。此文洋洋千言,首先说自己和魏忠贤等阉党向来“冰炭之不相容”,俨然正人君子,称自己去涿州是为了看望“文字之交”冯铨,而魏忠贤既然在皇宫里,所以根本不可能和他在涿州会面,完全抹煞了魏忠贤奉旨去涿州进香一事。而此事却是刊登在当年的邸报中的。另外,冯、阮二人跪迎魏忠贤,当时也是万目共睹的事。接着,阮大铖声称之所以和魏大中、左光斗闹翻,乃是因为自己维护弘光的祖母和老爸的声誉,而魏、左则倡“邪议”攻击他们。阮大铖的好友冯铨明明在当时已降清做官,阮大铖却说他是“合家殉难”的大明忠臣。主持编定《逆案》的崇祯朝大学士韩爌,明明已在李自成攻破北京时全家殉难,阮大铖却白纸黑字宣称他“公然开门迎贼”。明明阮大铖在魏忠贤手中升了官,他却宣称自己在当年从未升官……诸如此类的谎言,举不胜举。
明·李仲芳觚稜壶
阮大铖这一出新编自演的表忠献媚戏文,编得太过离谱了,弘光只需稍微核对一下,谎言不难立即拆穿。偏偏当时的弘光已躲在深宫里忙着征选美女宴饮观剧,有事首先问太监田成,而田成则已经和阮大铖结伙,所以阮大铖只要摸准了皇帝的胃口再投其所好,弥天大谎他都敢撒。果然此后不久,阮大铖就不经内阁票拟,却由皇帝直接降旨任命他做了兵部侍郎,几个月后再升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既握兵符又管弹劾。再加上阮大铖和东厂太监们早已勾结,现在轮着他手握生杀予夺之权了。
马、阮专政后的南朝政局,撇开花花草草的表面文章不说,他们真抓实干的只忙两件事:第一是明码标价卖官。这可是经皇帝批准的。例如,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两千两,待诏三千两,如此等等。当时流传的“新民谣”唱道:“都督满街走,职方贱如狗……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需要说明的是:公开买到的官只有虚衔,那银子是归国库的;若想得到实缺,这就要走马、阮一伙的门路,私下孝敬了。考虑到阮大铖在“落魄”闲居时期都能靠敲诈勒索敛财数十万两,如今在这场“卖官运动”中究竟捞了多少万银子,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那个时代一般人想做官是为了光宗耀祖,敛财是为了泽被子孙,但有野史记载:阮大铖自己的内室贴有一付门联,上书:“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第二便是在阮大铖策动下大肆捕人、杀人。阮大铖混迹东林时曾有一位姓雷的官员朋友,时隔多年阮大铖携酒前去联络感情,那姓雷的竟跳墙逃走。阮大铖进门一看,但见书桌上摊放着一册《钦定逆案》,气得他咬牙切齿发誓报复,便找个借口把姓雷的抓起来弄死了。尔后,阮大铖又认定《留都防乱公揭》是一个姓周的官员幕后策动的,这时也找个借口把姓周的抓起来弄死了,再派出缇骑赶赴外地抓捕陈定生和侯方域。幸好冒辟疆躲到扬州后获得了史可法的庇护,而方以智早已逃往岭南去了,这两人才未遭毒手。为此,阮大铖更编了两份黑名单,一份叫《蝗蝻录》,一份叫《蝇蚋录》,前者把东林党人比作蝗虫,把复社成员比作蝗虫的幼虫蝻;后者把附和东林、复社的缙绅士子比作成群起哄的苍蝇蚊子。这样一一开列名单登录,准备统统抓捕一网打尽,迫使东林、复社中的许多人都四下逃亡。只因清兵下江南的动作太快,阮大铖一伙才没有来得及办完此事便作鸟兽散了。
再说阮大铖这个以“知兵”而复出掌权的兵部尚书,在军事方面的唯一建树便是唱高调说空话,此外没有任何业绩可言。弘光在起用他的谕旨中说:“阮大铖前时陛见,奏对明爽,才略可用。”说的就是阮大铖在皇帝面前把他的军事谋略讲得头头是道,十分动听。他当上兵部侍郎以后,又连上两疏,名曰:《联络控扼进取接应四着疏》,《长江两合三要十四隙疏》,滔滔雄辩,显示他是个胸有成竹、见微知著的军事天才,并且慷慨激昂地表示:“臣白发渐生,丹心未老”,要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矢之天日”。于是阮大铖不久便官升兵部尚书。可是从此以后,他就忙着纳贿荐引、抓人杀人了,“本职工作”荒废过分,以致皇帝不得不降旨批评:“谕阮大铖:江上奸人出没,乱兵纵横,以致商旅梗塞,不可不严备。” 明·徐友泉 仿古盉形三足壶
那时的局势相当荒谬:清军往西追打李自成,李自成往南追打左良玉,左良玉往东进攻南明小朝廷。因此,马、阮连忙抽调江北的部队抵挡。却不料清军大举南下,扬州顷刻城破,随即顺利渡江直扑金陵。而这个皇都“竟无一人登埤守城”,皇帝和马、阮均分头逃之夭夭,钱谦益等人则开门迎降。老百姓愤怒之余,只得放火焚毁马士英和阮大铖的府邸出气了。
南明覆亡,失去了权位的阮大铖成了丧家之犬:浙东的鲁王不要他,拒绝他的朝拜;福建的隆武更要抓他问罪。阮大铖只得在浙西一带流窜,最后“投朱大典于金华,大典留与共治军”。而朱大典和阮大铖是同年进士,又都在弘光小朝廷中担任兵部尚书,两人同样贪赃枉法,是气味相投的好朋友。所不同的是朱大典此人早已拥有一支私人军队。因为南都失守前,他就逃回家乡金华,在当地招募义兵,扩充实力,占山为王,同时接受南明鲁王的任命,担任“东阁大学士,督师浙江”。他对阮大铖倒是颇讲义气的,曾要阮帮他“共治军”,并且邀阮和他一道巡城。到了西门,他又向阮指点说:这一带城墙是新修的,土还没有干透,一旦有事,这里需要严加防守才好——把城防的薄弱环节也告诉了这位好朋友。但是金华的士绅和义兵不答应,他们张贴檄文,声讨阮大铖的丑行与罪状,宣布他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要驱逐他出境。朱大典只得送阮大铖去另外一支防守钱塘江的部队。这是他第三次遭到驱逐。
混入江防部队的阮大铖,据《爝火录》记载,通过关系“潜通降表于清,且以江东虚实启闻,在江上为此间谍者几一年,而越人不知也。后大清录用降官,阮大铖有‘投诚独早’之语”。果然这支江防部队不久就被打垮,清兵顺利地渡钱塘江而南,进逼曹娥江。阮大铖这时用不着隐蔽了,遂带一批人“至江干迎降”,完成了他的又一次叛卖。带兵的清军贝勒“召大铖至,于衣领中出纸一条,有字数行”。原来是他的好朋友、被他谎称已“合家殉难”的冯铨,这时已降清做官,向南征的清军贝勒“特荐”了阮大铖,那纸条便是他写给阮大铖的密信。这样,阮大铖便在这支南征清军中“以军前内院从政”,也就是帮忙做地方工作。阮大铖很积极,“自请于贝勒,愿为前驱破金华以报国恩”。意思是他不仅会做地方工作,还要参战立军功,在新主子面前显一显自己的“知兵”之才。但阮大铖并不想利用朋友交情去劝说朱大典投降,因为如果献城的是朱大典,阮大铖就两手空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献给新主子做见面礼了,所以他说的是要“破”城,仗的是自己知道金华城防的薄弱环节所在。果然清军围攻金华时,集中所有的炮火轰击西门,“城遂塌,乃陷,焚戮甚惨,以报檄讨之恨”。就是说,要以大烧大杀来报复金华人张贴檄文声讨和驱逐他之仇。而朱大典则在城破时引爆弹药库自尽,可能至死也没有想到,自己是死在好朋友阮大铖手里的。
阮大铖对老朋友是如此手腕,而对新主子呢,则是另一副嘴脸。《爝火录》卷十六中有两段文字写得很生动:“是时,大清兵所过,野无青草,诸内院及从政官无从得食。”这就是说,大部队一路烧杀抢掠,把地皮都刮光了,他们这些做地方工作的人跟随在后,连饭都吃不上了。但“阮大铖所至,必罗列肥鲜,邀诸公大畅其口腹。争讶曰:‘此从何处得来?’阮应之曰:‘小小运筹耳!我之用兵,不可测度,不止此矣!’其中有黑内院者,满人,喜文墨,大铖教以声韵对偶,令作诗,才得押韵协律,即拊掌击节,赞赏其佳。黑大悦,情好日笃。诸公因闻其有《春灯谜》、《燕子笺》诸剧,问能自度曲否?即起执板顿足而唱,以侑诸公酒。诸公北人,不省吴音,乃改唱弋阳腔,(诸公)始点头称善,皆叹曰:‘阮公真才子也!”由此可看出,这位才子是多么善于放下身段无微不至地巴结讨好对方并同时表现自己的! 明·陈仲美·束竹柴圆壺
而当这支清兵攻占衢州时,阮大铖忽然面部浮肿,带兵的贝勒劝他留下养病,等到部队攻占福建后再派人来接他。“大铖惊曰:‘我何病?我年虽六十,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我仇人多,此必东林、复社诸奸徒潜在此间,我愿诸公勿听!’已而又曰:‘福建巡抚已在我掌握中,诸公为此言得毋有异意耶?’”原来这些日子里他已为自己谋得了充任福建的巡抚。为了不让别人插手抢夺,所以他不肯留下养病,定要带病随军南征。当时他们这支部队要翻越仙霞岭,别人都骑在马上缓行登山,而“大铖独下马,徒步而前,左牵马,右指骑(者)曰:‘我精力百倍于后生!’盖示壮以信其无病也。言讫,鼓勇先登”。他十分卖力,十分逞强好胜,不料卖力过度,一口气缓不过来,大约犯了今人所谓心肌梗塞或者脑溢血症,仆在一块岩石上,死了。这是三百六十年前,1646年7月里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