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伦敦居民们又熬过了一个焚烧抢掠的夜晚,政府领导人们纷纷结束了8月份的年度假期,首相卡梅伦宣布将街上的警力几乎增加两倍。专家和评论家们终于开始集中探讨这一25年来最严重的城市骚乱的原因。
骚乱的起因是上周六晚上警察在托特纳姆打死了29岁的黑人马克·达根。达根持有一把手枪,不过,与最初的报道不同,他并没有向警察开枪。
在今天的《卫报》上,斯塔福德·斯科特写道,星期六晚上他与达根的家人一起去了托特纳姆警察局,耐心地等待解释,但最后却没有得到答案。“我们非常生气警察对他们如此漠视,”斯科特写道。
“如果周末的暴动和伦敦今天的骚乱让警察和大众感到吃惊的话,对我们这些与黑人青年经常打交道的人来说,其实预警信号早就出现了,”斯科特写道。
从本质上说,这可以归结为年轻人和穷人的一种想法,即“社区里什么都没他们的份儿,因此在社会上他们也没有地位。”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也响应了这种观点,不过挖掘得更深一些。头条新闻写道:“伦敦骚乱:下层阶级爆发了。伦敦的下层阶级爆发了。导致伦敦骚乱者产生的原因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以及完全忽视这群人的冷漠的政治阶层。”
玛丽·里德尔在专栏文章中写道,的确,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罪于失业和政府削减社会福利。她的观点值得我们好好探讨。
而真正的根源更为隐蔽。伦敦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暴力活动恰好发生在全球经济可能出现自由落体的时候,这并非巧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J·K·加尔布雷思在他的《1929年大崩盘》一书中列出了衰退的原因:收入分配不均,工商业“集体盗窃”、银行结构薄弱和进出口不平衡。
所有这些因素现在又开始发挥作用了。在上世纪20年代的泡沫中,收入最高的5%的人占了全体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今天,英国在工资、财富和机遇等方面都比自那之后的任何时候还要不平等。光是去年,英国1000个最富的人的财产总和就增加了30%,达到了3335亿英镑。
这边伦敦正处在水深火热中,那边包括我们的首相和大臣在内的欧洲领导人都在惬意地享受着日光浴。尽管眼下的经济危机中心在欧元区,但连续几届的英国政府却合力孵化了贫穷、不平等和不人道的社会状况,而金融动荡又让这种状况雪上加霜。
伦敦的骚乱不是像希腊或西班牙那样由中产阶级发起的。伦敦的骚乱证明,一群英国年轻人——那些烧杀抢掠,趁火打劫者以及他们的帮凶——已经从一个正摇摇欲坠的国家的悬崖上摔下去了。
伴随着人祸的还有市场的失败。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社会民主及其安全网、昂贵的教育和全民医疗在今后惨淡的形势下都难以持续。而现实摆在面前,这又是唯一的出路。在“大崩盘”之后,英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调整。收入差距缩小了,福利体系诞生了,人们的技能提高了,经济也增长了。
要完全复制那种模式是不可能的,但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如果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境况很差并因此成为危险因素的话,那这个社会是无法发展的。这不是在宣扬宿命论,因为贫穷并不意味着没有法治。不过也不能因此去蔑视那些骚乱者,把他们看成一帮贱民。
伦敦乱局的最可悲之处在于,我们需要这群被毁掉的一代来让英国重新实现繁荣和安全。如果这些不满者得不到工作,他们的才能得不到开发,那英国的麻烦就会比想象的还要大。
经济危机与人祸是恶性循环。每一次发作都会比前一次更厉害。正如加尔布雷思所写,要防止金融错觉和疯狂,“回忆比法律要有效得多。”在一个节俭的时代,有很多奢侈的东西是英国再也负担不起的。排在第一的就是健忘症。
这描述的不也正是今天的美国吗——贫富差距加大,失业,以及失望的下层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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