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教化人性，道家发展人性，法家是禁锢人性

重刑是法家的重要思想，其实根源还是在于对人性的不信任，儒家教化人性，道家发展人性，法家是禁锢人性，法家著作《韩非子》中的经典名句“慈母有败子”，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都认为人性本恶，教育是靠不住的，恐怖是管理的有效资源，利出一孔利出一孔，即获得利益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从事农耕。

利出一孔不是单一的政策，配套有税收、徭役等政策，国家对于手工业、商业的税收极重，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百姓自发地从事农业。利出一孔的目的是要把人民稳定在土地上，国家只需要一种人民，就是农民，不存在社会公民身份的多样性，农民的身份和士兵的身份是可以转化的，平时为农，战士为耕，从而把秦国打造成为一架强大战争机器。

民众弱，国家就强，国家强，民众就弱。所以治理国家之道，在于使民众弱。民众思想质朴，就弱；民众思想丰满，就强；弱就会遵纪守法，强就会任意作为。人民守法就会听从命令，任意而行就不好管理，商鞅认为弱民有利于统治，让人民处于羸弱状态是最有利于统治的。商鞅的思想有明显的色彩，所有的措施都服务于加强君权，通过强大的中央，调动全部的社会资源和力量，有助于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办大事，适用于战争这种特殊状态。

但商鞅变法也有它的局限性，国家的强大最终还是取决于国民的强大，没有活跃的生产力，在发展中最终是要落后的，秦国统一六国之后，不到20年就二世而亡，也是这种制度的弊端。汉初吸取秦苛政的教训，实行黄老之学，休养生息，无为而治，迎来了西汉经济上的巅峰文景之治。几千年前的学术思想，竟与现代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市场理论高度匹配。跳出功利主义的角度，功利主义都有很强的时空局限性，甚至功利本身，是因为拉取的时空维度不够。

秦统一六国之后，历朝历代基本都实行言论控制，它的弊端在于思想的禁锢，中国自四大发明之后，科技史上基本没有进步。从超现实主义的角度，法家与儒家、道家最大的区别，在于如何对待人民，或者如何对待生命本身，儒家和道家都把人民当做目的，法家把人民当做强大国家的手段，人民从目的沦为手段，法家虽然有法律，但它没有经历公权和私权博弈的环节，虽是法制，本质还是皇帝的命令，权力天然具有膨胀性，没有把权力关在牢笼里，都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