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之才，大德是钦
——忆姑父王贤樵
我先生的姑父，一位享誉海内外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于前年九十七岁高龄时安然去世。九十七岁，在医学发达的今天都算是非常地长寿了。而作为他的亲友和晚辈，大家还是不由扼腕长叹：毕竟像他这样从民国走来、受教会大学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是越来越少了！
初次拜见姑父，是在2010年先生带我去福州老家祭祖时。先生与多年未见的亲友相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而我却被静静地坐在一边的姑父所吸引。他偶然的答话中蕴含着丰富的学识，且谈吐风趣、条理清晰，以至先生和他少年时代的玩伴谈天说地时，我却兴致盎然地听姑父述说着他的人生经历，翻看姑妈找出来的姑父的著作，并为他的才华、品格和智慧所折服。
姑父和姑妈年轻的时候
姑父毕业于美国人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福建创办的FukienChristian University（直译：福建基督教大学，简称福建协和大学，依照美國大學法被准许和授权该校颁发学士学位）。协和大学建于鼓山之麓，闽江之滨，大小数十座饶有东方古典风味的精致建筑峙立江东，远山凝翠，江帆如画，是当今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的前身。
姑父学的是化学。那时，教会大学大多分男大和女大，姑父就读的大学只有男生，而姑妈就读于福建华南女子学院文学系（现在并入福州大学），他们的相识，是在一次校际间的舞会上。听姑父说，姑妈年轻时很漂亮（这时姑妈开玩笑地说：现在就不漂亮吗？呵呵呵。）英俊才子与美貌佳人，从相识相知到互相搀扶，整整走过了七十多个年头！
很巧，姑父和我的父亲都出生于1919年，只是他们一位就读于南方的协和大学，一位就读于北方的齐鲁大学，所受之相同的教会大学的高等教育，使我初见姑父就感觉他老人家就像自己的长辈一样熟悉而又亲切。姑父待人谦恭礼让，谈吐举止儒雅得体，言语睿智博学，令我顿生敬意。
姑父的家族在福州有祖业。姑父毕业时，他的长兄王贤镇（“民天”中华老字号创始人）倡议将他们弟兄仨继承的财产合股创办一个酿造厂，厂址就选定在自家附近的洋洽路边里的青蛙山麓。他取古谚语“民以食为天”头尾各一字，定为“民天食品厂”。1945年10月，他们正式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南京商务部申请“民天”商标注册，是福建全省最早注册的企业。于是，民天牌系列产品大规模向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远销。然而不久，公私合营了，姑父只是潇洒地挥一挥手，告别了他的那份财产，不带走一分钱。由此可见，姑父确实是那种看淡金钱的人。姑父的这种品格，与他在协和大学所受的教育密不可分。
据1929年2月经教育部立案的董事会章程规定，福建协和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以博爱、牺牲、服务精神，研究高深学术，养成高尚健全人格，适应社会需求”为宗旨，因而“博爱、牺牲、服务”亦定为协大校训。这就是与当今大学培养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先生语）有着天壤之别的所在。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当年协和大学的校歌和当今某全国重点大学的校歌。
协和大学闽江东，世界潮流此汇通；
高山苍苍，流水泱泱，灵境产英雄；
萃文化，作明星，明星照四方。
无远弗届，真理是超；
乐群众于一堂兮，作世界大同之先声；
协和协和，大德是钦！
可比吗？务实与弄虚、凝炼与粗劣、贡献与索取、责任感与镀金意、虚怀若谷与高调炫耀之间，云泥之别。这不是两所大学的区别，而是两个时代的大学之区别，也是父辈那代知识分子和当今知识分子的差别。
纵览福建协和大学的师资阵容，以及培养出的众多杰出人才，就不奇怪姑父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以及触类旁通的研究能力了。当年协大的师资有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名儒陈宝琛弟子陈易园、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著名历史学家傅家麟、著名微生物学家"庆大霉素"发明者王岳等等，为他校所不及。因此，协大毕业生在科技、农业、教育等方面都有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
然而，像中国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一样，在上世纪中叶的文化大灾难年代，正值事业辉煌时期的姑父也没有幸免于被蔑视、被“改造”的命运。他被“下放”到福建省长汀县一个叫羊牯岭的地方当农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那些受过现代化文明之高等教育的科学家们，到农村应该接受目不识丁的老农们的什么教育呢？
姑父见我对他的经历很感兴趣，就笑呵呵地告诉我：他当时想，要是他们和老农们拼力气，显然是划不来的。还不如另辟蹊径，教老农们一些他们不懂的知识。于是姑父就教农民们怎样施肥、怎样防治病虫害等，居然使年产量大幅度增长，深得农民的敬佩和拥戴。这样一来，姑父便从一位学业有成的化学家，忽然自我转型成了一名农林学家和植物学家了！可见，那时培养的知识分子与现在这种只会翻嘴皮炫耀晦涩难懂的术语、靠抄袭剽窃成论文出书的所谓硕士博士相比，他们那代人才是真正堪称有知识有才华有良知并且能够触类旁通的人才。
其实姑父在艺术上也很有天赋。搞艺术人的都知道，音乐和美术是需要天分的，而且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要达到一定的水准，没有多年的功夫不可能拿得起来。而他弹琴、摄影、绘画和书法都很棒，还能自制音质不错的吉他。可见姑父的天分和韧劲不可小觑。姑父的这种能文能武的动手能力，可能在那些从民国走来的知识分子中不算什么稀罕事，而比起当今高学历的低能儿来说，也可以说是判若云泥了罢。
姑父家里有一对看上去很古老的藤椅，造型像西式的沙发椅那么别致，美观而舒适。藤椅虽然古旧但却因为设计坚实而毫无破损之处，木构架，椅背和坐垫处用相同柳叶宽的藤条编织而成。姑妈说，这也是姑父的作品，是姑父在羊牯岭劳动时，央请农民从山上砍来藤条后自己设计制作出来的。我不由看得目瞪口呆，如此复杂的工艺，居然出自一位化学家——哦不，一位农林学家之手！原来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是可以在各方面大显身手并能用于美化和改善生活的！可是这样的人才，却被当作苦力在农村接受再教育。
我先生家族的亲戚很多，逢年过节或者我们去拜见姑父时，晚辈们大多会去福州一些有名的饭店聚一聚。当大家欢聚一堂时，学富五车的姑父却并不多话，总是微笑着似听非听地看着嬉笑颜开的晚辈们谈天说地，完全没有那种仗着自己的辈分和社会身份，就要插进来指点江山、好为人师的架势。但晚辈们若真有什么观点各执一词争论得不可开交时，问姑父的见解，他只轻轻地、简单的一句话甚至只有几个字，就能让双方豁然开朗。其见识和思维之清晰，颇有四两拨千斤的功底，令我敬佩不已。而那时，老人家已经年逾九旬了。
第三次拜见姑父，老人家已经96岁了。孱弱的姑父坐在一张软椅上，腿上盖着薄薄的毯子，同样衰老的姑妈陪伴左右。表姐告诉我，医生关照过，姑父只能吃流质。此时的姑父一反往常的随和，反复向我抱怨：她们把我变回婴儿了！天天喂我喝流质！我自己觉得可以吃正常的饭菜，只要不太硬就好么，为什么一定要听医生的呢？医生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吗？
其实姑父的思维富有哲理：医生只是因为担心姑父的肠胃不能消化饭菜而建议他吃流质，但姑父自己更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所以一味地按照医生的想象来限制姑父的一日三餐，有一种郑人买履的滑稽。但姑妈和表姐毕竟怕有不测，坚持按医嘱喂姑父流质，真真难为了他老人家啊，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没有很好地再享受一下家乡风味的美食！不过姑父尽管不满意，但他不像大多数的“老小孩”那样地又作又闹，而是无奈地选择了苦笑着接受。
那年先生的叔叔陪我们游览福州著名的鼓山，我们在山上的素斋用餐时，叔叔也给我们讲述了一些有关姑父的故事。姑父后来居然又研究起蘑菇的改良和推广种植来，因颇有成果而被美国等欧美国家邀请去做讲座。那时中国结束文革不久，人民的服装都还淹没在蓝灰色的海洋里，国家就拨款给因公出国的人员做西服、买领带皮鞋，并补贴在国外的生活费。姑父在国外并没有可着补贴吃光用光，而是回来后把剩余的钱悉数上交给了单位，连西服领带皮鞋都一并交公了。他说：这是国家给我在国外穿的，既然在国内了，就不该穿了！
当时我不理解：西服上交即成无人言津之物，不如折价买下尚可利用。后来才想明白，那时的科学家，工资几乎和平民百姓一样微薄，家境之清贫不可能拿得出一笔闲钱去买一套不常穿的西服。上交其实也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假装中国知识分子生活体面的做法并不足取。但既然是组织的命令出国一定要穿像样的西服给国家争脸，那就执行命令在国外时“借”穿一下。不然，姑父一定会像平时那样，穿一套蓝布中山装、脚蹬一双布底松紧鞋就登机了——这才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状况。
这就是姑父的人品，这样的大气若不是出身在有身份的人家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断然不可能的。再看看当今的贪官，哪一个不是缺乏良好教育并瞪着一对红眼窥觑别人财产的人？！
姑父走了，从民国走来的那一代的知识精英又少了一位，而且永远不可复制。我总共才见过姑父三次，但是每次姑父都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并且成为我意欲模仿和学习的范本。愿他们那代人所留下的精神和为人处事的榜样，会像星星之火那样蔓延烧荒，改良当今中国这片正在沙化的土壤。
注：风景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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