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对《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非常敬重，我敬重的是在高卧隆中时的诸葛亮，不是后来入蜀做丞相的诸葛亮。那个高卧隆中时的诸葛亮，我读了以后很欣慕，佩服得不得了。
当时我只有十一、二岁，是小学四、五年级时。四、五年级学生怎么会这么敬重诸葛亮？当时我看的第一本书就是看《三国演义》，毛宗岗的一套，有二十本。当时有的也是似懂非懂，《三国演义》是半文半白的，但故事情节还是看得懂的，所以也吸引我。看到诸葛亮死时就看不下去了，对诸葛亮非常敬慕，掉了许多眼泪，他病逝在五丈原——那时候我顶多5年级。问我什么情况下掉眼泪？就是诸葛亮死呀！
我在看书时看着看着就落眼泪了，小学里读书，偷看《三国演义》，回家睡觉时在帐子里看书，除《三国演义》之外，还看武侠小说，一些文学价值不高的如《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之类的作品，我也看，虽然不晓得好坏，分别不出高下，但这些书都激起了我对故事的兴趣，一开始我看的都是这些小说。
我不晓得第一滴眼泪是什么时候掉下来的，小时候我容易掉眼泪，现在也是，看书也容易落眼泪。
最佩服诸葛亮的是啥？大概是神机妙算——另一方面，最佩服他的散淡，卧龙冈上的山野散人。
这么小的人就知道佩服诸葛亮的散淡。唉，算是奇怪的，我对他做丞相并不在乎，辅助刘备，争分天下，并不怎么。我小时候和小朋友白相，舞棒弄枪的，我说：“我是山野散人”，诸葛亮是不是自己这样讲，我不知道，但我是这样讲的，我最欣慕的是诸葛亮被人称为“山野散人”，是散淡的人——奇怪，小人并不懂得我，我也不顾他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山野散人，我管我说。
我并没有受父亲什么影响，父亲本来是个私塾先生，他的名字叫镜海，字南坡，这是后来取的笔名。1887年生，同蒋介石同年生，83岁，1969年去世。家里有几亩田，父亲后来不教书，他自己也不下田，雇佣几个人。他叫钱南坡，可能也有一点散淡吧，但是他也没读多少书，也不做学问，做私塾先生也不是很成功，那时武进的教育很发达，做私塾先生的也很多。他还是很传统的，从前说，耕读传家，一面种田，一面读书，当然他是不下田的，只是个旧式的中国普通老百姓。
屋里的书不多，但也有一些，旧小说像《三国演义》《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封神演义》《说岳全传》《野叟曝言》《金臺平妖传》——等等都有。那些年读过的真正的名著除了《三国演义》以外，就只有一部《水浒传》了。家里《西厢记》也有，《红楼梦》没有。我在小学里没有看《西厢记》。
父亲这些书可能都看过的。《三国演义》也肯定看过。但我和父亲没有讨论过。
我觉得《三国演义》写诸葛亮高卧隆中这一段写得非常好，所以我佩服欣慕。
我现在80多岁了，有人问“你最患难的时候，1957年，文化大革命中，这时候诸葛亮在你脑子里影响如何？”我讲，诸葛亮，我是一直佩服的，后来看到诸葛亮的文章也写得蛮好，《前出师表》，《后出师表》，以前读书早就晓得了，其它也读到一点，后来文化大革命以后，看到了诸葛亮有许多文章写得不错。
我哥哥是否看《三国演义》不知道，我也没有和他讨论过。我读了《三国演义》以后，乡下有一些比我大一点的人，喜欢听故事，我就讲给他们听，夏夜乘凉的时候，这些大人喜欢听三国的故事……
我这个人从小就比较孤辟，忧郁，我自称我是山野散人，这个性格对以后成人当然是有影响的，是不是成了我消解外界压力的重要因素？还不能这么说。
我现在好象散淡了，没有什么好认真，年轻的时候不是的，我气量小，动不动生气，发脾气，听不得别人一句话，就象小时候我妹妹信里写的那样。
对《三国演义》的诸葛亮非常仰慕，这是我的一面，另一面却是容易生气，不散谈。
50年，可能是49年，解放以后，我在上海交通大学教国文，国文课减少了，本来有好几个人教国文，后来只要一个人，我和王遽常 ，还有啥人记不得了，好几个人都没有课了，这种事情主要是教务长作主的，也不同我们打招呼，也没有商量，我们的课就没有了，只给一个人去上了，我很气愤，就写了大字报，公开批评教务处这个做法不对，王遽常他们都来签名，大家都认为教务处不能自作主张，不和我们商量，就把我们的课撤了。这件事反响很大，市军管会的当时高教处处长也来看过，后来校务委员会主任来找我谈话，介绍我到革大去学习，就是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同王遽常两个人，王遽常 因为有心脏病不去，我去了，在北京学习半年，实际上是思想改造，半年后，革大要留我，问交大要不要，交大教务长我批评过，他当然说不要，不要，革大可以留。问我，我说要回去，我太太在交大。革大尊重我的意见，让我回来。如果当时留下来，就在北京了。
这个例子说明我并不散谈。怎么散淡？受不了一点气，一点也不散淡。慢慢地，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被批得棱角都磨掉了。我从前的眉毛向上翘的，现在搭下来了，没有办法了啊！他们都用人民的名义，革命的名义，压制你。从前可以有硬汉，有骨气，骨头硬。现在说你跟人民为敌，与革命为敌，那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什么好说了，他一面大旗拿在手里，他不是说你反对某个领导，反对那一个人，反对什么，他说你与革命为敌，与人民为敌，谁能反抗！
他是以人民的名义，你反对他就是反对人民。我又没有，同政治的确不搭界，毫无兴趣。我从来不写与政治有关，与社会有关的文章，开会我也一直不发言，现在也是如此。陈思和在一篇文章中说我脾气很犟，那是在学术上，我主编的教材，找他们谈，让他们发表意见，开始我不响，最后决定还是我来决定。
如何解释散淡呢？现在已经散淡了。散淡也是美。那当然。散淡，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诸葛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是入世的，还是儒家，看问题与徐庶不一样，不是专门做学问的，搞政治，鞠躬尽瘁，感知遇之恩，那是后来的事情。我现在看淡了，认真又认真不来，无法认真，我不争，我也不要做官。
我也不会做。师大要我做图书馆主任，我也不做。那年从交通大学调到师大来，来一个聘书，讲师兼图书室主任，我一看图书馆主任，我就不来了，不会做，做不来。后来师大人事处去问交大人事处，他为什么不来报到，说他不愿意做图书馆馆长，于是就同意我不做，只做讲师。80年代，徐中玉退下来，叫我做中文系主任，我除了教书，什么都不会，我做不来。我的懒是很出名的，看起来很象散淡，其实我主要是无能。你太钻，太认真了，要能够出来才好。
我是有点玩世不恭的，有点不恭的，对什么事都看得很淡，庄子说：“以天下为尘浊，不可与庄语”。就是有点玩世。那样不好，年轻人不应该，老头子无所谓。
总的来说，我还是比较谨慎的，认真的，不会太出格，还是儒家的传统。至少不去做损人的事情，害人的事情不做。但人生苦短，应该愉快地打发这些有限的岁月，损害生活，要我放弃乐趣，那不行，我喜欢悠闲，做不来的事情，我就不做。
小学的时候，老师就发现我喜欢玩，喜欢看小说，但发现我功课还是做好的，不会不管功课就去玩的。喏，老师把讲义发下来，要作作齐，我就往头上这么一弄，再放下来，就作齐了。我这个习惯动作，老师注意到了，很有惊异的样子。
哥哥上学时，我照例还不到上学年龄，但他去，我也要去。第一天去拜老师的时候，在红毡毯上向老师磕了头，老师还给我们 吃枣子，很好玩。后来，我就觉得太拘束，不肯去读了。常常要懒学，父亲就叫人抬着我去，两个人，一个人抬头，一个人抬脚。私塾先生是我父亲的朋友，就在他家里读书，学生就我和我哥哥。我家的房子也有五进，有天井，现在都变了。我父亲种田，但不下田，应该是小地主。但子女多，土改时没算上地主。我兄弟很多，有三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都没做出什么。
我母亲姓周，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因为过去女子的名字是秘不示人的。她是一个慈祥的人，长得也很清秀，江南女子。母亲的心非常善良，待人好，从前有“叫花子”过来讨饭，她总是多给一点，看到人家有难，好象是自己的困难，老担心着。人家跌跤，她往往先就“喔哟”一声叫起来，好象自己跌下去的样子，同情心非常强。母亲什么时候嫁给我父亲，不晓得，母亲家里大概不错，我到她屋里去过的，屋子很高大宽敞，现在已经没有人了。我有一个舅舅，不是她亲弟弟，是领来的。房子非常宽敞，高大，离开我们有六七里路，有一镇叫庙桥，庙桥镇那里有一个村，母亲的老家在这个村里。我晓得伊有一个姐姐，是我姨母，我叫她寄娘，因为比较亲，我们兄弟都叫她寄娘。
农村里人信佛，有土地庙，观音庵，她们不一定有真正的信仰。但都念佛、拜菩萨，母亲也相信。
母亲很欢喜我，小学里的老师也认得她，对她讲我怎样聪明，甚至说我是天才，母亲听了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很骄傲。她不识字，在家里做家务。我们顶小的弟弟叫九九，她一共生了九个，我是第六个。长大承认的有五个兄弟，一个妹妹，后来两个哥哥死了。在重庆读大学时给我写信的妹妹是第七个，母亲没有啥故事，她的事全部写在《我的母亲》一文中了。
我父亲在地方上有点名声，村里人对我们家比较敬重。我去读书一般由村里人送我，有时父亲也送。到了上小学，与阿哥在一起，阿哥是第五个，比我大两岁。我们家有一、二个长工，忙的时候短工蛮多。我父亲的田并不多，解放初我以为自己的出身大概是小地主，后来思想改造时才知道，算中农，因为田分给几个兄弟，一分就没有几亩田了，总共只有50来亩田。
母亲对长工很好，对两个媳妇，也很好，我的大嫂嫂、二嫂嫂都住在一起，母亲对她们都很好，房子蛮大，三开间，五、六进，我父亲也有两个阿哥。父亲自号南坡，是否写文章，没有看到过，书是有的，我小时候也不懂，估计总也写写罢，私塾先生没有多少学问。父亲生在1887年，科举已经没有了。鲁迅1881年生，秀才也没有考取，后来也没有了。父亲是私塾先生，但我记事时他已不教私塾了。他也欢喜玩，在外头欢喜赌铜钿，搓麻将，有时也带我一起去白相。看戏，看戏后搓麻将，朋友之间玩玩。那些是草台戏，就是社戏，就是鲁迅小说里写到的那种戏。我小时候没有偷罗汉豆吃的情节。我记得。在大学里读书和伍叔傥先生一道去散步，到农村里上酒店吃酒，吃过从田里新采上来的蚕豆。
小妹妹，比我小3岁，叫佩荷，没啥回忆的，到37、38年我离开家乡，妹妹16岁，我19岁，一直没有见面。到46年才回来，我27岁，她24岁，已经结婚了。小囡时一起白相相，没啥好讲的。妹妹是师范毕业，解放以后再读书，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在乌鲁木齐路延安路这边。现在常熟，退休了，本来在中学里当老师。我去重庆读书，头几年不能通信，后来半年才通一封信，邮路不便。信里告诉我，妈妈在想念我时对她说，我很娇，容易生气，生气了又不讲，要别人向我道歉了，才解气，我在文章里都写了。
第八个妹妹说是被烫死的。不晓得真假，大人这样说。汰浴时，佣人给她洗澡，水烫，哭了。佣人的手皮肤老，不觉得烫，不予理睬。后来第八个妹妹没有长大就夭折了。我的大阿哥在无锡做过店员，二阿哥种田，第三、第四阿哥，我生下来也没有见过，第五个阿哥在国民党通信兵部队当过连长，后来当过中学教师。我是第六个，小名叫“六六”，第七个是妹妹，第八个妹妹烫死了，第九个是弟弟，叫九弟。
祖上是怎样的我不清楚。听说从前屋里的元宝要拿到太阳下晒的，我也不相信，好象是有铜钿人家一样。我晓得父亲的姐姐，姑妈，大伯伯（死得早一点），二伯伯，一直到我们屋里来，是不是大户人家，我都不大清爽。当然，在武进，钱是大姓，江苏浙江一带，钱都是大姓，吴越王，钱镠 。
小学里的校长钱伯显，是当地的大地主，其实也不大，只有百来亩田。我的辈份很大。我父亲是族长，现在应该我是族长了，同辈中我年龄最大。钱伯显解放以后，做过县政协委员之类的，不大清爽。伊的儿子钱梦梧，比我低。伊的姐姐叫钱瑶如，和我同班同学。钱梦梧解放后做过武进县县长。姐弟俩都是共产党，打日本人时，钱瑶如在打游击时牺牲了。
记得我在小学五、六年级时，武进县举行小学生演讲比赛，我们学堂里我是代表，我参加，校长钱伯显带我一起进城，我从来没进过城，和钱伯显一起住一个房间里，城里有电灯，乡下没有电灯，很希奇，我晓得了母子开关。我的演讲题目是：“我的朋友”，是讲图书馆的。讲稿是老师给我写的。
小学里有许多女老师。钱伯仁的夫人，姓毛，叫毛志鹏，一个男人的名字，是我的班主任，我晓得她不是钱校长的元配夫人，元配夫人死了。毛志鹏教我们语文，另外两个女老师，不一定教我，但她们都认得我。四年级时，有一次我生病，得了班疹伤寒，很严重，病了一个多月吧，但考试时，成绩还是很好。她们来看我，对我母亲说，六六聪明，是天才，校长在学校里也会指着我对别人说：“喏，这是六六”。
我那次去县里参加演讲比赛，是学校里选送的。也不是县里所有的学校都参加的，但我那次演讲没有得分。演讲的过程是怎样的，不记得了，一点印象也没有。只是记得很新鲜，城里有的，乡下没有，钱伯显喜欢我，所以带我去比赛，他喊我“六六”。
“六六”是我家里的排号，我们家里兄弟几个是“国”字排名，五个兄弟便是：恩选庆荣华，意思是：考中了，庆祝荣华。我现在的名字：钱谷融，是76年以后才正式改为我的名字的，是新时期后，57年写文章我也用钱谷融，但那时我的户口薄上的名字还叫钱国荣。在重庆时，我不写文章，只有一本习作，题为“谷融习作”，是大学里比我低一级的一个同学，叫徐群发，给我题的，是我中学同班的同学。1948年在大公报上我写过一篇《谈国文教学之弊》，用的笔名也是钱谷融。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公开用这个名字。
我读的那个初中，是非常蹩脚的，叫私立潜化初级中学，是由国文专修馆转过来的。为啥要进这个中学，因为我阿哥在那里读书，我阿哥比我大二岁，我跟着一道去读。校长、校务主任都是我们乡里的人，认得的，交费可以分期交，不要一次交足。我比我阿哥低一级，拿不出学费，所以进了这只学堂。读了一年，1933年，常州发生旱灾，闹灾荒了，我们种田的根本读不起书。荒年，饭也没有吃，不读了。当时校长、校务主任，因为我成绩好，要留我。一年级时作文比赛，我得全校第2名。当时，上面还有两个年级，特别三年级同学，是从国学专修馆过来的，国文比较好，校外老师来评；他们用文言写，我写白话文，因此学校很看重我，觉得不读书回去务农，可惜，对我父亲说，你应该栽培他，交费可以分期交，但膳费不能免；后来母亲想了一个办法，让我到姨母家去吃，那是我母亲的姐姐，住在常州城里，离学校不远，到他家里寄食，等情况好一点后再给补偿，这样我就继续读书了。那篇得了第二名的作文名字记不得了，我写的内容还依稀记得，讲一个农家 怎样过冬天。学校赏给我一件棉毛衫，当时叫卫生衫，还有一把扇子，请画家画了画。是不是冬天，想不起来了。棉毛衫是冬天穿的，但还有一把扇子，扇子没有保留下来。回家后，给母亲看，母亲开心得不得了。城里到乡下交通不方便，我一个月回去一次，汽车也没有，坐独轮车。
小学里时原来五年级一个老师叫王自治，字眺越，对我特别好，非常喜欢我，是绍兴人，临走时把他的一部“天雨花”的弹词送给我。他走了，把我托付给一个姓徐的老师，他是济南大学毕业的老师，让他关照我。升到六年级时，新来一个无锡师范毕业的谢老师，不顶了解我 ，第一篇作文，他就说我是抄来的，并在文后写“别处抄来，何得掩人耳目”的批语。我向他说明是我自己写的。他不听，仍一口咬定我是抄来的，我问他是从哪里抄来的？他说是从《模范日记》上。我找了一本《模范日记》要他指給我看，我是抄的哪一篇？他当然指不出。但仍支支吾吾的不肯承认他是冤枉了我。我就在他的评语后面写：“批评之权在老师掌握之中，学生何敢乱道。”然而——我还在一篇交上去的日记上记了这件事，还标上了一个《胡批》的题目。老师看了，在文后批了“字写大一些”几个字。本来这件事算了，我的一个表兄，我大嫂嫂的弟弟，在扬州中学高中部读书，有一天来玩，看到了老师的批语，讲你的字已够大了，谁叫他是个近视眼呢？你可以反问他：“你看不见吗？”我不懂事，肚子里有委屈，就真的照表兄说的在老师的批语后面反批上“你看不见吗？”这是十分无礼的，所以激怒了老师，第二天，他当着同学的面，把我叫到讲台上去，我伸出一只手去让他抓住，他举起一把尺，从前叫戒方，打了我十个手心，一面打，口中一面说：“我就打你这个‘看不见’，我就打你的‘看不见’”。这件事校长也会知道的，他的女儿和我同班同学，学校里老师都会知道。我心里恨难过。
在潜化中学一年级教我们国文的班主任姓徐，是前清秀才，头圆圆的、扁扁的，我们当时很顽皮，他教国文嘛，我们就叫他“圆而扁之”。他很喜欢我的。记得当时，我们学生常常玩削瓦片的游戏，一次把学校附近人家的屋顶上的天窗打破了，他批评我，你怎么这样呀！当时我也很顽皮。这个学校是很蹩脚的。他还教我们地理、历史，都是他一个人兼任的，讲外国地理时，我记得他教我们怎么记住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名词。他说这个名词太长了，可以分两段记：捷克斯/洛伐克，很好玩。他不懂，叫捷克/斯洛伐克才对。中学读了三年。中学语文要背书，我读一遍、两遍都背出来了，现在记不得了。
初中里还演过一次话剧，演田汉的《苏州夜话》，我演女角，MS·杨，杨小姐，学校里没有女生。当时怎么会演戏的呢？校务主任管雄，光华大学毕业，教我们英文，学校开展文娱活动，他提出要演戏，他自己做导演。我在戏中扮女角，大家都讲，我的性格有点女性化。平时在家里和妈妈、嫂嫂住在一起，两个嫂嫂也没有什么文化，小学程度，我在这个环境中长大，是有影响的。
高中是在无锡师范读的。无锡师范恨难考，每个县只有几个名额。那里的老师都是比较好的，有点名望的。国文老师阮真（字乐真）光华大学毕业的。当时王厦才做了汉奸，周佛海是江苏省教育厅长，有些言论与王厦才差不多，阮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列举种种迹象，不指名地骂“是亦王厦才也！”他教国文，工资一个月180元大洋，很高，一般学校只有几十元。他是绍兴人，有点真性情，人长得高高瘦瘦的，走路也在想心思，走着走着常常会撞到墙壁上。他听过鲁迅演讲，讲鲁迅的脚步很轻。教生物学的是吴元涤（字子修）做过江苏省苏州中学校长，在日本留过学。施之勉是教历史的，向达（向宾讽）教地理。一个姓史的教化学，这个人没有学问的，上课照本宣读，学生们不听他讲课，后来决定考试时大家一起罢考。他来了，发了卷子，大家都按兵不动，他急了，哀求苦恼地求大家，说我们大家都是附近几个县的，非亲即故，乡里乡亲的，不要给他太故意不去。最后让学校里知道了，他教不下去了，自动辞职了。那一次是谁起的头，也不晓得。
在无锡师范读三年级时，日本人炸学校，学生还都是孩子，就纷纷逃回家，学校无形解散了，我回到乡下，去南厦塾小学代课。记得，怕汉奸来破坏，我们有时候晚上组织巡逻队，保卫武宜公路上的桥梁，大家很积极，天天听广播，起先很兴奋，淞沪战役打胜了，都是好消息，一个叫曹孟梁的老师，他教六年级，后来日本侵略者逼近昆山，他告诉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一定要逃出去。后来我们几个小青年，大约有近十个人，就真的跟着他向内陆逃亡了。
听说他是共产党，后来在五台山打游击牺牲了，也没有证实。
在无锡师范里是没有女同学的。到了四川中学师范部有女同学。小学里有一个同学叫李节，和我顶要好的，6年级时分手了，他家里穷，读不起书。谢老师顶喜欢我们两个人。暑假里我常常一个人散步，看天上的云，想念李节，很惆怅。同村还有一个叫铨荣的，跟我同年，常在一起玩，后来也常常怀念他。还有一个女孩子叫张慧，长得很好看，脸长型，白白净净。一毕业就再没见过，我也想伊的。这是我一面的心情，我很重友情，伊不一定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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