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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散文诗比较研究——诗人与学者的双重行为

黄永健,网名紫藤山,男,1963年出生,安徽肥东人,艺术学博士,深圳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联盟副主席,当代松竹体十三行汉诗创始人。

  中外散文诗比较研究  

黄永健(教授,三级)





诗人与学者的双重行为
by Nick Admussen (安敏轩)
 Princeton University

 

黄永健的新作《中外散文诗比较研究》为散文诗的比较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开辟了新的理论和研究思路,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描述了现当代散文诗写作在各个国家的情况和相互之间的影响,并用诗歌来思考我们现代社会的文化和文学。这本书还有一个似乎不易被察觉的优点:即这是一位诗人写的书。黄永健写过三本诗集,他不仅是一位散文诗评论家,同时也是散文诗创作者。

黄永健同时进行创作和评论的双重行为很少见,但并非新现象。现代文学起源之前,全球文学创作和评论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分。当时,各个国家的文人既写诗歌又写文学批评和理论作品。譬如,萧统既编过《文选》也写过古乐府;菲利普·锡德尼(PhilipSidney)不仅写过《爱星者和星星》也写过《诗辩》。在他们的时代,这种双重行为很普通。但是在现代经济背景下,专业化和专门化让文人的身份变得更加单一,或为作家、或为批评家或为编辑,其分工越来越细,思想范围这么广博的学者并不多见。包括陈平原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这种专业化潮流对文学的影响是负面的,我很赞同这种看法。从未写过诗歌的人如何讨论诗歌的创作?而没有能力分析文学作品的人岂能深入理解自己写的诗歌?文学的传统和现实的要求都呼唤兼具创作和评论能力的全才。我认为黄永健教授就是我们需要的那种全才。

初读《中外散文诗比较研究》我就知道这是诗人写的研究作品。我个人不把诗人这个名称视为一种身份。我今天写诗,明天可能就会放弃。毕竟,写诗是一种行为或者习惯,还不是少数人的灵魂自然流露出的语言魔术。黄永健的评论不是诗歌,但是全书以写诗的经验来分析诗歌,反映出作者对深谙写诗的过程。该书第一章提出了如下几个问题:若杜牧的诗用散文写,结果将如何?如果痖痃的诗采用自由诗的形式,效果会不一样吗?这些问题是诗人写诗的时候必然会提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会帮助读者更深刻地接理解诗歌的本质。比如说,纯评论家会把形式和意义的相互反应看成诗歌评论逻辑性的基础。这看似有理,但是形式首先是诗人一系列选择的结果,要理解形式是如何产生的,评论家应该思考诗人所思考的问题:当前的出版环境如何,读者对某种形式会有什么样的态度,某种形式对个人表达有哪些限制。只有像黄永健这样有诗歌创作体会的评论家才可以真正按照自己的经验分析形式和意义关系的同时分析诗人的个人创作过程。

黄教授对散文诗的研究与其创作行为有着深刻的关系。这本书和他的其它学术著作,都是为提高散文诗创作水平、传播散文诗而作。其实,很多文学家对他们自己所研究的领域都抱有主观的态度,但是因为他们已经被专业化了,成为了所谓的客观的专家,他们便常常重复他人已经写下来的所谓的客观的观念,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个学者都有永恒不变的美学立场:我的意思是我们的个人经验、个人感觉,在对诗歌的研究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不应该避免的。一般来说,现代专门化的学者只要戴上专家这个面具,说的就不一定是自己的话,写的也未必是自己的看法。诗人绝对不会这样。诗人的责任是表现自己的心灵、意愿、信仰和个人意识形态。研究诗歌跟创作诗歌一样:两者都是行为。中国、美国、欧洲,全世界的学术界都充斥着缺乏个人原因和动机的研究行为。我认为最好的文学批评和研究需要最深刻的动机:学术界的专业要求和组织的原因不够。

因为黄教授的研究有个人的原因——提高散文诗的写作水平——其研究就有了一些难得的特点。如果要客观地描述中国现当代的散文诗,就不需要太认真地去学习国外的散文诗:因为中国散文诗有它的独立性,读波德莱尔、屠格涅夫、泰戈尔就差不多了(有的学者连这三个诗人的作品也不看)。如果一位外国的散文诗专家的角色只是分析西方文学作品,他也不需要学习中国的散文诗。但是黄永健和少数研究者认为如果你关注散文诗的前途,重视散文诗的变化方向,你就必须关心其他国家的诗人创作散文诗的方法。我在中国的时候发现对外国文学最感兴趣的中国人一般是诗人。这不是因为他们盲目崇拜外国来的东西,而是因为他们要把没见过的认为可借鉴的文学方法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我个人学习中国文学的原因之一就是改进自己的诗歌创作,我认为学习中国这个伟大的诗歌传统将使我受益无穷。作家寻找新鲜的创作素材不限于遥远国家的文学和文化,他们甚至跨越到科学、数学、哲学、宗教等领域,在那里寻找灵感。这样的态度才会产生优秀的文学研究作品。客观的学者在学习散文诗的时候,常常局限于历史学、影响学和现况的描述;黄永健和其他的诗歌创作者则会开拓散文诗创作的新领域:它的将来、形式和创作行为的新领土。

其实,散文诗这个混血儿的文体也经常把研究者和创作者的行为混合起来。比如柯蓝,郭风、徐成淼、刘再复、王光明、邹岳汉等都写过非常重要的文学批评。诗人也应该是有鉴赏力的读者,而写散文诗的诗人知道怎么写有吸引力的散文。这些诗人为什么要参加学术活动?我认为他们知道现当代文学的弱点之一就是对读者的教育:为了懂得并欣赏散文诗,为了读懂所有的当代诗歌,读者需要一个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古代诗歌和古代教育制度的关系就很密切,而现代的诗歌,尤其是新文体,也需要一种通过教育建立起来的基础。柯蓝、徐成淼、黄教授等通过写评论文章或学术文章来支持散文诗,希望找到一个共识来做这个基础。因为他们的贡献,我们现在不必问散文诗是不是一个独立文体,以及散文诗是不是一个欧洲文体这两个问题。这些研究者热爱散文诗,他们会将解决散文诗的诸多问题以及教读者如何读散文诗作为己任。

散文诗首先是个文学形式,谁都能用它来进行文学创作。但是它也关联着一个团体,一个互相负责、互相支持的人群。这个团体包括诗人、学者、读者、编辑等等。黄永健教授的例子向我们证明,诗人可以同时做评论家,评论家和诗人当然也能做编辑,读者同样可以写自己的诗。在某种意义上包括你我在内,我们都是没有角色之分的散文诗的参与者。这样的团体概念是文学创造的未来:因为我们现在有博客、微博、短信,读者与作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而学者和编辑的角色也会慢慢地变化。网络每天都会为我们提供取之不尽的学术资源,自学、个人出版的可能性也慢慢增加。专家这个角色会民主化,经济和社会组织条件也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将来属于所有喜爱读书和写书的人,而引领未来读者的先锋是积极参加文学活动的、知识广博的文人,这种新文学不会服从国家地理界限、经济身份差别或专家系统的制约。

 
散文诗和诗歌都是人类共同的文学遗产。虽然每个人参加的原因各异,但是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黄永健教授的作品已经超越了专门化的分类限制,也超越了国家地理的界限以及文化和历史的界限。他努力去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追求互相了解并力求达成共识,我认为在现代的全球化的、身份多元的环境中,他会帮助所有的文学追求者亲自参与文学的无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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