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野里一朵朴素的石榴花
——简评黄伟兴的报告文学《我姨》
进入两千年以来，问题类报告文学成了报告文学中的主流，诸如教育问题、生态问题、人才流动问题、经济体制问题、体育体制问题、家庭婚姻问题、计划生育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以及乞丐问题、妓女问题、吸毒问题等等热点问题、焦点问题、敏感问题、公开的或隐蔽的问题，统统写进了报告文学。人物传记类的报告文学已经韶华不再，读者锐减。而刊于2012年第一期《中国报告文学》中的《我姨》却以独特的视角、小说的笔法和朴素的事件，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观察力，书写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给读着耳目一新的感觉。
文学作品中，正面人物不好写，小说如此，报告文学亦如此。报告文学中，传统的写作是，作家塑造正面人物，往往受到主旋律的影响，把正面人物塑造得高大一些、典型一些、阳刚一些、勇敢一些，作家力图挖掘正面人物身上闪光的地方、英雄传奇的地方，加以夸张，于是正面人物往往给人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感觉，人物是金光闪闪了，但反而不真实了。倒是反面人物塑造的有血有肉，典型生动。可以说，正面人物的塑造成了文学作品中的一道难题。
黄伟兴同志在报告文学《我姨》中，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农村基层的党支部书记——临潼区全国劳模庞玉芹。
关于庞玉芹，我摘录一段互联网上的介绍——
庞玉芹，临潼南刘村书记，貌不惊人：躯干佝偻，身高仅有1.5米，是先天脊柱畸形的残疾人。可正是这个佝偻着身躯的残疾女人，连续24年担任南刘村党支部书记，带领当初最贫瘠的“烂刘村”变成了马额街道办事处的“一流村”、临潼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也正是这个佝偻了一生的庞玉芹，用自己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公道之心，赢得了最珍贵的民心和最崇高的尊敬，获得了省、市妇联三八红旗手，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模等荣誉称号。2010年4月20日，一直带领全村人由贫变富的村党支部书记庞玉芹因病去世。
庞玉芹去世后，她的事迹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等多家媒体广泛报道。一部以庞玉芹为原型的的电影《燃烧的石榴》已经在临潼开拍。
这样一位身患残疾的农村妇女，是怎样凭着一颗为民的心，赢得全村父老乡亲的拥戴，做了24年村支书，这里面一定大有可写之处。面对这样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劳模，我相信很多作家，在写的时候，更多的挖掘人物身上的英雄壮举、传奇色彩，铺写人物性格中刚性的一面。把一个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可能写的震撼人心，可能会成为中国第二个焦裕禄。可黄伟兴老师在写这个人物的时候，避开了大红大紫，避开了一般作家热心的人物传奇色彩，摈弃了传统的塑造人物的方法——把人物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而是从作者自己和传主的亲缘关系——“我姨”入手，以外甥的角度，审视这一位一心为民的好干部、这一残疾女共产党员、这一党的基层干部。因为是“我姨”，是我妈的亲妹妹，作者与主人公长期亲人层面上的接触，才更多的将主人公的伟大功绩，表现在亲人层面、表现在与我妈的姊妹亲情、表现在我姨对我们几个姊妹的关怀照顾这血浓于水的亲情中。在这点点滴滴的关爱中，一个农村基层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貌就给我们详细地展现了出来。这样，正面人物就不会是那种拔高了的形象，而是有血有肉，生长于民间的一个平凡的劳动妇女。
我们从作者的题记中，就能看出作者新颖的写作角度：
但是，我还是想写写我姨，我想替我失去的母亲写出他老人家眼里的我姨来，我也想写出我眼里的我姨来……
作品开头，并没有像常见的报告文学，以一组动人的画面，或者震撼人心的现象，吸引读者眼球，而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外婆领着我妈和我姨等几个姊妹去一个叫西张的村子请神婆子看面相，引出了我姨的命运“你这个女子，怕是得让你操心了。”——命不好。作者就此平淡入文，全篇以我姨的命运为线索，把我姨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写我姨怎样同自身和集体的命运抗争，在卷轴式的历史画卷中怎样运用自己一个农民的远见卓识，改变自己、改变亲戚、改变全村群众的命运。作品就这样轻松地展开我姨的平凡而伟大的人生。
看完《我姨》，我忽然想起2001年七一前夕，为庆祝党的八十周年诞辰，一部献礼片《党员金柱有点忙》，这部连续剧，没有写血与火的战场上那惊人的风雪、冲天的火光，也没有写尖锐复杂的反腐战线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没有写党的高级干部怎样有胆有识，稳操改革的航船，而是写了一个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金柱处理家长里短的农村百姓间的矛盾纠纷、平凡琐事。通过这些琐事，将一个基层共产党的干部形象典型的反映出来了。
传统的报告文学写人物传记，这中间也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如夏衍的《包身工》，徐迟的《祁连山下》、《哥德巴赫猜想》等。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类作品似乎走到了歌颂政治暴发户、企业暴发户的路子上，报告文学脱离了反映时代的风貌、揭示时代的本质、体现时代的精神这一宗旨，成了给暴发户修的家谱。而现在，报告文学更重视理性思考，把属于社会学、政治学、未来学的研究对象，作为报告文学考察、研究和描写的对象，使报告文学本身呈现出浓重的理性色彩，形成报告文学的“理性美” ，如《中国的要害》、《北京失去平衡》、《强国梦》、《神圣忧思录》、《多思的年华》、《中国小皇帝》、《黑色的七月》、《西部在移民》、《土地与土皇帝》等，作品增加了信息含量和知识性，几乎成为作品涉及的某一部门的必读资料。有的具有浓重的研究色彩和强烈的启蒙精神的报告文学却如同调查报告，堆积一些枯燥的数字，摆出一些素材，这些作品的确能吸引人，但吸引人的，不是其文学的魅力，而是通过对热点的触摸引起读者共鸣。这些报告文学，强化了报告性，弱化了文学性。
而黄伟兴老师的《我姨》，却回归写人的传统，如一股春风，从骊山脚下渭水之滨吹来，给报告文学注入一股清新的气息。他笔下的“我姨”，不是一呼百应力挽狂澜叱咤风云的女英雄，而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党支部书记。他的作品，可能直接震撼人心的地方少了，但我们读他的作品，简直好像在读小说，有些章节让我们几乎分不清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他的《我姨》让我们更多的感受到一种文学的魅力。这主要得力于他的小说笔法的应用。
首先，作者巧妙地将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用于报告文学。小说开头，作者给我们写了1960年那个以瓜代菜的特殊的年代，我外婆带着我妈等姊妹去找神婆子算卦，神婆子的卦还真的比较灵验，由此展开了作品对主人公的描写。
这一节，有些像《红楼梦》中的木石前盟，有些像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写法，有一种宗教迷信成分。这种写法，似乎只有小说才可以用，在报告文学中用这种手法，似乎削弱了报告文学的报告性。可这正是作者独具匠心之处。其一，黄伟兴老这样处理，和曹雪芹、马尔克斯的目的不同。这两位世界级的作家采用这一手法，主要为了增加人物命运的神秘色彩，为了体现在特定的民族、历史背景下，人物难以驾驭自己的命运的悲剧色彩。而黄伟兴老师采用这个手法，更多的为了给人物命运作引子，凸显客观真实，展现人物同命运抗争的曲折人生。其二，在那个年代，农民刚从封建迷信的废墟中走出来，对于没有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外婆，面对我家的灾难，也为了几个子女的命运考虑，请求神婆看面相，于情于理都能说得通，而且真实的展现了农民没法挽救自己的命运所能做的唯一无奈选择，也把拳拳的母爱写了出来，同时也对我姨的典型性格营造了一个典型的环境。至于说看面相的神婆子看的准与不准，已经不重要了。其实，准与不准，完全是个人的感觉。一个人的命运好坏只有当事人知道。当我热爱生活，人生的不如意在我的眼里，恰好是造化的恩赐。当我厌倦生活，坐在宝马车里，也是会哭泣的。作者采用这一场景开头，既增强了作品的文学色彩，也为全篇的传记做了很好的铺垫，好像小说中的序幕引子，展开了故事的发展、高潮。
其次，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语言来写人。写这样的有影响力的新闻人物，作者没有用轰轰烈烈的滚烫的语言，催泪弹般的轮番轰炸读者的心灵，而是以我的所见所闻为叙述方式，用自己的眼睛，折射出这样一位不凡的人物和着共和国的跫音，在平朴的山间小道上，带着全村百姓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寻求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
其实这类写法在小说中不算新鲜，比如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就是采用这种手法，作品通过小英子的眼睛，折射出二十年代老北京的风土人情，像一幅老北京的风俗画。但这类手法在小说中，叙述人的眼里往往闪烁着伤感的泪花，目光是忧郁而深沉的。而报告文学在写人物的时候，为了体现报告性，更多的采用在典型环境下塑造典型人物的手法。这里所谓典型环境，已经不是文学概论中的典型环境，而是突出特定时代的政治人文气氛，在这种大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的性格。这类写法，对于政界精英商界巨子来讲比较合适，对于一个基层干部来说，伟大的社会变革，到了农村，也就成了强弩之末，就好比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到了未庄，就变成了抢走尼姑庵的皇帝铜像、发银桃子。农村的政治变革味道还不是怎么浓厚的。再者，从严格意义上说，主人公活动的所有背景都可以成为典型环境，当然更包括家长里短鸡毛蒜皮般的平凡生活。而这些在报告文学中是不好展现的，特别是对于做出过伟大贡献的人物塑造，往往被作家忽略了。而黄伟兴老师正是借鉴小说的这一写法，用平静的口吻，通过自己的眼睛，折射了主人公在繁琐的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就连“我姨”在农村怎样力排众议搞选举的无奈，以及“我姨”人生中最伟大的壮举——要为南刘村修一座水库，这样一些人生巨大工程，也写得朴朴素素。正是这个朴素，让我们看完以后，不禁流下感动的泪花：这就是农村的党支书，她没有一句豪言壮语，她身上的传奇色彩也失去传奇的夸张性，有的只是老实的干劲；它的心里装着南刘村的父老乡亲，——不是那种夸张变味的政治宣传，而是实实在在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我姨”在读者心中站立起来。
对比衬托手法的运用。黄伟兴老师也在捕捉典型环境,只不过这个典型环境大多不是一般作家写的大的政治背景，而是一个个或大或小的人生奋斗的漩涡。作为一个基层党务工作者，政治背景下的时代环境的改变也许没有政治明星那般对时局的敏锐洞察，对于我姨来说，她的人生路子，就是由一件件人生奋斗铺写而成。面对小孙女因病离世，而姨夫又查出晚期食道癌时，我姨也曾痛苦无奈无助，但“我总能从我姨的目光中看出希望，——姨夫的病一定可以治好的希望！”“49岁的姨夫撇下了与他同岁的我姨撒手而去，给我姨留下了年逾八旬的婆婆和看病拉下的一屁股烂账”时，我母亲的一句“你姨，不咋！”粉碎“四人帮”不久，我姨到我家对我母亲说“叫正在念书的娃好好念书，叫已经不念了的娃把书捞起来，没事了就看看”时，我母亲的表现很愕然。我姨要给南刘村修一座水库时，我母亲的第一反应是“疯咧，真是疯咧，你一个女人，咋就能领着人修水库哩。”等等这些人生奋斗的平凡历程，都在展现我姨的做法与环境发生激烈的碰撞，在这样的衬托对比中刻画了我姨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不凡人生。作品将我姨人生奋斗中遇到的繁繁琐琐一地鸡毛般的客观实际情况作为典型环境，绝对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只是农村特殊环境的真实写照。作者没有生硬地去寻找典型的政治背景作为大环境，探讨人物在社会洪流中的积极意义，这样写，使得作品真实亲切，人物朴素但不失伟大。恰到好处地将基层农村一心为民的优秀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展现了出来。
写人，往往离不开具体事件，一般作家，写人物特别善于在典型事件中刻画人物。比如写“我姨”人生最辉煌的一笔——带领群众修水库，就可能会铺写工程的艰辛，我姨肩上的担子是如何的沉重，我姨的身体状况与工程的艰巨形成强烈的对比，“我姨”是怎样三过家门而不入为南刘村人谋幸福。为了凸显我姨的精神，可能还会将我姨的一些不知道什么时候写的只言片语的豪言壮语添加到这里，以显其人物的超群伟大。而且在选择材料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找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下能折射“我姨”高贵精神的大事件来写。
而黄伟兴老师的《我姨》事件及其平淡，就是一般老百姓都必然能遇到的事件，人生的生老病死的打击，入党的诚惶诚恐，要我们姊妹读书，当支书怎么处理农村的家长里短、公家与私人之间的矛盾，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时，我姨为了怕群众吃亏，自己在自家院子搞试验田，留下一连串失败的记录，以及为了改变南刘村的贫穷面貌，带领大家修水库等等这些事件，我们完全可以从人之常情来推论，合情合理，极为平常。“我姨”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想到为党奉献自己一生，没有想到共产党人应该处处为百姓谋幸福，而更多的是朴素的乡邻感情，温暖的人间大爱指使着她不断前行，为百姓谋福利。这样一个个极为平常、一点也不轰轰烈烈不波澜壮阔的事件，把一个质朴的农村基层书记那种伟大无私真实地凸显出来。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一个哲学话题——伟人与凡人的不同点在哪里？从“我姨”庞玉芹身上，我深深悟出伟人与凡人不同点不在于是否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也不在于智商的高低，而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伟人即使处在平凡的琐事中，也能胸怀理想，百折不挠，不懈奋斗。这也正是中国哲学所讲的“觉解”。当然，“我姨”所受的教育，不可能理解什么是中国哲学中的觉解。但他却在不知不觉中，通过自己处理的一个个平凡而琐碎的小事，诠释了觉解的真谛。
当然，读黄伟兴老师的《我姨》，也感到有些地方不太完美。比如作者一味地为了突出我姨的平凡，为了在平凡中刻画伟大，结果把人物关键的地方并没有塑造好。比如，一个身患残疾文化水平不高又没有什么政治背景的农村妇女要来当党支部书记，而且24年来一直任村支书，这个人绝对有她出众的领导才华和一颗绝对为民的心，否则在各方面硬件条件超过我姨的众多农村才俊中，“我姨”根本不可能这么多年一直当书记的。但是作者没有把着眼点放在这里，使得人物形象的丰满性受到了影响。还有，“我姨的性格以及思想品格，必然和成长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作品中，我姨的思想行为就好像天生具有的一样。这样，人物的立体感就不太分明。而作为报告文学，它的魅力，就在于通过大量翔实的真实材料，把一个人物的性格成长立体地塑造出来。让读者真正感到这个人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思想情怀。进而让读者对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能得到合情合理的理解。
当然，任何作品，都必然留下这样那样的残缺，也正因为残缺，才更能让人理解作品的成功与可贵。黄伟兴老师的《我姨》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算不上黄钟大吕，但却真实的再现了平凡人的不凡人生。它像山野里一朵朴素的石榴花，在绿肥红瘦的六月热情绽放；又像一股山野里吹来的风，带着泥土香，给报告文学的百花园带来清新质朴的气息。成功给人奋斗的动力，不足给人奋斗的锐气。我相信，黄伟兴老师一定会以这部作品为契机，为读者奉献出更多更精彩的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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