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的高考往事
文/张喜龙
我这一生参加的唯一一次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是在拖着疲惫的病体、自带简易的行囊、晚上睡在考点附近一所学校的教室里参加的为期三天的考试。现在回想起来，依然五味杂陈。
那是距今38年的1981年。高考前几天（好像是7月3号），学校召开了考生动员大会。会上，除讲考试应注意的事项之外，还对去县城参加高考怎么去、住哪里等做了具体的安排，要求考生遵守纪律、服从安排、统一行动。动员会后，我们就收拾书本、卷铺盖离校了。到家后，大概是第二天，不知吃了什么，我那不争气的肚子疼了起来，接着就是腹泻，一日多次，粪便中带有脓血。父亲知道这种病对身体的摧残程度，急忙去请村里的张大夫。张大夫跟我一个生产队，是我发小的父亲。他立即背着药箱来到我家，我正有气无力地睡在炕上。张医生用手掌按了按我的肚子，询问了我的病情之后，马上说要打吊针、吃西药。说也神奇，张大夫开的吊针刚打完两瓶，包的西药才喝了两三包，我的腹泻竟然止住了，但浑身无力，肚子有时仍隐隐作痛。按照学校的规定，必须要在7月6号上午赶到学校附近的车站，乘坐火车去县城参加考试。
7月6日早上，我从家出发时，张大夫开的吊针还有几瓶没打，包的西药还没有喝完。我只好停下吊针，带着剩下的一把西药，拿着母亲煮好的鸡蛋，背着单薄的铺盖步行十几里提前赶到学校附近的车站，再集体统一乘车去五十里路外的临潼县城参加高考。临行前，寡言少语、老实本分而又忙于农活的父亲给了我三天要用的钱，并用听来同村一位长者的话叮嘱我说：要按时吃药，考试要放松，心里不要有压力。
那年，我们的考点设在县城骊山北麓的华清中学。下火车出站后，我们沿着通向城区的马路一直向南走，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来到了学校提前为我们联系好的住宿地胡王小学。胡王小学可能是由过去的庙宇改建而成的，校园里有一棵树干粗壮（大约需要四五个成年人伸开双臂连在一起才能合拢）、树冠遮盖半个校园的古槐，看起来阴森森的。据说楚汉争霸时，该树曾护佑过汉王刘邦，所以后人称汉槐。所在的村为护王村，后取谐音为胡王村。学校的教室，青砖蓝瓦，雕梁画栋，古色古香，看着怪怕人的；晚上关灯后，闭起眼睛更让人感到恐惧。三个晚上，我们就睡在用课桌拼在一起的教室里。头天晚上，尽管白天经过几个小时的负重步行，我病弱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几乎崩溃，但关灯之后，我不由得胡思乱想起来，久久难以入睡。第二天早上起来，身体困乏，头脑昏昏沉沉。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上了“战场”。第一场考的语文，本来是我各科中的强项，但由于我身体状态不佳，昏昏欲睡，大脑不听使唤，但还是硬撑着答完试卷。交了卷走出考场，我对答题、作文的记忆一片空白。后来的几科考试，虽然身体逐渐恢复，状态有所好转，但都没有没有发挥出我平时的水平……
7月9日考试结束当天，我们就背着铺盖赶往车站，乘火车回家了。下车时天已黑，我们步行十多里路，到家时已是夜深人静。那年夏秋之交，连阴雨断断续续下了四五十天，我在家也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高考前教我们语文的涂老师（与我同村）在村里放话，说我和一位同村同学能百分之百考上大学。这话令我心里很不踏实，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考试状况。我在家诚惶诚恐、惴惴不安地等待着高考成绩。考试一个多月，成绩才到了学校。我距离当年全省文科省线351分差3分，高出本地区专科线1分。
严格讲，我考上大学专科了，但能不能被录取，还在两可之间。这时，秋季开学时间也快到了，一些落榜的同学纷纷联系补习的学校。我知道自己在各科学习方面还有一定的潜力可以挖掘，比如清楚自己的英语仅仅达到初二水平，补习一年，肯定会有大幅度的提高，况且下一年英语成绩的70％要计入高考总成绩。在不安心地等待中，9月9日晚上，我小学时的一位老师，打着伞，穿着高筒雨靴，摸黑冒雨来到我家，送来了我被地区师专录取的喜讯。
我是我们生产队里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跳出农门的学生。尽管上的是大专，学的是师范专业，但在当时已算是十分走运了，尽管有遗憾，但总体上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981年9月18日，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和我的行李，来到了距我的家乡30里、地处南塬下韩马村的渭南师范专科学校。从那天起，我就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免费师范生的学习生活。
（作者简介：张喜龙，陕西临潼人，有多篇散文在报刊上发表，著有作品集《乡关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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