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上华中

文/罗 维

一九八一年初夏，冒着两天细雨的统考过后，就是煎熬地等候结果了。终于等到了升学录取通知，我要到人们心目中圣殿似的学府华清中学读高中了。

华清中学，人们叫华中，在县城，离家四十里地。这我早已经听说的多了。可县城呢？长那么大，除了一岁时被爷爷背上去过，就再也未曾踏进一步。

那年，我刚刚十五岁。我准备要去报名却犯起愁来。

愁啥？倒不是因为要住校，我初中已经住过三年校了。而是那么远的路我怎么去？行李怎么带？县城大么？学校在县城哪里？

终于捱到了报名的日子。一大早母亲便做了饭盛给我和父亲吃。我却没胃口，胡乱的巴拉了半碗，就被父亲用他那在街上五十元买来，又每天上下班骑了三年的破旧自行车驮着出发了。

一路上，父亲给我介绍沿途经过的每一个村子：叫什么名，有我们知道的谁在或者因什么来过这个村子。砂石铺了的大路很长很远，父亲的介绍也很长很温和。我的心就像头顶的天一样阴得很重，地上没有我们的影子。终于，我们在望不到头的玉米杆中间，看到了三户人家，父亲说这就是五里沟。我还在纳闷那沟在什么地方，车子超过了叮铃叮铃响着的三驾马车，渐渐路上有了人，一个、两个、越走越多，在和一条相似的大路会合后，我和父亲不得不推着车子向前走。先是看到了一条两行整齐的硕大白杨包裹着的平坦大路，有三三两两的大学生谈笑风生走来，消失在我们的背后。我们从摆摊的车子和挪不动的人窝里挤过，又是一条大路，右边是比路低几尺的菜地，左边是红色砖墙。单调的砖墙中间，夹了一副老旧了的红色铁门。墙和大路之间是一行干瘪的白杨，就像拄着木棍的瘦鬼等着乞食一般，和刚才看到的白杨树真是天壤之别。我琢磨着，同样在县城，两条路上的白杨树怎么差异就这么大呢？

再往前走就是一个十字，左拐就进入了一条南北街道，这就是县城了。刚进入街道，左手就是一个敞开了的菜铺，很多人在有点发蔫的菜堆子里扒拉着，我看到了村里人都羡慕的在县城工作的漂亮的枸蛋姐姐，在铺子口正拨划着小磅秤给人称菜。父亲告诉我，那就是蔬菜公司了。右手斜对面，是县剧院。门口低矮破烂的小房子在那里扎着，看着随时都能塌下来的样子。街上人不少，都是走路的。我们看到了百货公司，看到了药店、看到了乡里人们都向往的甜食店，接着是派出所，青砖已失色了的对开蓝门，南边杵着一面大大的宣传栏，很多路过的人驻足瞅着上面有趣的文字和漫画：“油糕烫了嘴，冰棍也要吹”……这是讽刺教条主义的打油诗。再走，是五金公司、新华书店。父亲从这个十字左拐，带我走过挂着“馒头二两五分”白牌的人民食堂门口，向前是法院、县政府、小学，然后就是很多学生上上下下的陡坡。上了坡，是一条刚见过的那样一条白杨树包裹的大路（一个月过后，我才知道那是同一条路）。过了站岗的部队，再走，过桥，才看到远远的山坡尽头，山的底下一个大门，铁架子上红色的“华清中学”四个字很是显眼。看是看见了，我们还得继续往前走，感觉路很长，进了县城一直推着的车子似乎也很重，父亲推车的双臂也压平了许多。

终于，我们走到了。

一条小石子铺垫的大路，从石榴树园子中间慢慢的抬起头，枕着骊山脚跟看着人们熙熙攘攘。有学生，有家长；有上行的，有下行的。我也随着人流往上走。大门是四个一样大小的水刷石方柱墩子，支撑着蓝色对开着的两扇大门和两扇小侧门，中间的两个柱子稍高些。四个用铁皮割成的红色大字就稳稳站立在四根钢管焊成的架子上，那架子又跨在中间两根柱子上。门外有几个撑着自行车或依着架子车的小贩。

大门里面左右各是两间小瓦房，右手是传达室，左手是小卖部。传达室窗玻璃后面插满了华华丽丽的各种信件，不时有学生去看信封上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小卖部的窗口不断有学生爬到前面人的背上去，也有人从那人堆里挤出来。等父亲把自行车停放到传达室后面操场边的的松柏树下，爷父俩跨上红砖砌成的五级小台阶，穿过很宽的操场，十级红砖圆弧台阶，平台，十七级红砖直阶，两侧扶桑树丛，瓦房门洞，门洞两侧很长的黑板，左侧写满了花花绿绿的粉笔字，右侧贴了写有毛笔字的白纸，白纸上密密麻麻的写着各班新生姓名和班主任姓名。我和父亲在中间纸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又在最右边纸上找到了班主任刘盛民老师名字，然后向里面走，上过七级台阶，问过两个学生，按照指引，穿过一片桐树林再上五级台阶，一个用石子垫铺的短坡，一溜教室后面夹着的，就是刘老师办公室，有门牌在。打报告进去，老师是个高个，脸上视乎堆着点肉，眼袋很明显，四十多岁，开了油印的报道交费条子，让去下面西边找总务处交费。

交费的小窗口挤满了学生，我站在人堆最外层，先是慢慢往窗口磨，后来就是被后面的人往里面挤。眼看前面剩两个男生，也从打开的窗户小洞看到收费老师的圆头和架在鼻尖上的黑框圆镜了，那收费老师从窗洞里挤出一句“吃饭了，不收了！”就关上了那个小洞，同学们哗啦一下散开了。我和父亲在旁边等，问着别人的钟点着急的等，安静的等，慢慢的等。跟前的人少了，三五个了，又慢慢多了，十几个了……

等了很长很长时间，终于又等到眼前那窗洞打开，几个同学挤着离开后，我才交上了三元学费、三元代办费和九元五角伙食，换到了一个盖了章的纸条和一沓总共三十斤面值的白纸小饭票。挤出人堆，阴沉的天空就淅淅索索开始下雨了。

返回老师办公室，等老师安排了我和两个同学开始打扫旁边教室的时候，父亲急忙告辞回家给我取铺盖。

卫生打扫完，同学越来越多，大家随意找位置坐着，我和原一个学校来的同学一起聊着天的空档，雨却越来越大，天越来越暗。

铃响了，晚自习时间到了。有人拉开日光灯，教室里坐满了同学，我只认识一个。日光灯从细长木板下两个黑圆头从两端夹着，两个一排，前后一共挂了六架。我和同一个学校来的黄振营，坐在了教室中间偏后些的位置。

老师来了，点过名，就开始了聊天式的宣讲，说自己面相不好看，笑脸少，但心不坏。然后就是学校作息上课生活习惯等等，提醒女生不要穿高跟鞋，不要扭着走路，因为扭不过肖若兰……

听着听着，窗外的雨更大了，天越来越黑。望着玻璃已经看不到外面，父亲还没来，我的铺盖，我的碗筷，我的书包……

我几乎是盼着父亲了，再也没心思听老师讲肖若兰，讲高后跟上面钉钉子了。想着外面那么大的雨，父亲到哪里了,到学校了么?

终于，父亲的脸在后面窗户玻璃上出现了，我心里才慢慢的稳了下来，老师宣讲也结束了。我急忙拉开后门，接过父亲怀里用粉红色塑料单包裹着的铺盖和湿淋淋雨衣下面的书包，感觉沉甸甸的。

几个同学帮着我，把铺盖抬到宿舍。躺在进门那个架子床的上铺，尽管还是我初中用了三年的铺盖，可不知怎么，却很难入睡。

那夜的雨一连下了四十多天，每天我们在教室里上课、听雨声、看山顶缓缓地云卷云舒，在饭后雨停的间隙挤着看报栏里各种报纸的信息……

就这样，我开始了数年的华中生活，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开阔心智，在这里成熟。但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知到那晚父亲怎么回去的，什么时间到家的？

至今，我也没有勇气回问父亲。

                                2018.7.16.  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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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维，原名罗红卫，1966年生于临潼零河岸边的小村，从事过媒体编辑和采写，“陕西地域文学三大地域三大代表”提出者，喜好情景散文和文评，现从职于陕西华山技师学院管理工作，中共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