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全国人口数据为1448.3858万（只有自己控制的区域）。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全国人口数据为1913.7652万（基本统治了全国）。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72年），全国人口数据为2576.3498万（从这次以后都是真正的全国人口）。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全国人口数据为2735.5462万。
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全国人口数据为14341.1559万。
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全国人口数据为29696.8968万。
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全国人口数据为40100.8574万。
如果有朋友详细地将上文中提到的数据都阅读过了，那么应该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雍正十二年到乾隆六年的这七个年头里，全国人口竟然增长了将近5倍之多，而且还是以千万为单位进行增长。
同样，从乾隆六十年到道光十四年的这39年里，全国人口也增长了差不多一倍，但是是以亿为单位进行增长的。
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清朝中后期的人口为什么会增长的这么迅速？难道说，真的如当前主流观点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先有番薯的大面积种植，所以后面才会有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如果有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接着往下看。
一，政策的变化与改革
在说这个之前，笔者得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就是乾隆皇帝以前的清朝普查人口，其实查的都是丁而非人。说的直接点，我们可以把一丁看作一家或一户，而一家肯定不会只有一个人，所以基本上一丁都是三人到五人不等。所以换句话说，比如雍正十二年的时候全国有丁2735.5462万，那么换算成人口就是差不多1亿1千万的样子（说明人口基数大）。
好了，言归正传。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二月十九日以前，我国历朝历代都有两个制度，那就是人口税和服徭役（给官府干活）。
先说服徭役，这个就是说每家每户里，只要有男子成年，那么就要按照法律规定去服徭役，这个服徭役的地点可能是家门口，也可能是外地。如果你不想服徭役，那可以用钱粮来抵债（全国有多少成年人，就服多少徭役）。
但这样的制度很容易产生官员欺压百姓以及贪污腐败的情况，所以康熙五十一年就规定，全国应服徭役的人数以康熙五十年的成年男子人口数为准，以后无论什么情况，最多都是只服这些人口的徭役数量。此外，自康熙五十年开始，每丁每年只缴纳规定数量的赋税，且无论这个丁里有多少人，都是如此。
关于这项政策，后世称之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这项改革是在康熙年间进行的，再往后到了雍正元年，雍正皇帝又颁布了“摊丁入亩”政策。有了这项政策，相当于我国彻底废除了之前已经使用了将近2000年的“人头税”税收政策。
正是因为有这两样政策的变化与改革，所以我国民间已经没有必要再向往年一样隐匿人口或挂靠人口。因而人口的增长才会如此迅速如此令人震惊。
这点笔者可以举个例子，隋朝初期的全国人口统计和隋朝中期的全国人口统计差了足足一倍还多，而这期间才间隔不到二十年。事后调查原因后才知道，隋朝初年有很多人口因为贫穷而不愿登陆户籍，或自愿给世家大族当奴隶，而奴隶自然也是不计算在全国人口之内的。
二，番薯没有那么庞大的影响力
番薯首次出现在我国的历史舞台上，是明朝的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而且，自番薯正式出现后，无论明朝还是清朝，都曾大力推广过他的种植和培养。但尴尬的是，当时的民间积极性并不是很高。根据笔者了解，番薯真正开始大规模被民间所接受的时间，应该是19世纪的末期，也就是清朝的咸丰年间。
那么，产量如此之高的番薯（当时亩产量为2500斤左右），为何不被民间的百姓所认可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比较复杂，简单来说主要有三个点
其一，番薯出现的时候明朝正值动乱时期，根本没有力量真正在全国推广，所以只能是在小部分地区尝试性推广
其二，清朝的税赋制度规定，如果没有粮食的话，那还可以用金银或铜钱来交税。但是，这些粮食的种类却并不包括番薯玉米和土豆等外来物品。
其三，番薯的种植周期长达150天左右，而当时产自南方的水稻种植周期只有100天，所以无论怎么算，都是种植水稻要划算（番薯产量高是因为里面有水，晒干后也不是很多）。
最后，关于清朝人口暴增的原因，是不是番薯的大面积推广这个问题，笔者个人的看法是：并非如此。原因在于，清朝初期经过政策的改革，已经足以带动民间的生育积极性，所以人口增长是顺理成章的。而且，番薯在明清时期根本不受百姓爱戴，若非实在难以活命，相信没有人会真的将全部的土地都用来种植番薯。
参考资料：《中国人口论》《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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