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熊飞《张九龄集校注》序

  张九龄是盛唐前期的著名作家，也是继张说之后主持风雅的文坛盟主，他在唐代文学史上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但奇怪的是，他的创作似乎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他的著作既没有得到完善的整理，研究论著也远不及盛唐其他名家之多。在熊飞先生的《张九龄集校注》授梓之前，学界还没有一部张九龄集的全注本。正因为如此，当熊飞先生告知《张九龄集校注》完稿，准备付印时，我说不出的欣慰。毕竟从最初听到他谈整理曲江集的计划，到如今成书，又是几年过去了。人生有几个几年呢？几年又能做多少事呢？“青春谁解看花去，白发真成秉烛游”，人过中年，对此体会得越来越深。

 熊飞先生是唐代文史专家，长年从事唐代文史研究，尤其致力于文献考证，积久功深，多所创获。这部《张九龄集校注》是他潜心研究、厚积薄发的成果，也是深入研究张九龄的心得的结晶。在此之前，他先完成了《张九龄年谱新编》(香港教育出版社，2005)，将张九龄的生平经历和创作活动作了详尽的系年，这项工作为他校注全部《曲江集》奠定了基础，也使他的整理和注释工作超出现有成果，达到新的水平。

 《曲江集》的整理和注释本目前已有两种，一是刘斯翰先生校注的《曲江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一是李玉宏先生校注的《曲江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两者都不是全注本，只校注了全集二十卷中的四卷诗。熊飞先生的《张九龄集校注》对全部二十卷作品都作了校注，其难度和工作量首先就超过了前人。当然，熊飞先生的贡献决不只是这一点，他的校注在使用版本和校勘的完善上更令人瞩目。刘、李两种整理本，对底本并未郑重推敲，参校的版本和文献也只寥寥三数种，而熊飞先生则是在比勘《曲江集》存世的近20个善本后，才选择了《四部丛刊》本二十卷为底本的，这从校勘学的角度说首先就值得称赞。他除了参校唐代文献整理必用的《文苑英华》、《唐文粹》、《全唐诗》、《全唐文》等权威性总集外，还选择二十卷本和十二卷本中七个有代表性的版本加以对校，择善而从，同时尽可能地将各本异文保存在校勘记中。这使他的校勘具有总结性的意义，为学界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熊飞先生的注释也较前人有不少进展。他凭藉多年考索唐代文史的积累，尽可能地吸收近二十年新出的成果，更济之以自己近年治曲江集的独到心得，为张九龄全部诗文做了详赡的注解，同时也澄清、纠正了张九龄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和错误，使《张九龄集校注》成为一部体现当代研究水准的完备注本。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对张九龄作品进行了补辑。这项工作以前《全唐诗》、《全唐文》及温汝适整理本也做过，但受条件限制，辑录作品还不够齐全。熊飞先生这次又补辑了《谢公楼》、《游洞门题陈氏丹台诗》诗及《故中散大夫并州盂县令崔府君夫人源氏墓志铭并序》、《（唐赠）陇西县君牛氏像龛碑》等诗文，为研究者提供了新材料。本集所收的一些诏敕类文章，原为节录，这次熊飞先生也据《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等总集辑出完整的文本，如《籍田赦书》据《文苑英华》补足大段佚文，《后土赦书》也据《唐大诏令集》补足大段佚文。对温汝适等人辑自史籍、未注明出处的篇章，都据最佳原始文献重新过录，注明出处，同时还删除了《全唐文》误收的白居易《敕新罗王金重熙书》一文及四库馆臣误窜入《曲江集》的《百煞经》等论断及歌诀十八篇。这一番精细的考订，保证了《张九龄集校注》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准，同时也显示出熊飞先生严谨求实的学风。

 我和熊飞先生相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对唐代诗人戴叔伦的共同兴趣将我们联系到一起。当时他在咸宁师专学报工作，也留意戴叔伦事迹和作品的考证。我的论文发表后，他来信同我切磋，又撰文对我的作品辨伪和生平考证加以补充，我拜读他的论文，很佩服他读书之细和思理的缜密。我给他投了《戴叔伦两居江西辨证》一稿，刊登于《咸宁师专学报》11卷2期（1991）。从此以后，我们既是作者与编辑，又是切磋学问的同道和朋友。虽天各一方，难得晤面，但始终保持联系，我从心底一直视他为兄长和诤友。

 2000年，熊飞先生移席韶关大学，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我很为他高兴。后承他惠寄新著《张九龄年谱新编》，知道他因执教于张九龄故乡而发愿整理张九龄全集，又暗自为他叫好。张九龄不仅是韶关人的骄傲，也是广东的文学始祖。清代诗论家溯源广东的诗歌传统，总是奉张曲江为开宗初祖。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云：“明顺德薛冈生序南海陈乔生诗，谓粤中自孙典籍以降，代有哲匠，未改曲江流风，庶几才术化为性情，无愧作者。然有明一代，岭南作者虽众，而性情才气，自成一格，谓其仰企曲江则可，谓曲江仅开粤中流风则不然也。曲江在唐初，浑然复古，不得以方隅论。”又云：“曲江公委婉深秀，远出燕、许诸公之上，阮、陈而后，实推一人，不得以初唐论。”他一方面肯定张九龄作为岭南诗歌初祖的地位，同时更强调了张九龄作为初盛唐之交文坛盟主的超地域、超时代意义。身为韶关当地的学者，整理张九龄诗文集，表彰张九龄的文学业绩，自是义不容辞的职责。翁方纲曾遗憾地提到“近时粤中所刻曲江公集，颇未精校”，现在有了熊飞先生的校注，足以告慰覃溪于九泉。

 熊飞先生以书稿杀青，行将上梓，驰书嘱我写个序。回想当年往来论学之乐，计仰交于先生忽已二十年，披览先生新著，欣抃之情不啻如自己的笔墨，因略述作者平素用功之勤及成书体例之善，以告读者，并志二十年交谊云尔。金陵生蒋寅谨撰，二○○七年清和之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原刊于《人民政协报》2007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