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既是外来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知识体系融入中国本土而发挥作用的过程， 也是本土社会工作经验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过程， 还是社会工作在本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中落地生根的过程。对于这样一个复杂多元的过程，应该进行怎样的路径和策略选择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期就来探讨这一话题。
童小军：
法制化和制度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制化是指用法律规范和约束社会行为的做法，它为判断是非和解决冲突提供依据。社会工作的法制化则指用法律规范和约束社会工作者行为的做法，并为判断专业行为是否妥当和解决专业服务纠纷提供依据。制度化是指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的固定化模式的转化过程，也是群体与组织发展和成熟的过程，还是整个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的变迁过程。我认为社会工作的法制化需要以制度化为前提， 因为没有完成社会工作的制度化建设，就意味着社会工作还处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岗位设置、职责界定以及服务标准等都还在探讨过程中。如果这些都没有，社会工作的法制化就缺乏基础，难以进行。
何雪松：
毫无疑问，社会工作立法是制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法律上明确社会工作的权利和责任，是对社会工作职业的确认。目前，我国内陆对社会工作的专门立法尚属空白，而且这方面的研究也非常薄弱， 这是一个需要加强的研究领域。从更广泛的意义而言， 社会工作立法隶属于更大范围的社会立法，社会立法是为了规范社会领域的各类关系，我们在这方面的法制建设还比较滞后，这应该是今后一段时间立法的重点。
梁健雄：
在中国香港，社会工作专门立法在1998 年出台，其内容其实是对业界多年实践积累的回应。内陆也可以在政府主导起草法律之前，在业界开始有计划地聚焦讨论有关内容，甚至可以鼓励省、市级的行业协会先推动所属地区内的社会工作者以协议形式自愿遵守行业守则，当各地都测试了这些条文的实用性和可行性，并积累了相对足够的案例数量后，就可以为正式立法提供基础。
何雪松：
“理论体系”是社会工作的一个痛点，即 便是在社会工作发展较为成熟的西方，社会工作也尚未形成一个真正的理论体系，因为社会工作借用了较多的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学科的理论，整合与再提炼的工作没有完成，建设“社会工作科学”才刚刚开始。因此我们在理论建设方面面临两个任务：本土化和体系化，两者是并进的，但要清醒地认识到，“迅速建立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化”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立足扎实的经验（实践）研究，从中层理论的建构出发， 慢慢累积。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有一个宏大的目标： 社会工作理论的体系化。
梁健雄：
要建立本土化的理论体系，首先就要有大量的本土化实践作基础，这个实在需要时间。目前一些由专家学者所做的调研，由于调研规模限制、时间不足和地区不同等影响，所产出的所谓本土化理论， 其可用性、普及性及实用性都显现出不足。而由很多专家参与订立的各种社会工作服务标准，中央与各地方的版本则不一定能接轨或呼应。由于社会工作是一个跟本地风土人情极密切相关的行业，要建立所谓适用于中国的本土化理论体系，可能要先接受各省或地区产出他们自己的、独特的理论，然后再经行业内的多方讨论和琢磨，才能成为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另外，目前内陆社会工作学术界做理论研究的阵容相对薄弱，甚至可以说，什么样的课题属于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在社会工作未算独立成科的情况下也不易说清楚。因此，建立本土化的理论体系一方面不能急于求成， 另一方面也要多加重视、积极行动。
童小军：
产生于西方的社会工作并不是世界性的，是社会工作在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下的西方版本。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下应该有一个中国版本。以此类推，还应该有一个集全球不同地域和社会环境下社会工作特点于一身的全球版本。因此， 建构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体系的策略有二：一是“创新翻译”。它是在弄清现有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现实，在修正式或批判式引入西方社会工作的同时，建构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二是“顶层创新”。它是以探索和建构具有世界性普适社会工作理论体系为目标，在提炼不同版本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社会工作领域的全球顶层理论体系，用以指导全球更多地域和国家开展社会工作实践。
何雪松：
“落地”本身就是本土化的过程，“生根” 就是本土化的成效。因此，一方面，我们要考察如何“落地”，这就涉及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理论、方法、制度如何与当地社会进行互动，这个过程就是反思和调适的过程；另一方面，要从“生根”的社会工作实践之中“扎根”出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这就是一个重建与创新的过程。“落地生根”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和职业特性在中国语境里就得以建构。
童小军：
要谈社会工作“落地”中国的步骤和方略， 就必须澄清一个前提——社会工作的制度属性，即社会工作是一个依托社会福利制度存在的专业和职业。社会工作的所有活动都是社会福利制度的组成部分， 是福利服务品质的重要保障。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澄清社会工作理念和国家福利理念之间的关系；二是在理念一致的领域开展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转型工作，在理念存在差异的领域开展本土化的社会工作创新工作。更具体地说，社会工作在中国“稳妥落地”的首要任务是澄清专业或职业理念与社会福利制度理念的关系。它有助于抉择社会工作在中国推进的策略，包括推进方法的选择、领域的先后排序等。其次是在推进策略的基础上聚焦推进的内容，即社会工作服务的模式建构，也就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规范和标准建设，在已有领域（往往也是理念一致的领域）开展专业化转型工作， 即服务升级工作；在空白的社会服务领域（往往是理念不一致或政府接受了新理念的领域）开展专业服务创新工作。不论是转型升级还是服务创新，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模式建构包含的核心内容都是一致的，主要有设置岗位、明确岗位职责、制定服务流程和规范以及建设服务品质保障机制。
何雪松：
制度、理论与实务，三者是相互联系、互为前提的。其核心还是前面讲到的“落地”与“生根”，好的制度、理论与实务都是可以落地的，是可以生根的。这是一个实践、反思与再实践的过程，相信这个过程是一个持续的交互过程，目前也很难用简单的理论模型加以概括。
梁建雄：
理论就是实务的果实和概念化建立，而制度是保护和支持行业发展的框架，我认为中间的关系应该是当本地有足够的社会工作实务经验，经过系统的讨论、调研和琢磨后，产出本土的理论体系，而包括评估、督导、管理、操守监察等的制度，需要由立法的指引去落实，目的是为本土社会工作介入提供发展的依据和基础。中国内陆目前欠缺的是具有公信力的平台去做有力的行业推进，大的行业协会在不同板块或地区的分支显得无力，而在地区层面，行业的话语权也非常分散。我认为在省、市级开展理论、实务和制度的互动是相对容易和可行的，在此过程中三个层次的沟通缺失会减少。
童小军：
本土理论体系和本土实务体系是本土社会工作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本土理论体系和本土实务体系是两个相辅相成的体系——理论体系的完善会有利于本土实务体系的改善，本土实务体系的改善一定会通过规范和标准反馈到理论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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