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
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
（修订版）
维维安娜·泽利泽 著
王水雄 等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出版
作者简介
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社会学家， 古根汉奖学金社会科学类得主，曾任美国经济社会学学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关注经济的文化与道德维度。她开创的“泽利泽视角”对该研究领域有着重要影响。代表作：《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金钱的社会意义》、《亲密关系的购买》。
译者简介
王水雄，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系主任，《社会学评论》杂志编辑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博弈论、组织理论、经济社会学。
第一版译后记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在经验上关注的主要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关于儿童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换句话说，就是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的孩子的出现过程。这个过程恰恰是中国社会在短短的过去60年中所经历的——60年前，孩子（特别是男孩，又特别是在乡下）的出生被视作是未来劳动力的光临，父母们充满了老有所靠的欣喜；现如今，生养一个孩子就显得太贵了！而且许多为人父母者将来也不指望他们。孩子的价值因此更多地体现为情感上能够给父母带来的满足，但是由于这种满足的所费不菲，异常地不符合如今大行其道的价格逻辑，根据泽利泽在本书中的诠释，孩子的生养进而被独特（在美国也是独立）的社会文化因素建构出了神圣性，而这又进一步影响了有关孩子的各种各样的价格。总之，独立的文化因素是这个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纽带。
最初从上海大学刘玉照副教授那里拿到这部著作的英文书稿的时候，就深深地为泽利泽巧妙的透视儿童问题的视角所打动。作者关注了20世纪之交人们对儿童事故性死亡的态度的改变、童工立法的斗争、儿童工作（儿童“好”的工作与童工）的分化过程、儿童保险的推行、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以及儿童的领养与买卖等。作者的这些探讨非常的细腻，它们共同地指向一个深刻的理论话题，这就是：孩子的社会文化属性、他们在道义上的“无价性”，如何在价格机制的重重包围中穿越而出，形成一个非常规的市场，并由非经济的标准来规制和主导。在这个理论话题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深切的理论关怀：社会如何“大于”或“交织于”市场？市场又如何屈从于或“迎合于”社会的情感逻辑？这部著作通过关注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交互关系，社会结构因素和价格、价值的相互影响，来呈现：在现代社会，货币的相对乏力及其重要性（象征性）相伴相生的过程。这就更为细致地回应了齐美尔的经典著作《货币哲学》。
有趣的是，在孩子的问题上，我国的计划生育让泽利泽所表述的情形在中国显得更具压缩性——短短的时间里，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但是关于这一点，我国的学者很少有这么深入、细致的研究。
当前，在我国年轻夫妇不要孩子的大有人在，其所遵循者，当然是经济学的逻辑。但是，说句并不轻松的俏皮话：这样的人种——如果可以称之为“种”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势必会被淘汰掉（因为他们不要孩子嘛！）；将来留下来的，是那些遵循着社会学逻辑生存和生活的人们（自然，前提是他们能够在较小的范围内遵循经济学的逻辑挣到足够的钱维持他们及其孩子们的生存；此外，还需要以避免大规模战争为前提，这一点在当今世界并非不可能）。这样来看，也可以说是“社会大于市场”！此外，泽利泽关于领养问题的事实呈现——富裕的美国人花高价“购买”需受供养的宝宝，也让我们看到非经济标准规制的儿童市场导致社会流动、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可能性。
此外，中国目前一代一代人的差异问题——目前时髦的所谓70年代生人、80后、90后的一系列不同，似乎可以落实到儿童社会价值观念转变的背景之中来看待：70年代生人显然容易被当作“有用的孩子”来看待；80后则成了“情感上无价的孩子”。而根据泽利泽介绍的思路，目前我国青少年面临的诸如网瘾之类的问题，其根源则可能在于：孩子太神圣化了，他们过于远离了社区的现实的生产性活动。所以，不得已，在如今的信息时代，他们在网络中找到了这种显现自己“价值”的方式。
事实上，从泽利泽的这本书不难看到，美国的学者已在1980年代就开始了对“神圣的孩子”的深入反思，并且试图为孩子找回家庭乃至社区生产性活动。当然，参照泽利泽的描述，作为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似乎也应该庆幸我们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推行的居住方式“小区制”——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美国街区制可能带来的儿童事故性死亡的风险。
人们对于儿童的社会价值的观念究竟是怎么逐步变化的呢？如今，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我们的孩子？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孩子自己以及他们的社会价值将会如何被改变呢？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在阅读完本书之后深思。
这部著作的翻译和校对工作断断续续，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除了第三章由宋静翻译、第五章由林虹翻译之外，其余的翻译工作（包括全部的注释）和全部校对工作都由王水雄承担。由于能力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难免，敬请读者诸君指正，我的联系方式：xiongshui@sina.com。
最后非常感谢编辑田青的耐心和催促！
王水雄
2008年5月14日星期三 初稿
2016年8月28日星期日 略修
再校后记
这部著作的中译本出版迄今为止已有8年之久。8年来，尽管我在“译后记”中留了自己的Email，但并未收到哪怕是一封关于译文问题的读者来信。我也曾经让自己的硕士生阅读过此书，并问是否有翻译问题，得到的反馈是：“挺好的呀，挺通顺的！”这样的结果，有两种可能：一是我的翻译真的不错；二是我寻求指正翻译错误的方式有问题，而非翻译本身没问题。想来，第二种可能的概率应该较大。
怀着不安，我在网上搜索过，发现这本书的中译本还是有一定的美誉度的。当然，其原因主要还是作者的视角较独特，分析有深度；而非归因于翻译多么有水平。也看到网上有个不知姓名的人对翻译有所评论，说：“本书的翻译风格刻意求雅，故意的学术化显得胭脂太重。……整体翻译不影响阅读，但个别地方阅读的阻滞感很强”。我仔细看了评论人所举的三个例子，觉得还是有道理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其实我（不代表另外两位译者）在翻译时，并非刻意求雅，而是一味求准确，所以原译本读来应该有很强的“死译”“硬译”之感。如果按照“信、达、雅”的三字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翻译工作，我觉得能够做到“信”“达”就不错了；实在不敢奢望“雅”字。
我曾经在写文章时，不客气地指出过别人翻译中存在的问题；看到别人指出自己的翻译问题时，一方面当然“闻过则喜”，另一方面却也有点抱怨读者舍不得费力气“多次回读”。这么想来，自己身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王小波笔下花剌子模国国王的味道——喜欢听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尽管还未到要杀死送坏消息的信使的地步。
在“译后记”中留下Email也并不是毫无收获。2014年年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顾晓清老师通过Email跟我取得联系，表示该社买下了出版本书中译本的版权，希望我能够对译稿进行更新。尽管知道这一工作（其实包括最初的翻译工作）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我还是表示欣然同意。同意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如上文所述，基于网络中一位读者的批评意见，我了解到自己的译文存在一定的问题，希望通过这次的再版，对其中的问题有所纠正；另一方面在于，看到有些经典译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版，译文中一些明显的错误却未有更改，自己实在不愿本书的中译本步其后尘。
8年过去了，在此期间，我在美国的访学经历让我更好地了解了美国儿童的“领养”状况——当时我的室友Darcy是联邦检察官，他便“领养”了一位孩子；在此期间，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发生了巨大的调整和改变；而2016年年初，我可爱的女儿出生了，这是我和我老婆的第一个孩子——目前尚不能确定是否会有第二个。所有这些，都让我在再次翻译校对此书时，有不一样的体验和感悟。略举一例，“smile a divine toothless smile”，原来被翻译为“笑不露齿”，在没有切身体验宝宝笑容的魅力之前，不会觉得是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在这个译本中，则翻译成了“张开还没有牙齿的嘴露出神性的笑容”——更改这段翻译时，我脑子里满满的都是7个月大的女儿充满神性的笑容。
8年过去了，向我推荐翻译此书的刘玉照副教授早就成了教授。而我则很希望自己在这8年时间里，翻译水平确有提升；当然，这仍然有待读者们的评判。在我的理解里，翻译是一项很重要也很难的工作，稍有不慎，便成败笔。克服败笔的方法，除了自己勤勉认真之外，就只能靠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了。所以，我的口号是：“广开言路，闻过则喜，拒做花剌子模国王”。
王水雄
2016年8月28日星期日于北京时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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