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卢磊，SEC社会生态社群创办人，长期潜心致力于NGO、社会工作和社区发展的生态建设，专注方向主要为城市社区治理、基层政府治理、公益项目管理与评估、本土社会工作和民办社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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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港台地区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卢磊
摘要：企业社会工作在我国大陆地区尚处发展初期，因此推动其发展不仅要结合我国企业管理和社会工作发展的实际情况，也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尤其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先行经验。本文主要对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与演进脉络进行了梳理，并就其对我国大陆地区企业社会工作发展带来的启示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港台地区；企业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启示
企业社会工作最早发展并基本成熟于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1]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我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企业管理变革和员工问题日益突出和复杂化的基本现状，均引入和发展了企业社会工作，并探索形成了有一定共性经验和一般规律的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经验。本文先后就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企业社会工作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并从港台地区的共同经验出发，就其对我国大陆地区企业社会工作发展带来的启示提出了相关思考和建议。
一、香港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
香港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主要源于劳工福利服务，就此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香港中华基督教会及基督教女青年会为当时的劳工阶层提供住宿服务和一些个人成长训练。但真正的企业社会工作则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展起来。本文主要采用香港著名社会工作学者阮曾媛琪教授对香港企业社会工作的阶段划分进行介绍，她将企业社会工作分为工业社会工作、工厂社会工作和员工辅导服务三个阶段。[2]如下图所示。
（一）萌芽与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工业社会工作
香港的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是从民间社会服务机构开始的，与民间组织的发展紧密相关。20世纪60年代后期，香港的一些民间社会服务机构和劳工组织开始尝试为工人群体提供专业服务，主要是帮助他们解决其面临的各种个人、家庭以及群体层面的问题。在这个时期，香港工人群体的职业保障和业余生活都还比较缺乏、社会地位也相对比较低下，政府部门和工会组织对于这些问题也没有积极介入，这样就使得有需要的工人没能得到适当的服务和帮助。而源自民间力量的一些具有较强社会问题意识和关注社会发展的宗教团体和民间社会服务机构，便在探索中尝试为工人们提供服务，一方面回应了工人群体的主要问题和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也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形势。来自民间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服务则成为了香港企业社会工作的萌芽和起点。到了20世纪70年代，有了更多的民间社会服务机构参与到为工人群体提供服务的行列之中，在原有的服务中心内增加了为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设立的各种社会服务，这促使了当时工业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服务范围得以扩大，服务内容也更加多元和丰富。
从这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可以看出，工业社会工作开展的主要策略是将工人服务嵌入或融入到既有的社会服务体系之中，即以社区服务平台为主要载体为有需要的工人提供能够满足其需求的服务活动，并在获得基本认可的基础上吸引了工人主动参与其中。同时，这个阶段的服务内容也具有广泛性的基本特征，包括了兴趣小组活动、成长性小组活动、劳工相关法律咨询服务、劳工教育倡导性活动、劳动权益维护以及要求改变劳工政策的集体行动等。该阶段香港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工作目标较为明确，除了提供工人需要的各类服务之外，重在开展工人的公民教育，提升其自我觉悟，并进一步提高和巩固工人的社会地位。
（二）服务拓展期（20世纪80年代）：工厂社会工作
香港企业社会工作的服务拓展期主要是从之前依托社区服务平台的服务模式延伸到工厂范围内，尝试探索以工厂为载体的服务模式，尝试与企业合作推行相关服务。这也就是企业社会工作的企业内模式或工厂模式。
这一时期的香港企业社会工作实现了新的发展。一方面，打破了原有以服务机构为中心载体的工业社会工作模式的限制，主动走进工人群体及其工作场所，以外展服务的方式为有实际需要但因种种原因未到社区服务平台求助的工人，拓展了服务范围和服务对象，并探索和开启了社会服务机构与企业的合作机制；另一方面，社会工作服务需要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的工作环境和具体工作以及企业运作与管理模式有较为充分准确的认识，这不仅符合“人在环境中”的理论要求，而且有助于获得社会工作服务的实际成效。
另外，当时的香港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对劳动力有较大的需求，出现了工人供不应求的现象，很多企业尤其是制造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情况，这也促使企业不得不以增加员工工资和福利为砝码来降低工人流失率和吸引新员工的加入。企业基于自身利益的基本考虑，对工厂社会工作予以了开放和接纳，提供了一定的服务空间，并与民间社会服务机构一起在企业内为工人提供各类服务。
工厂社会工作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就是以企业和民间社会服务机构合作的方式，由民间社会服务机构聘用专职社会工作者并在企业内为员工提供社会工作服务。该服务模式的各类活动主要在企业所在地域范围内完成，受益对象也主要是该企业的员工，活动时间主要为工余时间，服务内容是由企业代表和社会工作者共同确定并具体策划，员工参与决策的机会非常少。
这一服务模式也较容易遭到质疑尤其是来自企业工人的质疑，质疑内容中最多的就是社会工作者的立场问题，即社会工作者是代表了企业还是代表了工人，以及当两者发生了冲突又当如何处理。这也促使了企业社会工作的不断探索和全新发展。
（三）崛起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员工辅导服务
20世纪90年代初期后，香港企业社会工作因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在服务内容和方法上实现了发展。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在政治、经济方面得到了不断发展，出现了不少的冲击和挑战，比如劳动力短缺、培训需求增多、劳资关系紧张、社会变化对家庭带来的影响等。这些新老问题的集中出现对企业发展和员工需求变化都带来了一些影响。此时，一些敢于创新和开拓服务的民间社会服务机构拓展了一套协助员工个人及其家庭相关问题的服务计划，也就是“员工辅助计划”（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简称EAPs）。该计划的核心目的是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改进管理者与一线员工的关系及提升他们的工作投入度和对企业的忠诚。“员工辅助计划”也被看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即企业社会责任的首要责任是对员工的基本人文关怀。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说，这个阶段的企业员工的需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不止于满足基本的劳动报酬和职业福利，更加期待享受高质量的工作生活，需求层次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员工辅助计划是一种新的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方法。在香港，有很多家民间社会服务机构都开展了这项服务且内容十分全面，其服务旨在提升员工的工作和生活素质，推动企业实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这些服务方案的设计和运作大都是由专业社会工作者提供的，并可根据企业的特点和需求设计有针对性的服务计划。这些服务的资金主要源于受益的企业，包括社会工作者的人力成本、活动费用和行政费用等。员工辅导服务已不只是在工厂开展，还包括银行、酒店以及公共事业机构等。
企业社会工作在香港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缓解社会矛盾尤其是工人问题的解决上发挥着较大作用，也逐步实现了多元化发展。但其一直未被香港政府列入政府资助领域，当然这与香港的市民社会基础和企业社会责任不无关系。
二、台湾地区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
随着社会变迁而产生的复杂需求，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台湾地区企业社会工作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专业服务的内容和方式也更加丰富（沈黎，2009）。[3]当前，台湾企业社会工作发展也有了更加多元的主体，更多企业与外部民间社会服务机构合作，进而拓展了服务的内容和范围。宗教团体和社会工作教育界的积极参与是台湾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重要力量。
1958年，台湾天主教职工青年会提出促进青年劳工的人格发展并引发社会公众对青年职工的重视，这可以说是台湾地区最早的企业社会工作。[4]但台湾企业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经历了民间回应期、政府推动期和整合服务期后台湾企业社会工作发展已基本迈入成熟期。
（一）民间回应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
这一阶段是企业和民间社会服务机构协助他们解决工作或生活问题和回应员工需求的早期阶段。台湾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得益于三方面力量：一是一些美资企业援引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做法，在企业中设立企业社会工作机构和工作人员；二是一些宗教团体积极建立了各种服务员工生理、心理和文化需求的团体，分担了台湾企业社会工作的部分工作；三是一批留学生也将蓬勃发展的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到了台湾。
1. 企业最先开启台湾企业社会工作服务
在台湾，松下电器是最早关注员工辅导的企业，于1972年成立了“大姐姐”组织（BigSisters），选择并聘任有经验的人员搭建一线员工与企业管理者的桥梁，这是台湾企业社会工作的开端。1974年，美国设在台湾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管理者考虑到企业年轻女性职工较多且集中居住在员工宿舍，她们的休息状况将影响工作。于是，该公司引入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经验，在企业员工关系部下设了“生活辅导组”并组建了由18名成员构成的专业辅导团队。除主要领导外，工作人员均为女性且多数有社会工作专业学历。她们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检查宿舍内务并评分，随时与工人保持沟通，培育宿舍领袖，举办各类比赛，开展个案辅导，设立大姐姐制度等。1976年，东元电机公司设立了“心桥信箱”，协助员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紧接着，不少企业也相继推行了不同的劳工服务。
2. 民间社会服务机构的探索与推动
与此同时，台湾地区的民间社会服务机构也关注和投入到对企业员工的服务中。1974年，“青年救国会”推动了一系列工厂青年活动，成为台湾地区第一个推动员工服务的民间社会服务机构。1977年，在经过几年的工厂青年工作实践后，“青年救国会”要求其下属的《“张老师”月刊》辅导研究组的人员走出办公室，积极了解工厂青年的需求并加强服务。1978年，“青年救国会”总结了几年来青年工人服务的经验，总结出“加强推展工厂青年服务工作的服务要点”，归纳出诸多服务原则，比如一般性教育、娱乐活动与专业性职业辅导工作并重，根据地区、工厂的不同需要安排适合的服务活动等。“青年救国会”在台湾早期企业社会工作尤其是工厂青年服务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
（二）政府推动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这一阶段，台湾政府部门积极参与并主要推出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制度和员工辅导人员体系。同时，宗教团体和高等院校也积极参与推动了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
1. 政府以制度建设推动企业社会工作发展
1978年，台北“社会局”社工科率先成立了“劳工辅导组”，负责推行和检查企业社会工作，并成为地方政府运用社会工作者推动劳工服务的范例。1980年，桃园与彰化两地设立了“劳工服务组”。此后，在台湾各个“社会局”的参与下，设立了大量劳工服务组织。同年，台湾“行政院”青辅会甄选工厂辅导员，给予职前训练并分发至各厂从事工厂辅导工作。1981年，台湾政府明确将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加入劳工服务中。
台湾政府还注重通过政策法规来全面大力推进劳工服务。1980年出台了“加强劳工福利重点措施”，1981年出台了“加强工厂青年服务要点”和“厂矿劳工辅导人员设置要点”，1982年出台了“劳工辅导人员训练标准”，1988年出台“现阶段劳工政策纲要第一期制定方案”等，这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大大地推动了台湾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进程。其中“劳工辅导人员训练标准”涵盖了专业课程和一般课程，具体内容包括劳工立法、劳工辅导原理、团体辅导、劳工职业调适、劳工休闲活动设计、领导与沟通、家庭生活计划等19个科目。48课时的培训课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工作系列培训，涉及到了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三大方法，心理咨询与测验等技巧，劳工政策与社会福利等宏观内容。经过这样的系统训练，再加上之前的专业学习与训练，“劳工辅导人员”就能够在企业中顺利推进企业社会工作服务。
2. 宗教团队对企业社会工作的推动
这一时期，台湾宗教团体继续积极推动企业社会工作发展。20世纪80年代，台湾“天主教职工青年会”已发展为5个分会，19个支会，其大部分宗旨基本都是社会工作“助人自助”基本理念的具体化，是企业社会工作目标的一种体现。这些宗旨包括使青年职工相互认识、建立友谊，促使社会各界对青年职工的尊重和价值认可等。同时他们还开展多方面的服务活动，以满足青年职工的不同需求，包括专题讨论、休闲活动、困难救助等。而1983年创办的“怀仁职工青年中心”则进一步拓展了服务项目，其中包括建立业余青年职工之家、技艺学习、成长团体、演讲与座谈会、劳工法律服务、图书借阅及郊游活动等。此时的服务内容已经较为全面丰富。因此，宗教团体在员工服务中摸索和积累的基本经验，对促进台湾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且重要的作用。[5]
3. 台湾社工教育界对企业社会工作的推动
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界积极发挥自身职能，在教材编定、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推动了台湾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
台湾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几乎同步于工业化发展。在台湾社会工作发展的早期也一直被“缺乏一套完整的由自己编撰并取材于本土文化的基本教材”所困扰。在1978年的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及台湾地区社会工作教学方针比较学术研讨会上，台湾教育界决定，“商请桂冠图书公司编印一套社会工作丛书”，共分七个子目，在第三个子目“社会工作实务”中，将工业社会工作列入其中。在台湾社会工作起步发展阶段，企业社会工作就得到了教育界的重视。
之后，在台湾开设有社会工作专业的知名高校，基本上都开了工业社会工作课程，比如辅仁大学、东海大学等，每年向社会和企业输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台湾企业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同时，台湾高等院校的学术研究优势也得到了积极发挥，提供了理论支持，主要表现在：一是建立企业社会工作相关的研究机构，开展企业社会工作研究，如辅仁大学设立了“工业社会工作咨询中心”；二是举办企业社会工作研讨会；三是出版《工业社工通讯》等相关出版物；四是提供企业社会工作咨询服务等。
台湾社工教育界对企业社会工作的研究、倡导和支持也促使了台湾政府对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视，同时这也有助于台湾企业社会工作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
（三）整合服务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本阶段可称之为纵深发展和系统化阶段。这一阶段主要由企业配合台湾劳工部门积极推动，并且强调整合人力资源管理、劳资关系、员工心理辅导及员工协助方案的企业社会工作服务系统。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以及劳工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变化，1994年台湾劳工部门为迎合这一实际情况，将过去所推广的“劳工辅导”改名为“员工协助方案”，将起初以员工个人心理为主的内容扩展到他们的生活、家庭以及社会发展方面，建立起了具有综合性特点的企业社会工作新模式。同时，有较多学者投入企业社会工作研究，为台湾企业社会工作本土化知识的形成与积累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之，这个阶段的台湾企业社会工作从治疗干预转为以预防为主的策略，而且更加关注员工的整体服务需求并为之提供了多元化的社会服务。
三、港台地区企业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对我国大陆的启示
根据我国港台地区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与演进脉络来看，整个过程是有规律可循和诸多共同点的，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其发展经验，并结合我国大陆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的实际情况，遵循企业社会工作的一般规律，找寻本土企业社会工作发展之路。这需要我们具备系统思维，充分整合多方利益主体的优势资源，积极促使相关政府部门、企业、民间组织、社工教育界的多方参与、联动和协作，形成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合力。[6]
（一）政府应积极完善和落实劳动关系、企业社会工作相关的政策制度，提升劳动者的整体社会福利水平
根据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体制，政府往往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那么，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监管者和整个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在本土企业社会工作的探索中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一是在相关法律的基础上，更加细化有关劳动者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并做到严格执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企业社会工作的基本内容；二是积极落实由全国总工会、民政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工会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并积极推进政府购买企业社会工作服务，发挥民间社会服务机构的社会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员工服务活动；三是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和《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方案》的要求，积极推进工会组织的改革创新，逐步推进工会组织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并依托较为成熟的工会组织体系，开展多元化的职工服务活动，促进劳资关系和谐。
（二）企业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加强自身人性化管理，通过购买服务和设置相关部门或岗位，主动提供各类职工服务
企业社会责任是我国企业界和社会发展领域的重要议题，我国企业应积极向港台地区有较好社会良知的企业学习，采取适合的方式开展员工服务，这是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指标。具体而言，企业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着手推进：一是聘用专业社会工作人员或委托民间社会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员为企业员工提供多元化服务，如劳资关系调解、职业辅导、危机处置、娱乐活动、社区融入等；二是在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和人力资源部门加设社会工作者岗位，或通过购买民间社会服务机构的社会工作服务，积极为员工提供服务活动，并积极贡献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三是积极整合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通过促进企业与社会的融合互动，全方位提升员工的福祉水平。总之，企业尤其是企业管理者应将员工其视为“社会人”，并最大化地依据员工需求开展相关服务，提升员工工作效率、生活质量，并增强其对企业的归属感。
（三）充分借助民间社会服务机构尤其是民办社工机构的力量，推进企业社会工作发展
在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企业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民间社会服务机构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在早期的实践探索中往往要早于政府和企业。同时，这些民间社会服务组织有着较好的服务创新性，也有专业化的保障，它们往往能够超越体制藩篱而创新发展。民间社会服务机构也应积极参与企业社会工作服务，发挥自身优势，并积极承接政府或企业购买的社会工作服务，根据实际需求制定恰当而专业的服务方案，有效积累服务经验并推广。
（四）社工教育界应积极开展企业社会工作研究，研发企业社会工作教材，依托专业教育培养企业社会工作人才
港台地区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社会工作教育和研究在推行企业社会工作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培养和训练合格的企业社会工作人才方面。专业人才的供给和服务质量的保障是推动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础。[7]对于教育界来说，一是从社会问题出发，以需求导向为基本原则，深入开展劳动关系、职工社会服务和农民工社会问题等相关调查研究，为找寻本土企业社会工作发展路径奠定基础；二是要积极扎根实务领域，与实务工作者一起积累和总结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经验，形成企业社会工作研究的系列成果，包括企业社会工作的实务模式和理论提升；三是举办企业社会工作研讨会，搭建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交流平台，并积极发布研究报告和出版相关专业刊物；四是开发本土企业社会工作教材，并在社会工作院系中开设企业社会工作课程及相关辅助课程（张默、卢磊，2015）；[8]五是大力开展企业社会工作的实习与社会实践，提升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实务能力，并培养和输送优秀企业社会工作人才。
[1]卢磊.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J],社会工作,2015(4):73-79.
[2]阮曾媛琪.香港职业社会工作[M]//周永新.社会工作学新论,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
[3]沈黎.台湾工业社会工作的发展经验与启示[J],南方论丛,2009(2):79-84.
[4]Elise Anne DeVido.The CatholicChurch and Social Work in Taiwan[J],Renlai Magazine, 2006 (10):1-9.
[5]高钟等.企业社会工作概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6]卢磊,张默.我国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模式、路径和策略[J],社会福利（理论版）,2017(6):9-14.
[7]沈黎.工会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J],工会理论研究,2008(3):17-19.
[8]张默,卢磊.我国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历程和趋势[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5(4):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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