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秋，我21周岁，还是丰县大沙河果园第五分场的一名知青。
有一天，忽然传来了国家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大家奔走相告，有的兴奋异常，有的反应平淡，而我则是内心兴奋，外表平淡。想考大学的梦想和觉得自己不行的痛苦同时在心里翻腾，彻夜难眠。
尽管感觉希望渺茫，我还是给家里写了信，让家人为我准备复习用书。
记得是利用国庆节休假回家取书的，无非是一些初高中的语文、数学教材。七七年的高考只考语文、数学和政治。因为时间紧迫，语文、政治只能靠平时的积累了，要“重新拾起来”的是数学。
为什么那一年的高考这么匆忙？后来才知道：邓小平最初的设想是，1977年用一年时间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专家们的意见使邓小平改变了决定。他当时就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听了，当场拍板：“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他斩钉截铁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就这样，我从丰县大沙河果园考取了连云港财经学校，成为“七七级”的一员。
在以后多年的教育职业生涯中，常有人问我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我淡定地回答：连云港财经学校——七七级的。
据可靠资料显示，当年有570万名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参加高考，最后仅录取27.297万人，录取比例不到0.05%。这个比例可以简化为“二百里挑一”。我们分场150多名知青，我就是那个“榜眼尽处”的“孙山”，其他人都在“孙山”之外了。
回忆过去，再现当时的情景，还原真相，是目的之一，但肯定不是主要目的；反思人生，感悟生活，这话既有些大，也有些假。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就那么几十年，每一段的风景各异，滋味不同，如果不回味品咂一番，而是“狼吞虎咽”地吃完抹抹嘴“走人”，岂不是很大的遗憾？如果把时光说成是美食，那么“反刍”加体会，等于把这美食又品尝了一遍，而且说不定还能品出更丰富别样的滋味，这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可以做。
印象中是1978年的2月底或3月初去连云港报到的。
在丰县大沙河果园时，我带了一个硕大的柳条箱（皮箱买不起）。这个柳条箱跟着我到了连云港。若干年后，有同学说，其他的都记不住了，但是对刘景忠的大柳条箱印象深刻。
1978年的连云港（准确地说是新浦），主干道也就是一条东西向的解放路。火车站在解放路的东端，财校在解放路的西首，从火车站到财校，大约有三四公里。
记得有老师接站，带着校工师傅。校工师傅骑着三轮车，用来拉行李。人跟着三轮车走到学校。哪位老师接站？记不清了。
初到连云港，初到财校，一切都是新鲜的。好奇的目光，四处看，看不过来，眼睛不够用似的。总体印象是，徐州不咋地，连云港更不咋地。
学校显然没有准备好迎接我们这批学生（邓小平担心是否来得及是有道理的）。因为严格地说，我们是没有宿舍的。
全班35名学生，28个男生，7个女生，分别来自徐州、南京、盐城、淮安，奇怪的是没有连云港本地的生源。28个男生住在一间原来是仓库的大房子里。统统是上下铺，没有放行李的地方（现在也回想不起来大家的行李都是如何存放的）。
进入“大仓库”，已经有同学先入住了。我穿着在果园工作时的一身帆布工作服（原来的土黄色，洗得已经褪色发白），环视了一圈，屋里的同学也都抬头看看我，相互之间完全陌生，没有语言交流。找到了自己的铺，安顿下来，躺在床上发呆。
与其他大多数初次离家出远门的同学不同，我干过一年多的临时工，经历了两年多的知青生活，已经很习惯“出门在外”了，或者说有一些“混社会”的经验了。这样的心态表现出来，就是自若、淡定、独立、坦然。
校园不大，办公楼和教学楼中间夹着不大的校门。
教学楼的前面是操场。办公楼的前面是一个不大的礼堂。礼堂的东面是食堂，礼堂的南面就是我们男生住的大仓库。
校门的正前方有一个小花坛，站在花坛边上，整个学校就一览无余了。
财校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我满心疑虑，心中空荡荡的，未来两年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2019年8月8日写，8月14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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