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哲夫 学者,惠州
狄尔泰说:“只有诗人才有资格谈诗。”狄尔泰是现代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生命哲学强调“体验”的重要性,旨在对建立在“反思”基础上的西方哲学传统做一个修正。而重“体验”甚于重“反思”,恰恰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质。因为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乃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天人之际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观照关系,而是万物与我合一的涵摄关系。《礼记》云:“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讲的就是躬行体 验 对 于 生 命 本 体 的 意义 。
徐晋如先生的《长相思——与唐宋词人的十三场约会》正是试图恢复传统学术躬行体验的传统,以词人说词人,以词心证词心的用情之作,可谓掉臂独行、别开生面。
徐晋如之诗踵武晚清同光诸子,词则出入于花间北宋之间。其词集《红桑照海词》,彭玉平教授评道:“为词寄意五代北宋,虽雅章短韵,而饶有生命之丹采,啸云、童轩尝谓其词有《花间》、《饮水》风致,盖以此也。”作为词坛作手,徐晋如先生解读古人词作,不同于学院派学人寻章摘句式的鉴赏分析、实证主义的生平考证,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式解读,而是着眼于词心的抉微、生命的交感,由作品到生命价值的阐发,由文本到人生体验的通感。
比如论温庭筠“平庸者不会理解才华卓异的天才,他们只会觉得这样的人身上充满不安定的因素……可以说,飞卿一生的悲剧,令狐绹要负极大责任,然而,现实永远是令狐绹们的世界”;论李煜“人生的终极,应当就是追求文化,努力过上高雅的生活,只是过度的文化销蚀了人性当中兽性的一面,以至于无法抵抗野蛮”;论少游“中国的文化环境要求人人做道德圣人,却缺乏对天才的基本的宽容。”由词人自身的人生体验而思接千载,尚友古人,笔下的文字便不是技术性的制作,而是精神性的写作。
作者之性情与志趣如水银泻地,力透纸背。徐晋如先生尝以“形而上写作”自况。而《长相思》一书由诗余而上升至人生,确实有一种“形而上”的意味在。
也由于徐晋如词人的独特身份,故书中也多有学院派学者未发之谠论。比如世人皆以元好问讥秦观“始知渠是女郎诗”为的评,以陈师道“秦少游诗如词”为定谳,但徐晋如先生却举了不少秦观诗的绝胜之处,指出了秦观的诗人底色:“其实,少游本就有沉雄清俊的诗心,只是至热之肠,在遭受打击之后,不能解脱,一变而为冰肠九曲。”于幽僻处独具手眼地发掘秦观诗的高妙。
对李清照,世人多以词人视之,而徐晋如以易安之性情偏好与诗中的士人精神,发掘易安身上的男性特质,“她在心理上有非常明显的双性化倾向,甚至男性心理还要占到压倒性的优势。也就是说,自心理性别言之,易安实为男性。”从而还易安以诗人本色。只有同是诗人的敏感心灵,才能捕捉诗人的奥秘,把握诗人的特质,走进诗人的灵魂。
在写作《长相思》一书之前,徐晋如就有其成熟的诗学观。《长相思》一书中许多地方都是徐晋如诗学观的具体体现。比如在对白石词的品读中,徐晋如对朱庸斋先生“白石脱胎稼轩说”做了商榷,认为白石词并无依傍。笔者以为或是两家诗学观之不同所致。朱庸斋先生倡“诗词合一”说,故以稼轩白石为一体,而徐晋如先生则坚持“诗庄词媚”说,并在《长相思》中进一步阐发了诗词之差异:“诗心是生命的宣泄,词心却是生命的消耗。”“诗人在爱自己的同时,也同样地爱着人类;而词人倾向于只爱自己。”不同于朱庸斋先生以文体论诗词分途,徐晋如更着重以生命感觉论诗词差异,显得更为通脱与超越。
《长相思》确乎证明了郑文焯那句“几生心苦到词人”,因为倘没有躬行实践的甘苦体验,就无法味得词中三昧。《长相思》一书虽非学术著作,但却开创了一种新的范式——当然这其实就是古人的生命体验之学,只因为疏离于现代社会而显得独异。
本文转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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