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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两篇《刘备夺取益州的策略方法，是跟袁绍学的（1）》《刘备夺取益州的策略方法，是跟袁绍学的（2）》分别谈了刘备取益州和袁绍取冀州在策略方法上的相似之处。今天我们继续这个话题，谈谈两者在卧底、内部压力以及面临阻力等几个方面的相似之处。
五、荀谌与张松相似
在袁绍夺取冀州的过程中，最后一步，也是十分关键的一步，是由颍川世家大族领袖荀谌出面，向韩馥逼宫。
荀谌出自颍川荀氏，是荀彧的从兄弟，由于史料阙如，其家族谱系、生平事迹皆不详。但从荀谌仅有的这一次表现来看，确实很有名士风范，丝毫不输于荀彧。
荀谌衔袁绍之命而来，虽然是来者不善，但他态度不卑不亢，始终是以韩馥部下的身份，站在韩馥的角度，冷静地为他分析形势：“公孙瓒乘胜来向南，而诸郡应之，袁车骑引军东向，此其意不可知，窃为将军危之。”
此时韩馥心里还有点抵触，他没好气地问：“为之奈何？”
荀谌继续来一波烧脑分析：“公孙提燕、代之卒，其锋不可当。袁氏一时之杰，必不为将军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资也，若两雄并力，兵交于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将军之旧，且同盟也，当今为将军计，莫若举冀州以让袁氏。袁氏得冀州，则瓒不能与之争，必厚德将军。冀州入于亲交，是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愿将军勿疑！”
其实荀谌绕来绕去，说的就一件事，你打不过公孙瓒，与其让公孙瓒打下冀州，不如把冀州交给袁绍，袁绍毕竟是你的老领导家属，不会亏待你的。不管怎么说，反正荀谌成功地把韩馥绕晕了。
更重要的是，荀谌的背后，是颍川乃至豫州士大夫集团的势力。当年韩馥到冀州任州牧，就是靠从老家颍川拉了一大批人来充当左右手，是韩馥赖以在冀州立足的执政班底。现在代表着颍川士大夫的荀谌，已经抛弃韩馥投向袁绍。这对韩馥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在内外交困的双重压力之下，韩馥决定接受荀谌的“建议”。
从荀谌说话的语气，以及他能够当面向韩馥尽情陈言来看，他应该原本就是韩馥所信任的身边人。所以在荀谌作出了确保韩馥“身安于泰山”的承诺后，韩馥是深信不疑的。实际上，荀谌是在韩馥身边为袁绍担当着卧底的角色。
在刘备取益州时，刘璋身边也有一个卧底，那就是张松。
张松是蜀郡人，与其兄张肃并为益州别驾，可见刘璋对张松兄弟十分信任。但张松恃才傲物，眼光高得很，他根本看不起刘璋，不认为刘璋是值得事奉的主君，便纠集了在刘璋手下不得志的法正、孟达、彭羕等一批人，密谋引刘备入蜀。张松见过刘备一次面，他为刘备“画地图山川处所，由是尽知益州虚实也。”又推荐法正出使刘备，进一步商量夺取益州的具体实施计划。
不过，当卧底是非常危险的，以至于会被称为可怕的“无间道”。荀谌、张松这两个卧底，下场都不太好。
张松所做的密谋，瞒不过他哥哥张肃。张肃害怕被连累，向刘璋举报张松，张松被收斩。刘璋和刘备也因此而公开决裂。
荀谌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三国志》《后汉书》对荀谌的记载，在荀谌逼宫韩馥之后，与田丰、许攸并为谋主，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荀谌去了哪里呢？史书没有明文记载，我们只能根据当时已知的事实来作一些推理和猜测，荀谌很可能在袁绍取冀州之后不久就死了。
荀谌是怎么死的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荀谌逼宫时对韩馥所说的话：“是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在这里，“身安于泰山”是荀谌代表袁绍向韩馥所作的人身安全保证。
韩馥也是名士，荀谌与韩馥的约定，是士与士之间的庄严承诺，就像季札与徐君的赠剑之约一样，本应是超越生死、千金不换的。也正是因为如此，韩馥才会坚信自己让位之后不会有后顾之忧，老老实实地交出权力。但没想到袁绍完全不守信用，逼死了韩馥。这让重信义的荀谌十分内疚。
而且，荀谌和韩馥都是颍川同乡，两家之间的社会关系错综复杂，荀谌劝韩馥让位，是以保证韩馥安全为代价的，如今韩馥依照约定让位，而荀谌却没有依照约定保全韩馥的性命，这让颍川的父老乡亲怎么看待荀谌？怎么看待荀氏家族？荀谌不得不为韩馥之死承受巨大的乡里舆论压力。而在当时，“乡评”、“乡论”是影响名士声望、地位、前途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此外，荀谌代表袁绍作出了承诺，袁绍却根本没打算遵守，这不仅丝毫没给荀谌留面子，而且表明袁绍根本不信任，也不想重用荀谌，所谓“以荀谌为谋主”，只不过是徒有其表。荀谌为袁绍上位出了大力，但韩馥之死却使他发现他在袁绍心目中根本没有什么地位，懊悔、恼怒、内疚、自责、屈辱、失落、怀疑、恐惧等负面情绪一齐涌上他的心头，让他不堪重负，抑郁而死。
袁绍为什么不信任荀谌？可能恰恰是因为他为袁绍出力太积极了。荀谌作为韩馥的部属，却带头逼宫，反噬主君，不免会被袁绍认为是卖主求荣的不忠之臣。
看来当卧底真是一个没有前途的职业，弄不好两头不是人。
不过，如何对待卧底，这和领导的管理水平也有关系。袁绍不守信用，逼死韩馥，又嫌弃当卧底的荀谌，导致荀谌忧郁而死，暴露了袁绍对待部下的傲慢自大，不会聚拢人心。后来许攸、张郃、高览等人在关键时刻弃袁绍而去，就和袁绍的这种傲慢自大有很大关系。
相比之下，张松之死是因为他自己行事不密，被亲兄弟告发，和刘备没有关系。刘备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反而能够利用张松之死，在包围成都时让法正写信给刘璋，把“违信黩誓”的责任扣到刘璋头上，对刘璋施加心理压力。刘备也未必喜欢卖主求荣的张松，但他和袁绍不一样，刘备喜怒不形于色，做足了表面工夫，还起用张松之子张表，官至庲降都督，这种做法起码能让人感到张松没有白死，真的是投对了明主。可见刘备识人用人、笼络人心的手段，比袁绍要厉害得多了。
六、审配与法正相似
审配在袁绍夺取冀州的过程中发挥了多大作用，没有明文记载。但《三国志·袁绍传》载，在袁绍取得冀州之后，以审配为冀州治中（袁绍所担任的冀州牧的副职），又以审配“族大兵强”，命其为邺城监军，担任守卫邺城的重大任务。由此可知，审配出自冀州魏郡邺县的世家大族，有较强的部曲私兵，得到了袁绍的重用。
以袁绍的行事风格，审配必是在袁绍夺取冀州的过程中立过大功，才会得到袁绍的如此重赏。而审配参与袁绍夺取冀州，肯定是利用了他“族大兵强”的优势资源。
荀谌在逼宫时对韩馥说的话，处处暗示韩馥随时有人身危险，最后以保证韩馥“身安于泰山”为条件，成功说服韩馥。按照荀谌所说，韩馥遭遇的危险近在眼前，似乎并非是指远在安平县的公孙瓒。韩馥所面临的紧迫危险，很可能来自作为邺城本地人、又拥有众多私兵部队、而且“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的审配。也就是说，荀谌的逼宫，不是单纯的谈判交涉，而是以审配的家族武力为后盾的，一旦韩馥不肯就范，审配就有可能在邺城发动军事政变，危及韩馥的人身安全。
正是因为审配在邺城具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对邺城有着强大的控制力，才会被袁绍任命为冀州治中、邺城监军，为袁绍保卫根据地和大后方。
但是，和荀谌一样，曾经背叛韩馥的审配也难免遭到多疑的袁绍的猜忌。官渡之战后，郭图、辛评、孟岱、蒋奇等人纷纷向袁绍进谗言，指责审配“在位专政”。因为审配在官渡大战期间抓捕许攸家人，迫使许攸投降曹操，确实有“在位专政”的嫌疑。倒是逢纪为审配说了些好话，才打消袁绍的疑虑，仅仅免去审配的邺城监军一职，仍然保留冀州治中的职务。
袁绍集团内部地图炮的歪风邪气很严重。作为冀州派杰出代表的审配，搞起地图炮来一点没输给逢纪。审配抓许攸的家人，其实就是在报复豫州派（许攸是荆州南阳人，南阳地近汝南，许攸跟随袁绍时间也较早，可归于豫州派）。袁绍免去审配的邺城监军一职，但又保留其冀州治中的职务，看起来好像是在两派之间维持平衡，实际上只能加剧审配和豫州派之间的矛盾。最终，虽然审配主观上和逢纪一样忠于袁氏，但客观上却因为搞地图炮而成为袁氏集团覆灭的罪魁祸首。曹丕曾作《奸馋》一文，认为“袁绍亡于审配、郭图”，指责审配“佞邪秽政，爱恶败俗”，是有事实依据的论断。
在刘备夺取益州时，也有一个与审配类似的人物，那就是法正。
在刘备包围成都，刘璋尚有余力抵抗的时候，法正写信给刘璋劝降，其中说到：“蜀亦破坏，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为乱者十户而八；若敌远则百姓不能堪役，敌近则一旦易主矣。”法正在信中暗示成都城内会有人起事作乱，甚至会“一旦易主”，危及刘璋的安全，这和审配在邺城起到的威胁韩馥的作用非常类似。
法正是扶风人，不是蜀郡成都县人，这与审配是邺城本地人略有不同。但法正属于刘焉刘璋集团统治益州所依赖的“东州兵”势力，东州兵长期驻扎在成都一带，势力盘根错节，早已和成都县本地人无异。
所以，法正对成都城内的东州兵及其家属具有一定的煽动力，所造成的影响与审配之在邺城是十分类似的，只是法正的影响力没有审配那么大罢了。但最终的效果是一样的，刘璋迫于内外双重压力，艰难地作出了交权投降的决定。刘璋投降前所说的因怜悯百姓而“何心能安”的一番话，更多地像是一种体面的托词，迫使刘璋投降的主要因素，无疑仍然是外有大军围城、内有奸细作乱的双重困局。
法正还有一处和审配相似的地方。在平定成都后，法正被任命为扬武将军、蜀郡太守，“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也是承担着守卫根据地的重任，和审配一模一样。
看起来，法正似乎很得刘备的信任，在北征汉中时刘备不惜挺身为法正挡箭，得宠的程度连诸葛亮也不得不让着法正三分。然而，法正虽然足智多谋，但人品却不怎么样。他在刘璋手下时，“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与法正一起乔迁至益州的扶风郡老乡们，有熟悉法正老底的人，经常向刘璋举报法正的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法正因此郁郁不得志。
不过，法正很快就找到了突破人生困境的出路：出卖刘璋，投靠刘备。刘备挺厚道，给了法正丰厚的回报。在当上蜀郡太守后，法正“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法正所报复杀害的“毁伤己者”数人，大概就是原来向刘璋举报法正的那几个扶风郡老乡。此时的法正，完全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
可见，法正不论是公德还是私德都很差，而刘备素有识人之明，刘备真的会赏识卖主求荣的法正、真正把睚眦必报肚量狭窄的法正当作心腹吗？似乎很难作出肯定的回答。
实际上，刘备和法正表面上的亲密关系很可能只是刘备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刘备对法正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提防，不让法正掌握实权。这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出来：
1.刘备重用法正是为了笼络东州人
法正出自扶风郡世家大族，祖父法真是儒学名士，父亲法衍曾任廷尉左监。董卓之乱时，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及南阳人流亡至益州，被刘焉编为“东州兵”，法正也在其中。东州兵及其家属称为“东州人”，是刘焉父子统治益州的重要力量（广义上刘焉本人亦属于东州人）。
刘备之所以重用法正，与诸葛亮并列，意图在于吸收东州人的力量参与政治，借以笼络东州人。法正死后，刘备起用的辅政大臣李严也是出身东州人，说明刘备和刘焉刘璋父子一样非常重视东州人的政治实力。
因此，刘备对法正的种种优待都是为笼络东州人而作的政治秀，这对影帝刘备来说没有太大的难度。对于刘备的表演，不必过于当真。
2.法正被刘备和诸葛亮联手设局撤去蜀郡太守一职
法正被刘备任命为扬武将军、蜀郡太守，扬武将军是杂号将军，没有实际职掌，法正的权力主要是来自蜀郡太守一职，太守掌握一郡的军政及治安司法大权，而且蜀郡又是成都所在的郡，因而法正的地位相当于东汉的司隶校尉，可谓位高权重。法正之所以能够擅自杀伤数人而不受追究，也是因为他就是太守，就是负责执法的官员。
但是，据《三国志·杨洪传》，在法正随刘备北征汉中的时候，诸葛亮让亲信杨洪代理法正所任的蜀郡太守一职，负责后勤调度，在“众事皆办”之后，杨洪就正式担任蜀郡太守，剥夺了法正“外统都畿”的权力。
当时刘备集团的地盘不大，一共也没几个太守，再加上蜀郡的要害地位，要撤换蜀郡太守这样重要的地方大员，不是诸葛亮一个人能够擅自做主的事情，而是要经过刘备同意，甚至就是刘备作出的决策。
为什么刘备北征汉中要带上蜀郡太守？这其中颇有蹊跷。表面上看，刘备是为了显示与法正的亲密关系，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法正。但实际上，这更像是刘备与诸葛亮联手设的局，是为了将法正“调虎离山”，以便有理由安排杨洪接管蜀郡工作事务。此时法正远在汉中，只能脸上笑嘻嘻，心里MMP，徒唤奈何也没用。等到法正回到成都，杨洪早已把蜀郡太守的位置坐得暖乎乎，法正只能另谋高就了。
3.法正被授予尚书令这一虚职
表面上看，尚书令是尚书台的长官，是朝廷处理政务的中枢要职，比蜀郡太守大多了，但是，这其实是刘备挖的又一个坑。因为刘备在平定汉中后自称的官职是“大司马、汉中王”，此时蜀汉集团还没有建立“尚书台”这个机构。尚书台是皇帝的近侍机构，刘备尚未称帝，当然不可能设置尚书台这一机构。因此，法正这个“尚书令”，只能是汉献帝那个朝廷的尚书台的尚书令，这无疑是明升暗降，架空法正。
果然，法正在出任尚书令这一地位崇高但无实权的虚职后，明白自己在刘备心目中已经失宠，惶恐不安，不到一年就在忧郁中死去。
不久之前的汉中之战时，法正还是很活跃的，这说明法正身体并无大恙，但他在一年之后突然病死，很可能是精神上受到了极大打击，心理出了问题，是抑郁而终。这也说明，法正这个人好面子、爱虚荣，经受不了大起大落，刘备耍个小心眼就把他吓死了，善于用人的刘备不会长期重用这种人，顶多只是暂时利用他的价值而已。
总的来看，刘备用法正比袁绍用审配的水平要高一些。袁绍不信任审配又放纵其擅权，是非常失败的做法。说起来，刘备集团主要成员的籍贯分布比袁绍集团更加复杂，但至少在刘备生前，没有人敢公开乱搞地图炮。刘备对法正采取的是“抓大放小”的方针，对于法正私生活方面的小问题放纵不管，同时有意抑制他的权力，不让他有机会带着东州人集团擅权乱政。
作者简介
赖正直，男，80后，南蛮，刑事法官，法学博士。原本爱读史书，为稻粱谋选择了法律专业。法学和史学其实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都重视证据，都是在利用残缺的不完整信息拼接还原已经过去的事实真相，因而在写文章时常常会有把历史事件当作悬案来查的感觉。著有《机能主义刑法理论研究》、《毒品犯罪案件证据认定的理论与实务》等书。目前的小目标是写一部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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