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四月初八，一封来自江南河道总督的奏折摆在御案上。皇上草草过目，只简单画上一个字的朱批：“览”，就放到一边，不怎么在意。
这种状况是合情合理的。毕竟皇上日理万机，而江南河道总督的这封奏折只是为女儿获封为宝亲王（皇四子弘历）“侧福晋”而上的谢恩折，在同一天进呈御览的一堆奏折里不算大事。
【《署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奏谢将女封为宝亲王副福金折》：窃奴才接得家信，三月初一日钦奉谕旨：“宝亲王使女、高斌之女，着封为王之‘副福金’，钦此。”奴才敬闻恩命，顶戴殊荣。
奴才谨于四月初一日在清江内署设香案，率同……奴才儿子“奴才”高恒、奴才女儿“三姐”、“四姐”俯伏叩首，望阙泰谢天恩。伏念奴才女儿至微至贱，蒙皇上天恩，令伺候宝亲王，今乃于使女之中超拔为“副福金”，高厚深恩，奴才举家感戴，院内奴才鲜于伦比，奴才感激难名。谨具折奏谢。】
奏折里所提到的“副福金”又称“侧福晋”，获封为宝亲王侧福晋的女儿，就是我，高氏。至于我的名字，不能告诉大家，这是“礼”。不信请看奏折，父亲直接写上我弟弟“高恒”的大名，对我的两个妹妹只按排行写作“三姐”、“四姐”。就像你们读过的《红楼梦》所描写的那样，家人把自家的千金小姐称为“姐儿”。我们不是没有名字，只是不能随便让外人知道。
虽然我的父祖是朝廷命官，但我家出身内务府包衣籍，所以门第、血统并不高。我被选为宝亲王“使女”的具体时间史料无载。年深日久，我也记不清了，大约是在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左右。按照惯例和习俗，宝亲王府的人们称呼我为“格格”。（注：高氏逝世于乾隆十年，公元，当时，乾隆皇帝弘历为她写的悼亡诗有“廿年如一日，谁料沉疴臶”的描述，表明高氏跟随乾隆的时间大概在20年左右，据此倒推高氏于雍正四年左右入侍宝亲王府。）
如懿传高晞月
在我成为使女的第二年，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七月十八，宝亲王迎娶满洲镶黄旗名门闺秀富察氏为正妻，即“嫡福晋”。婚后，他们夫妻恩爱，生活和美。富察氏出身高贵，容貌娟秀，身姿窈窕，为人温恭节俭，治家得法，宽严有度，处世大方得体。宝亲王对她一直又敬又爱。后来，还写了很多诗文回忆他和富察氏共度的幸福时光，诸如“愁喜惟予共、寒暄无刻忘”之类。我就不多说了。【注：关于弘历与富察氏夫妻关系、富察氏个人素质和外貌的部分史料记载如下：1、《清史稿后妃列传》“上甚重之” 、“后恭俭”；2、《清列朝后妃传稿》“每加敬服，钟爱异常”；4、《清实录》“治事精详，轻重得体”；4、乾隆御制诗：“犹惜窈窕质、忽作朝云翳”。】
我的地位比富察氏低得多，也不如她美丽。但是，我也有我的优点。我精通文墨，文采出众，待人和善，与所有人都融洽相处。这些，英明睿智的宝亲王都看在眼里。
况且，我严格遵守嫡庶尊卑有别、长幼主从有序的秩序规范，以谦逊平和的态度侍奉、辅佐富察氏。富察氏也是一个善良大气的女人，经常在宝亲王面前赞扬我待她恭敬温和。
人与人之间就是如此，以心换心。这也是我和富察氏始终相处和谐的重要原因。现代人想必无法理解我和她的关系。倒也不奇怪，毕竟，我们和你们隔着几百年的“代沟”，很难说通，我也懒得解释。
另外，我对宝亲王的母亲也挺孝敬，长辈夸奖我贤德孝顺。
宝亲王的一生都以维护礼法正统为己任，并身体力行。所以，我尊敬他的爱妻，孝顺他的母亲，这两点对于他而言恐怕是最为重要的美德。
在精神交流层面，我和宝亲王并不缺乏共同语言，时常有说有笑。他对我应该是颇为喜爱的。尽管不能与他和富察氏之间的伉俪情深相提并论。
【注：相关史料节选：1、《慧贤皇贵妃大祭文》“……尔慧贤皇贵妃高氏……尤耽文翰，夙承皇考之恩眷，封以侧妃。懋赞朕躬，而谦和深谐中壶。班阶既贵，温良常浃於六宫；褒誉方隆，惠好更周乎九御……”；2、《慧贤皇贵妃初次祭文》“……尔慧贤皇妃高氏……赞盘匜于慈庆，早蒙贤孝之褒；佐鞶帨于中宫，聿著温恭之誉。晋封椒殿，协福履以均绥；服训籣闱，播徽音而逾茂……”；3、乾隆御制《慧贤皇贵妃挽诗叠旧作春怀诗韵》“永惟王衍言，言笑忆晏晏”。】
由于我具备上述优势，加上论资排辈的因素，得以晋升“侧福晋”也是顺理成章的。
怎么样？我和最近大热电视剧《延禧攻略》中的“高贵妃”是不是有天壤之别？老实说，当我听说剧中“高贵妃”的人设，棺材板儿还真有些按不住。可是转念一想，人们看电视剧只为娱乐，何况现在已是21世纪，皇上和孝贤皇后都说他们也无能为力，我就睁只眼、闭只眼吧……
接下来言归正传。在皇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上，像我这样的“侧福晋”实在微不足道，以至于《雍正朝实录》对册封的事情只字未提。在雍正十二年三月的实录里，关于皇上家庭事务的只有以下两条记载，给大家看看：
下嫁给蒙古科尔沁扎萨克达尔汉亲王、和硕额驸“罗卜臧滚布”的那位郡主去世了，皇上派遣官员去祭奠。这是关系到满蒙亲谊、国内团结的大事。和这件事相比，我受封“侧福晋”没有必要记入实录。
一年多以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皇上驾崩，是为“世宗宪皇帝”。九月初三，宝亲王即皇帝位，确定新的年号为乾隆。所以请大家注意，我下文所称的“皇上”就都是指他了。
即位后，皇上依次尊生母为圣母崇庆皇太后、册立妻子富察氏为皇后，然后于当年九月二十四日册封我为“贵妃”。因热孝在身，各种册封典礼暂缓举行，但位份均已确立。从此，我位居后宫诸嫔妃之首，地位次于富察皇后。
随后，我父亲奏请进京觐见。皇上不准，十月八日赐下朱批，要求我父亲留在任所，恪尽职守，等到来年冬天，如果不忙再进京，并特别警告他不要倚仗自家女儿是贵妃，就有所松懈，如有过错将从重处罚，比处罚普通人更加严厉。【乾隆朱批原文：两淮盐政职任最为紧要，不必来京。若明年冬初无事可奏请来京。汝女已封贵妃并令汝出旗，但此系私恩不可恃也。若能勉励，公忠为国，朕自然嘉奖。若稍有不逮，始终不能如一，则其当罚，又岂可与常人一例乎。】
皇上是一国之君，公私分明。君无戏言，事实证明，他言出必行。那是后话，也是我的伤心事，等我慢慢讲述。
到了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末，孝期已满，立后大典及册封各级妃嫔的典礼圆满完成。【《清实录》：乾隆二年。丁巳。十二月……册立嫡妃富察氏为皇后……册封庶妃高氏为贵妃……】
此后又度过平安祥和的八年。皇上珍惜旧情，重视礼序，我也不改本色，与皇上、富察皇后及后宫其他妃嫔的关系一如既往。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初，我生病了，是“痰疾”，医治无效。没办法，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
我的生命旅程即将结束。皇上为了安慰我，也寄望于“冲喜”能带来奇迹，于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三册封我为“皇贵妃”，同时，依次晋封娴妃、纯妃为贵妃，晋封愉嫔、魏贵人为愉妃、魏嫔。
可是奇迹没有发生。两天后，正月二十五，我走到了自己的终点。
我一生没有生育子女，身后加谥号为“慧贤皇贵妃”。
【注：高氏患病、晋封、去世、加谥号的相关史料：1、《《慧贤皇贵妃大祭文》“宜享和平之福，岂期痰疾之侵，竟谢年华”；2、《清实录》“乙未。谕，朕奉皇太后懿旨。贵妃诞生望族，佐治后宫，孝敬性成，温恭素著，著晋封皇贵妃，以彰淑德。娴妃、纯妃、愉嫔、魏贵人，奉侍宫闱，慎勤婉顺，娴妃、纯妃俱著晋封贵妃，愉嫔著晋封为妃。魏贵人著晋封为嫔。以昭恩眷。钦此。特行传谕。该部将应行典礼。察例具奏。”】
对于我的早逝，皇上深感悲伤和遗憾，为我写下一首挽歌——《慧贤皇贵妃挽诗叠旧作春怀诗韵》：
牛女岁一会，讵云隔天汉。
崦嵫虽下舂，扶桑复明旦。
人生赴壑蛇，去势谁能绊。
永惟王衍言，言笑忆晏晏。
更虑汉武事，空贻后人案。
双双梁上燕，队队滩头雁。
时或失乳巢，亦或别沙岸。
况曽赋抱裯，尝经陪曲宴。
忧农予悒欝，强慰予之畔。
频进徐妃箴，未怨班姬扇。
廿年如一日，谁料沉疴臶。
嘱我为君难，不作徒背面。
悼淑励不伤，亏盈月规半。
徘徊虚堂襟，小星三五烂。
有愧庄叟达，匪学陈王叹。”
我的忌日是“填仓日”。在我走后的漫长岁月里，皇上前前后后写下八首《填仓日诗》，记录他的哀思。例如下面这首：
《填仓日》：已是伤神日，尤然韶景春，三年才过忌，周岁又思人。悲喜何曾定，平生难具陈，无心饶苑卉，特地更怀新。（纯皇自注：圆明园内韶景轩，慧贤皇贵妃所居也，妃以丙寅年填仓日仙逝，绕逾三年，而孝贤皇后天游，又将浃岁遇节，兴悲亦情之，不能已也。
此外，另有五首御制诗抒发对于我的怀念，举二例如下：
1、（乾隆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永安孝贤皇后于万年吉地宫，以慧贤、哲悯二皇贵妃附，皆少时相从者。既感逝存、更参梦幻，命笔成什以志一时。鳯翣龙輴何事尔，贯鱼故剑适相从，可知此别非常别，谩道无逢㑹有逢，芦殿惊心陈白日，菆涂举目惨寒冬，百年等是行云寄，廿载凭参流水踪。
2、（乾隆四十五年）《孝贤皇后陵寝酹酒》：已是别多时，能无一写悲，七旬忽我逮，百岁任他期，幻景徒惊速，故人不慭遗，曾孙毕姻近，眠者可闻知。（纯皇自注：随皇后殡地宫者慧贤皇贵妃、淑嘉皇贵妃如在世皆年逮七旬，今皆辞世益增怅然。）
皇上梦见过我，并伤感落泪。幸好，有一段时间，还有富察皇后在枕边给他稳存体贴的慰藉。（乾隆十三年御制诗《梦》：似昔慧贤曾入梦，尚余慰者到今谁？）
我是妃嫔中唯一得到皇上御制悼亡诗的人。我明白，这份感情的深度不能和他对富察皇后的情义相比，仅从相差十倍以上的悼亡诗数量也看得出来。但是，我在皇上记忆深处的份量，对于后宫绝大部分妃嫔已是难以企及的梦幻。
富察皇后
三年后，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富察皇后驾崩。当初，皇上为我拟定谥号时，富察皇后在他身边，提出自己身后想要“孝贤”这个谥号。现在，皇上满足她的愿望，谥为“孝贤皇后”。【《清史稿后妃列传》：初，皇贵妃高佳氏薨，上谥以慧贤，后在侧，曰：“吾他日期以‘孝贤’，可乎？”至是，上遂用为谥。】
这一年的四月，皇上多次到观德殿孝贤皇后的梓宫前奠酒，又给孝贤皇后的母家亲属晋封爵位。【《清实录》：戊寅。谕、皇后母家、例应俱封公爵……大行皇后母家。当封爵时。朕照舅舅五格之例。将富文降侯爵。今大行皇后之事已出。将来孰为伊等言及此例。著照旧例。将富文晋封公爵。】
但在我家，同月却发生一起险情。我父亲奉旨承审常安贪赃案，皇上认为他袒护常安，不能秉公执法，下旨对我父亲处以“革职留任”的惩罚。
【《清实录》：癸酉日。又谕。高斌、顾琮、因承审常安一案。不能按款穷究……朕看其始终有饰非护短情形……及回奏之掩过饰非。更属显然矣……乃不知秉公办事。模棱两可。尚以为识大体而沽名。则实有负委任。咎无可辞。此案朕前后所降谕旨。著一并交部。将高斌、顾琮、严察议奏。寻议、大学士高斌、升任浙江巡抚顾琮、均照例革职。得旨、高斌、顾琮、俱著革职。从宽留任。】
这不是“人走茶凉”。即便我在世，父亲也会遭到同样的惩罚。
高贵妃
皇上前脚处罚我的父亲，后脚于四月乙亥日驾临静安庄，阅视暂厝工程，顺便亲自祭奠我，以及我的小伙伴——哲悯皇贵妃。她是皇长子永璜的生母，逝世于雍正十三年，比我早去十年。【《清实录》：“乾隆十三年。戊辰。四月……庚午……至观德殿大行皇后梓宫前奠酒……壬申。上至观德殿大行皇后梓宫前奠酒……甲戌。至观德殿大行皇后梓宫前奠酒。乙亥。上至静安庄。阅视工程。并临奠慧贤皇贵妃。哲悯皇贵妃。至观德殿大行皇后梓宫前奠酒……壬午上至观德殿。大行皇后梓宫前奠酒……】
孝贤皇后、我和哲悯皇贵妃都是从皇上少年时期开始陪伴他左右的人。由上述细节也可以窥见皇上性格中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恋旧，珍视缘分。而皇上怀念我，同他依律处置我的父亲丝毫也不矛盾。如同我前面所说的，公事归公事，私情归私情。皇上以江山社稷为重，绝不会徇私枉法。否则也不会有“康乾盛世”。
乾隆十七年冬，我和哲悯皇贵妃跟随孝贤皇后入葬胜水峪地宫。就像少年时代那样，我们互相陪伴，静静地等待。人世间的亲人们将陆续到来，和我们团聚。生老病死，谁都逃不过啊！
与此同时，我也密切关注高家的命运，希望家里人平安顺遂。可是，我父亲担负治理河道、防范水患的重任，承受的风险也很大。不久，他又出事了。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九月，徐州张家路，黄河决口，当时新任江南河道总督策楞奏称有关官员（李焞、张宾）侵吞防洪工程经费，导致误工决口。皇上震怒，将李焞、张宾二人斩首示众，我父亲是上一任江南河道总督，被绑赴刑场陪斩。待行刑毕，皇上才传旨释放我父亲，以儆效尤。这是朝廷对河工失职官员最严厉的一次惩处。父亲想必受惊不小。【《清史稿列传第一百二十六》：十八年，洪泽湖溢，邵伯运河二闸冲决，高邮、宝应诸县被水，下部严议……策楞寻奏同知李燉、守备张宾侵帑误工状，上命斩燉、宾，絷高斌、张师载使视行刑，仍传旨释之。】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三月，为治水事业操劳一生的父亲病逝于防洪工地。皇上追赠他“内大臣”衔，赐予高家一千两内库银治丧。三年后，皇上将我的父亲入祀贤良祠，赐谥“文定”。【《清史稿列传第一百二十六》：……二十年三月，卒於工次。予内大臣衔，发内库银一千治丧……二十三年，赐谥文定。御制怀旧诗，列五督臣中。命祀贤良祠。】
然而，我的弟弟高恒、侄儿高朴都不争气，相继因贪贿而被处死。孝贤皇后的弟弟、大学士傅恒奏请皇上看在我的份上，饶高恒一命。由此可见，皇上对我的未了之情，傅恒也是知道的。但他恐怕是低估了皇上整饬吏治的决心。皇上严厉地驳回他的求情，坚决诛杀高恒。到诛杀高朴的时候，皇上专门下旨，强调不能念在高朴是慧贤皇贵妃的侄儿而格外开恩。【《清史稿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方上诛高恒，大学士傅恒从容言乞推慧贤皇贵妃恩贷其死，上曰：“如皇后兄弟犯法，当奈何？”傅恒战栗不敢言。至是，谕曰：“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
我和父亲在天上看见高恒、高朴的下场，真是痛心疾首。但这是他们咎由自取，无话可说。
不过，皇上终归是念旧的。而且他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事论事”，待人处事比较客观理性，并没有因为高恒、高朴犯罪，而否定整个高家。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皇上起用我的另一个侄儿、高恒的第四子高杞为“内务府郎中”。高杞参与平定川湖陕白莲教之役，历任内务府大臣、署陕甘总督。
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皇上已年满八十高龄。他不顾年迈体衰，又一次驾临孝贤皇后陵，祭奠亡妻，并写下《孝贤皇后陵酹酒》诗，告诉孝贤皇后，他们的玄孙诞生了。皇上在这首诗的批注中也提到了我。
【《孝贤皇后陵酹酒》（乾隆五十四年）：拜瞻礼既毕，胜水峪临前，（皇陵卜此胜水峪在诸陵之右）追念吟窈窕，不孤谥孝贤，春秋复三岁，参昴共千年（皇后陵内并有慧贤皇贵妃等为配）。可识元孙获，思之益怅然。】
分别近半个世纪，皇上依然深情地怀念着孝贤皇后，也没有忘记我。我和孝贤皇后也没有忘记他。还有九年，我们就要团圆了。在那之前，请好好活着。
参考资料：《清史稿》、《清实录》、《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皇朝文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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