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现代一样，百年前的晚清，大家同样对考公抱有极大热忱。今天，我们就聊一聊一百多年前的公务员任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清廷成立邮传部，张百熙调任尚书。编制、人员、办公场所、经费等，一切从零开始。其中，新部门的干部选用，诠释了晚清的政治体制和选人用人机制，也折射出即将终结的帝制弊端。邮传部的编制仿照外务部、农工商部等机构设置，尚书为最高首长，副职设两个，叫左侍郎、右侍郎。日后，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这时就任左侍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二十三，新尚书陈璧上折奏请邮传部官制，制定《邮传部职掌员缺章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机构三定方案。拟设：承政厅，负责考绩、会计。厅领导叫左丞、右丞；参议厅，负责法制、文稿、检查。厅领导叫左参议、右参议。两厅各设佥事二名，七品小京官二名。各厅内设二科，每科派科长一名，二、三等科员各一名。部内按业务内容设置五个司，船政、路政、电政、邮政和庶务。庶务司相当于办公厅。各司设正副司长各一，路政、电政、庶务三司内设三科，每科派科长一名，二、三等科员各一名。船政、邮政两司，每司内设两科，每科派科长一员，二、三等科员各一员。另设图书馆、讲习所、考工局、通译局。除上海实业学堂外，拟建设一批交通、商船、邮电学堂和工厂。总计部内官员职数，左丞、右丞各一，左参议、右参议各一，正五品佥事四名，郎中十名，员外郎十二名，主事二十四名，七品小京官十四名，八、九品录事不定额若干。图书馆、讲习所、考工局、通译局配置专门技术人员。另设编外顾问若干，分四等，分别给予丞、参议、郎中、主事同等待遇。三名部领导以下，设置了左右丞、左右参议，类似于今天的办公厅主任。这些官员，需要邮传部提名，报皇帝批准任命。邮传部提交的干部名单就是通过干部遴选确定的。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张百熙上了一道《拣员请补署丞、参折》，向皇帝报告， “臣部祥加遴选”：山海关道、京张铁路总办陈昭常，“才犹卓越”，拟任右丞、二品衔。存记道、京汉铁路总办施肇基，“熟谙西学”，拟任右参议。光绪皇帝批示：“留。”
一年以后的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邮传部上奏了一道《遴选交通银行总、协理片》，遴选邮传部右参议李经楚、部差遣山西候补道周克昌为新成立的交通银行总理、协理（行长、副行长），佐证了晚清的干部遴选制度。一个月后，邮传部又遴选了六人任佥事，试用期三个月。可以看出，晚清的干部遴选，是在现有干部中物色提拔，遴选岗位不低于正五品的佥事。一般工作人员录用采取考试办法。邮传部的录事，就是机关科员，采取了公开招考的方式，不过门槛很高。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七月间，召集落第的举人和贡生进行闭门考试，择优录取了137人。入职以后，根据业绩可以晋升为九品、八品录事，甚至七品小京官。这批人由礼部组织考试排名，由吏部列入干部候补名单，人员到邮传部工作。同时，吏部依然将这批人逐步任职到各省补缺，这样就造成了人在邮传部，任命到外省却不能赴任，并且任职时间不一致问题。于是，邮传部专门向皇帝上奏《本部录事已领外职凭照，请以到部日期作为到省日期片》，请求将这批人留在邮传部、任职日期以到部日期为准。光绪照准。对于专业人才，邮传部采取毕业游学、实习留任的办法来物色。在科举考试中胜出的一批专业进士、举人先后到部实习，经考察，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邮传部奏请留用商科进士、法科进士、以及法科、农科、工科举人等六人，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学而优则仕是古代官员任用的主渠道，邮传部选人用人十分注重学历，校招六人中有三人是进士、三人是举人。遴选试用的六位佥事，四人是进士、一位知州、一位候补知府。其中四十九岁的尹家楣，湖北进士，由二品顶戴直隶存记道调入。文凭、资历都很硬。干部任职也讲回避，上文张百熙《拣员请补署丞、参折》奏折中特意说明施肇基是自己远方族弟的女婿，不在回避的范围之内。
有些明确需要回避的关系如姻亲、血亲，经皇帝特批也可以不回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二十三，法部主事王鸿兟（shēn）调到邮传部，却与左丞郭曾炘（xīn）是姻亲，按规定需要回避。他们查到农工商部的主事祝惺元与同部会计司的祝瀛元是同胞兄弟，经该部奏明免于回避。陈璧抓住这一点，请求批准王鸿兟免于回避。光绪皇帝
皇帝批示：“毋庸回避。”
戊戌政变之后的光绪皇帝，实际上是具木偶，一切由慈禧说了算。用人制度上的随意，说明了慈禧治国的随意，也说明了晚清吏治的腐败。
满清一直存在种族歧视。晚清官场，汉人取得一定的实权后，国家层面仍然公开重用满人。另外，裙带关系复杂，师门、老乡、以及姻亲等等盘根错节。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初二，礼亲王世铎奏请任命六名邮传部官员。这批官员先经邮传部考察、提名，报内阁。礼亲王世铎会同内阁研究通过，报请皇帝批准。
名单第一名，拟任电政司员外郎，庚耆，正蓝旗，四品宗室，头品荫生，年三十三岁，花翎三品衔，原工部候补员外郎调入，以邮传部员外郎候补。组织考察的评语是“该员才识通达，办事祥明”，特别注明“该员系原任理藩院尚书松森之次子，现任理藩部尚书寿耆之弟。”血亲关系，居然也是提拔重用的依据。时任理藩部尚书寿耆
宗室弟子，本身就是候补，这次补实缺。员外郎从六品，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吧。这还有什么问题？皇帝当然批复：“依议，钦此。”
十个月以后，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的五月，三十四岁的庚耆被擢升为船政司郎中，相当于正司长。
另一位满人子弟保衡，年仅二十二岁，是正白旗满洲正三品荫生，由兵部员外郎调入。光绪三十四年四月，邮传部奏请任电政司主事，很年轻的处级干部。这些特权，汉人不能享有。
晚清的干部任免制度，打上了深深的专制烙印。首先，从干部管理权限上看，极权必然乱政。邮传部内几乎所有人员调任，由部领导商定后报吏部考察、都要奏请皇太后皇帝批准后任命。干部管理权限收于皇帝一人（皇太后），没有实行分级管理。以一人之力不可能管好数量庞大的官员队伍，这就给各省、部大员徇私留下了制度空间。
其次，从官员绩效管理上看，特权必然乱政。为了维护满人治汉的格局，清朝制定了很多优待皇室宗亲和满人的政策。干得好不如生得好的特权不仅不能让满人励精图治，也激化了满汉矛盾，还使得官场风气进一步变坏。
其三，从官员责任体系上看，唯上必然乱政。表面看，官员的选用和进出都是在规范的操作下完成，实际上每一级官员的进出升迁都是由上司决定，山头自然形成。邮传部成立到民国成立，六年时间尚书换了十三人。领导层和中层的频繁更换，使得官员必然不琢磨事，而是如何选边站，保住优厚俸禄。
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1906年成立的邮传部，管理国家铁路、轮船、邮政、电信四大战略行业，清廷极端重视，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可惜，邮传部上下官员一顿乱操作，埋下“铁路国有”地雷，最终引爆了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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