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混战多年,期间英才辈出,但最后一统天下的不是魏蜀吴,而是迎难而上的司马家族建立的政权,史称西晋。但这个新兴的王朝,其堕落的速度也堪称极速,国祚只有短短的51年,期间内乱外患杀戮造成的混乱局面,更是给百姓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如果说西晋这个短命的王朝,一直处于多事之秋的局面:先有“八王之乱”,后有“永嘉之乱”、流民起义,无法好好的休养生息,才导致根基不稳。但让人无法忽视的是,西晋是中国历史上道德形象最差、社会风气最坏的王朝之一。
可以说,这种风气不仅加速了司马氏政权的灭亡, 其流毒也给后世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完成大一统的西晋,再加上晋武帝前期的励精图治,实现了“太康之治”的太平景象,这是能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洪武之治“相提并论的著名治世。
作为开国皇帝的司马炎,其在位的前半期,也是有着积极的作为,登基之际就颁发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国策: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简单的说,这些国策的核心就是发展生产、爱护百姓、减少赋税、治贪、廉洁。由于执行到位,数十年来因战乱而大损的国力迅速得到恢复,农业生产上升,国家赋税充裕,人口也快速增加。
在内政上,司马炎总结前代的得失,在中央不断加强尚书省的建设,在尚书省内设置六部,将朝廷的各项主要职能细分为 35 个曹,分别由六部执掌,直接听命于皇帝,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又充实完善中书省、门下省,搭建起“三省六部制”的治理架构。
司马炎还注重法制建设,他组织人员精心编纂了一部《泰始律》,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分为 20篇、620 条,涉及社会生活与法治建设的方方面面,与前代律令相比,刑罚有所减轻,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也保证了政权替换的稳定过渡。
在吏治方面,司马炎曾经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一件用野鸡头毛制成、光彩夺目、堪称稀世珍宝的“雉头裘”烧毁,并且下令谁再贡献这类东西就要加罪,借以显示自己是位崇尚节俭的皇帝;他恢复了被曹魏废止的谏官制度,委任一些清正敢言、富有才能者为谏官,借以显示要开直言之路。
创业难,守业更难,早期司马炎曾力倡节俭、反对奢侈,如果能坚持的话,西晋朝野上下必能有一番新景象。
可惜的是,灭掉孙吴后统一了政权,司马炎开始慢慢的自满起来,以前那些规定也开始松动了。所谓上行下效,荒淫无度的行为便是由司马炎亲自表率带头。
西晋腐败奢侈之风,给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其深重的负担和灾难,傅玄曾在一次上奏中指出“ 窃谓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司马炎对于势家大族和王公大臣的贪污行为,采取了宽容甚至怂恿的态度。 西晋上流社会聚敛侈靡之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曾经在魏晋易代之际,以敢于挺身参奏“凭宠作威,奸利盈积,朝野畏惮”的抚军校尉尹模而著称的何曾,在入晋之后官高位显,侈靡聚敛的程度,却是令当年被他参倒的尹模望尘莫及。
伴随着奢靡之下必然导致拜金主义的风潮,导致西晋时期上流社会的腐败风气,渗透于整个上流社会,然后刮向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因此西晋不仅是最奢靡的王朝,也是拜金主义最盛行的王朝。
例如西晋开国元老之一的何曾,他吃一顿饭要花一万钱,他的儿子何助也“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王公大臣之间的攀比之风此起披伏,官员平时的吃穿用度也是越来越讲究。
西晋上流社会的奢侈腐败风气,之所以在建国之初就迅速蔓延成灾,不可遏制, 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有着必然的历史根源和深刻的政治基础的。
世人常说晋代魏乃是投机取巧:“时无英雄,竟使竖子成名”。司马氏是运用了一种比较“温 和”的“政治演变”手段, 即所谓“ 禅让”的方式,从曹魏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的,这种方式与秦汉以来主要依靠武力建立政权的方式完全不同。
魏晋统治者阶级并不相同,河内司马氏乃是地方豪族,而曹氏则是非世家的出身。所以魏晋交替并非司马氏与曹氏的胜败问题,乃是士族与寒门的对峙,最终寒门“胳膊拧不过大腿”输给了意识高度达成一致的豪门士族。
司马氏在取得政权后,不论是消灭西蜀和东吴的势力,要依靠士族的大力支持;以及一统三国后,为了维护西南和东南两个地区的政治稳定,也需要对这两个地区的豪门士族进行拉拢和利用。
司马氏必须在王室和其它各势族豪强力量之间,维持某种力量的平衡,才能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如果某一士族的力量过分膨涨强大,就会对王室的权力形成威胁,导致新的 “ 禅让” 闹剧重演。如果失去了势族阶级力量的支持,却又等于失去了王权赖以生存的基础。
因此,司马氏在新的王朝建立后,不仅无法对士族的贪污腐败有足够的力量制约,而且还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采取一系列措 施,对各大士族进行大力培植,形成新的平衡。
这就是西晋时期腐败风气迅速蔓延的历史根源,但司马炎从没有认真去思考如何杜绝这个祸根,只是单纯的采取平衡、妥协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王权,但阶级矛盾的激烈对抗越演越烈。
司马一家在司马懿领导下,顺利完成了魏晋禅代的壮举,使西晋成为一个没有经过农民起义洗礼而建立的王朝,这是西晋的幸运,但某种意义上也是它的不幸与不足。
因为统治者居安思危的意识会因此而减弱,司马炎把追求享乐当成小问题,视社会上弥漫的拜金主义为不见,是没有意识到它们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还会助长腐败现象,最后让整个西晋王朝失去了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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