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昼夜不飞去，经年守故林。
母爱犹如一条河流，为你导航为你扬帆，伴你远方漂泊、长流不息。那谆谆细语、若溪潺潺的叮咛，为你指点迷津，护你远行无忧。
但北魏自道武帝开始，曾实行长达百年 “子贵母死”的后宫制度：即皇子一旦被立为储君，生母就必须被处死。这种在中国历史上独有的制度或传统，对北魏的政治产生过重要影响，几乎贯穿了整个北魏政权。
在封建社会中，立储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它关系到皇室的稳定和延续，历朝历代在立储制度上都可谓费尽心机，为储君能顺利继承而挖空心思。
对此深有体会的就是道武帝拓跋珪，他早年在其生母贺氏的卵翼下生存，多次因贺氏的保护周旋转危为安，又是在贺氏背后的贺兰部首领的拥立下登上王位，可以说在拓跋部落联盟时代，后族是拓跋部作为领袖地位强力的支撑。但这种巨大到可以干预朝政事务的影响力，对于上位之后的道武帝来说，却成了他最大的威胁。
在道武帝在建功立业过程中，松散的部落联盟形式以及浓厚的母系氏族的遗风，渐渐成为拓跋部发展的绊脚石。要摆脱母族及后族对皇权的巨大影响，就要树立一种可以超越一切的专制君权，建立以君权、男权、父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因此拓跋部历史上以祁氏、王氏、慕容氏为代表的母权制的社会秩序就必须摒弃。
道武帝为避免儿子即位后，拓跋嗣会受到他母亲刘氏的左右及外家独孤部的威胁，并使“父死子继”的制度得到执行，因此仿效汉武帝的做法，对拓跋嗣的生母刘氏赐死的决定，并将它变成后宫常制，形成“子贵母死” 制度。
道武帝的长子拓跋嗣并不理解父亲的做法，只能采取出走的方式来逃避现实；无奈的道武帝只好将立储的目标转向了次子拓跋绍，不过这次还没来得及赐死拓跋绍的生母贺夫人，就被拓跋绍刺杀而暴毙。
道武帝既然已经驾崩，还没走上正轨的“子贵母死”的制度本该无疾而终，可是却被平定政变的拓跋嗣保留了下来。拓跋嗣即位后史称明元帝，他自然十分怨恨这残忍的制度，但出于对强化皇权的考虑，却又对“子贵母死”保持默认的态度，包括后来继任的皇帝皆是如此的做法。
从短期来看，“子贵母死” 的确立适应了拓跋部族的社会发展形态，虽不可能迅速清除母系遗风的影响力，但仍使在位皇帝得到至高无上权柄，皇权的威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和提升。
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手段，虽然将外戚的势力暂时打压下去，但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储君由于年幼丧母，生活起居皆需要保姆或者乳母的悉心照料。时间久了，储君自然会对自己的保姆或乳母产生了母子般依赖和亲近的感情。
当储君即位执掌权柄，即使保姆或乳母出身低微，仍会被感恩奉为母后，甚至能得到太后般的待遇；同时因为她们和皇帝关系亲密，所以对皇帝选择后宫、确立皇储以及其他一些朝廷大事都会起到干预的作用。
道武帝设立“子贵母死”这项残忍的制度，并要求后代长期实行，本意就是为了防止母权干政，但这项制度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滋生出了保姆、乳母干政的现象。不仅如此，这项制度还变相成为了后宫争权夺利的手段，并没有使妇人远离政治的舞台。
除了乳母干政，后宫外戚的势力也开始死灰复燃，例如献文帝拓跋弘的嫡母冯太后，是北魏王朝杰出的女政治家，便曾利用“子贵母死”的漏洞两度临朝称制。虽然冯太后一度稳定了北魏动荡的局面，并主持了北魏王朝的重大变革，对推动北魏的历史进程有着巨大的功绩。
但不可否认的是，丧夫后变得权力欲极重的冯太后，不但两度临朝称制，更是将亲自抚养成人的献文帝毒死。冯太后之所以一直坚持“子贵母死”，是看透了这项制度不但能让自己专权，更可以借此屠戮储君的母族，剪除政敌的强力武器。
冯太后不但自己掌控了两代储君，还引女性族人进宫做其心腹，其中两人后来相继被立为孝文皇后。有了冯太后的榜样，这些冯氏女族人当权后也纷纷仿效，夺取刚出生的皇子来抚养，然后赐死其生母以便达成自己的目的。
因此，“子贵母死” 之制不但演化为后宫倾轧的残酷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后妃们对生育皇子的强烈渴望，甚至期盼 自己所生的不是皇子，这种制度的长期实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性心理的扭曲。
孝文帝在冯太后去世后，重新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后宫制度，极度压缩了“子贵母死”的生存空间，并在宣武帝时期对这项制度发出最激烈的抗争，让这残忍的制度走到了终结的尽头。
母爱是执着的坚守，永恒的无私，不管人生如何百味，命运如何苦涩，她总是一心一意、从不打折地对待她的子女。俗话说得好：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历任北魏帝王的皇位，几乎都是被迫牺牲自己母亲的生命换来的，在人性与母爱理念的发展中，必然不断对此提出质疑与抵制，这种毫无人性的权宜之举必然会被废止，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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