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宋晓梧
近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在中国改革年会上发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现在中国的农民工达到2.7亿，其中有1.6亿是跨地区流动，加上在农村，他们还留下了和农民工有密切关系的5000-6000万老人和儿童，还有说接近3000万留守妇女。这个庞大人群，至今仍然处在不稳定大规模的流动状态，这对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十一五、十二五时期很多专家提出来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解决。本来农民工市民化应该在十二五时期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相当迟缓。农民工总体数量仍然增加，已经到了45岁，50多岁有四五千万老年农民工怎么办？这已经是重大社会问题了。
涉及到当前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主要问题都脱不开农民工市民化，中国一共13亿人口，而这一群体将近3亿人口，加上他们的家属，在中国占有多大的分量。新型城镇化不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就没有新型城镇化。我们前一阶段的城镇化是创造了2.7亿农民工的城镇化，下一步城镇化，如果以人为本，首先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城镇化，其他的问题再说。如果说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还在增加，这个城镇化就失败了。城镇化的含义就是农民工市民化。
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去产能化，产能严重过剩。我刚刚参加了国家重点课题的讨论，去产能对就业问题的影响。会议上谈到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造船行业，如果他们去产能化，会影响多少就业。我说是什么部门？他说当然是我们正式岗位的，但是没有想到工厂里面的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农民工的问题怎么解决？去产能化对农民工的去向需要做一个重点的研究，原来题目里没有。我说你还以为像1958年大跃进，两千万农民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现在是2亿农民工。
第三个，收入差距，中国的收入差距如此之大，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重大潜在不利因素，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这几年城乡收入差距略有缩小，并不是农民的收入真正增加了，而是农民工出来打工的收入增加了。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占到整个农村收入的40%，这部分收入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企业发给本企业职工的工资，没有一个国家会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企业发出来的钱算到农民收入的头上，只有在中国城乡分割的特殊背景算成农民的收入，又变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这得益于近几年最低工资的提高。这也是重大的问题，如何正确看待，需要加以统计分析。
我想找一些统计资料比较一下，其他国家在农业化向工业化转移的过程中，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会有怎么样的情况变化。
另外就是现在社会保障体制的健全，覆盖最差的那块就是农民工。在农民工那块养老二三十，工伤高一点，其他的都很低，有的同志建议为农民工建立单独的社会保险制度，这条我是坚决反对的。
现有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民工进城的一个障碍
凡是要把农民工固定化一个社会阶层的政策都是方向性的问题，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问题，不是单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而是让他们尽快市民化，融入城市，进入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工资的待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也是重大的问题，农民工和他们子女的待遇和应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还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需要认真解决的。
最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精神提出发挥市场在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一个是农民工劳动力的市场，再一个是土地市场。如果没有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没有土地资源的市场化，农民工问题解决不了。以前我们认为是城市里面愿意用你的劳动力，但是不给你相应的待遇，我借用长期形成的行政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你农民工的各种权益，压低农民工的劳动力成本。
但是我们按照另外一个方面，不光是城市的户籍制度阻碍农民工，农村的土地制度，包括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用地，不让农民进城也在阻碍。无论是土地制度的改革，还是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都要明确一个方向，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在这个基础上讨论我们各项改革的方向。
另外，大家也关注的就是粮食安全。中国的粮食11年连增，应该对于这个很大的成绩给予肯定，但是对粮食安全问题不能松懈。有的学者说现在的粮食安全问题比1960年还严重，可以说复杂，但是不能说严重。首先体现在粮食竞争压力和价格水平与国外强国存在很大的差距，使大量进口粮食进入市场，国产粮进入库存。
第二是种粮队伍年龄越来越大。2010年对10个省市进行统计，真正种地人平均年龄57岁，且很难补充新的劳动力，有多少年轻人愿意回城种地？现在过了5年，农村劳动力，10个省市，种地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可以说是退休的人在种粮，农业种地人的文化水平低。第三是我国粮食11连增付出成本过高的代价，包括化肥、农药、水的过量使用，还有大量企业违法违规排污，造成农地大面积退化和严重污染。第四农业经营方式亟待改进，坚持农户家庭农场为基础，还是适度引进城市资本，实施公司加农户的体制，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讨论的承包地、宅基地、农村集体经营用地的流转等深层次问题。
从全国案例来看，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实际很难落实，北京市财政收入大概6%来自土地的开发利用，在6%土地开发利用里面，城市政府里面得到60-70%的收益，农村集体组织村委会得到20-30%的收益，实际种地的农民10%都不到。像这样的案例，全国大量存在。此外农村与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差距、教育差距、福利差距等还很大。
那么解决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众多领域，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发展绿色农业的科学技术方面的一些研究，比如说黑土地的保护、粮种、农耕等这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典型的就是农业经营组织体制改革，农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以及粮食安全立法方面的研究。从哪里入手更好？
关于粮食安全，中国有800个产粮大县，抓住这个是很好的抓手。从生产绿色农业入手，改变前阶段过高投资，过度追求总量增长的作业方式，这个和我们总的经济增长方式有点类似，过于追求总量的增长，不管投入产出效率怎么样，不管是不是造成污染了，农业方面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同时和我们整个经济发展方式一样，农业的增长方式也必须要转变了，也到了这个阶段了。
从完善农业生产组织推进农业先进技术着手，改变现有的小农经济组织方式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从调整产业结构，延长农业产业链着手，提高农产品深加工的价值，缓解当前众多产粮大县财政的困难。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消除土地交易中同地不同权的弊端。
从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让他们和城市居民享受一样的社保待遇。国家还要加大对产粮大县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总书记在视察的时候也重复过这句话，现在我们向全世界承诺，2020基本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原来以为还很远，我们在十几年前确定小康目标的时候，现在一想就四五年的时间了，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不在于锦上添花，而是在于能否雪中送炭，农民工的问题就是雪中送炭，要迫切解决农民工的问题。（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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