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哲学之十：马基雅维利3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道德观，又与他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有关系。我们前面屡屡提到，佛罗伦萨既是彼时最先进的人文城邦，它的地位在马基雅维利时代又遇到严峻挑战。它先进却不强大，它文明但不足以抗恶，这种奇特的形态对马氏政治哲学的形成自然也有特别的启迪作用。
此外，许多研究者特别是东方的研究者认为，马氏的政治道德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其历史需求。这自然也有道理。资本主义尤其它的初始阶段，它最强调的是竞争，最崇尚的是功利，认为最不能被侵犯的是私有权。而且，事实上也存在着数不清的金钱万能的实例和阴谋诡计。马氏的政治哲学，缘发于斯，固未必圣洁，亦不必圣洁也。
但无论如何，公然主张非道德性的政治哲学都是极其有害的。而且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历史也以血的代价证明：无论什么社会，践踏道德的结果必定是残害人类自己。政治家固然必须取得多数人的支持，但政治家并非全然没有原则的动物。以小人之心搞政治，只怕成" 家" 无望，成为小人则特别容易。
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性政治哲学，固然事出有因，但是实不足法。
马基雅维利引起后人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在《君王论》中主张甚至美化专制体制。
人们不仅要问，作为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难道他可以同时是一位专制主义制度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吗？
这里有两点应该说明的：
其一，社会文明是一个历史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专制，也需要民主，虽然资本主义文明无论如何必定走向民主。但在它的各个发展阶段和与这相应的各个不同区域，则会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和阶段性要求。马基雅维利所处的时代，几乎整个欧洲，争取民族统一和强大的国家政权已成为或正在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性潮流。至少从欧洲主要国家和民族来看，唯有统一才能强大，唯有强大才能发展。西班牙如此，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后来的德国与俄国也是如此。但是欧洲的政治情况复杂，国家很多，发展也不平衡。马基雅维利时期，英国、法国已经开始走向强大，意大利的城市文明虽不逊于任何国家，却缺乏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全国性政权。而以后的发展也证明，唯其如此，先进的佛罗伦萨等人文城邦才很快走向动乱和衰落，而把昔日属于自己的历史光荣拱手让与他人。在这样的条件下，马氏主张君主专制体制，确有比较充分的现实根据和历史根据。
当然，专制体制说到底必定不合近代市场经济的需求。专制必定走向腐败，腐败必定走向灭亡；不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灭亡，而是专制体制的灭亡。此后英、法、德、俄的历史演变都证明这是一条不可逆转的刚性定律，但在马氏时代，这还是两句后话。因此，马氏固然讲了一些不合后世时宜之辞，我们也没必要苛责于他。
况且，还有其二，马基雅维利也如同一切杰出的思想家一样，他们的思想体系非常丰富也非常复杂。它们属于多层面主体型结构，而不是单层面浅式结构。通观马基雅维利的全部著作，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他不是一位专制主义者，而是一位既要专制也要民主，既同意君主制也欣赏共和制的政治哲学家。只是因为他的《君王论》一书专讲君王专制体制，而使一些不能全面了解他著作的人误解了他。
其实他在《君王论》一开篇就讲得很明白，他说：" 目前统治着人类与从来统治过一切国家与领土，不是共和国便是王国。" 而在第二章又说：在这本书里" 我不想谈共和国" ，因为" 我在别的地方已经充分讨论过它们了"。那么，他在什么地方讨论过共和国呢？就在他的另一部名作《论说集》中。
在这部书中，他对共和制抱有同样巨大的热忱，而且同样妙论迭出。他认为公民总比国王更加聪明，因此，共和制乃是文明人的必然追求；他认为共和制更合乎平等自由的要求，更能保证公民财富的安全和增长，也更能保证公共福利的增进和实行；他认为共和制能更好地适应各种复杂的情况，也更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强盛；他还认为共和制其实就是选举制，所以更能防止统治者的营私舞弊，而且即使少数贵族有强烈的权势欲也不易给国家带来危害。
不用说，共和制在马基雅维利头脑中确实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政治制度，但他同时也没有忘记强调，在意大利当时的情况下，只能建立君主专制制，而没有可能直接进入共和制。他说：" 人民的道德如此彻底败坏，以致法律无力约束他们，这就有必要由一个皇族去建立具有完全的与绝对的某种最高权力；这种最高权力就像给野马带上' 嚼口' ，才可羁勒住它那过分的野心和严重的破坏。" 除去上述内容之外，马基雅维利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有独特而且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例如他关于废除雇佣兵建立国民军的思想，既有现实价值，又有历史意义。因为他本人是亲身参加过战斗并对军事艺术一往情深的，所以在论及军事时，便有很强的政治方略性，又能切中腠理，不尚空谈。
但是，马基雅维利作为一名人文主义思想家，他既是一位具有历史代表性的人物，又是一位过渡性人物。毕竟文艺复兴时代还处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初始阶段，而初始阶段理论的特色在于，虽然机智但很难深入，虽然锐意进取但难于面面俱到；虽然富于启迪作用又很难具备完整成熟的体例。而这一切，自有后来人去完成它。马基雅维利完成了历史交给他的任务，而且总的来讲，完成得还很不错。
政治家们惯于使伎俩，看风响，重权术，轻然诺，大约自古而然。即使现代西方国家的大选，人们常常讥讽当选者没有兑现当初的竞选诺言。这其实也是一种弄权术，看风向。但完全不看风向，怕也不行。因为政治家的成功资本之一就是获得选民的同情和支持。所以不知不觉间，就有些讨好选民，跟着感觉走的意思。东方人说得更漂亮，叫作既不脱离人民，又不落后于人民。政治家与思想家本来有很大区别。思想家的一个主张，虽然100 年都没人理睬也不妨事，孔夫子的主张，讲了一辈子，没人听他，几百年后却成了中国的第一大显学。政治家则不行，你的主张，必须迅速得到选民的理解，如不理解，只能落选。在没有选举权的时代，人民急了，就会造反，统治者为着保护自己的特权，岂但看风向弄权术而已，甚至不惜借刀杀人，搬神弄鬼。但把这样的意思大言不惭说了出来，一点修饰都不要，难免叫正人君子愤怒，叫心地黑暗的伪君子们不大好意思。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基雅维利先生这许多不要道德、不讲信用，甚至公然教君王可以做坏事的话，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这样一个马基雅维利，难道也可以称为人文主义者吗？
我的看法是，确定一个人是不是人文主义者的标准，主要不在其道德意向，而在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他思想的主导方向是什么，以及他的言行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效果。
马氏的政治道德观念本不足论，但他的基本思路却和人文主义思潮相一致。特别是他的非宗教性的世俗政治观念，在当时的条件下，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马基雅维利认定君王可以作恶，与他的人性观也有直接联系。在他看来，人性既非全恶，也非全善，" 人并不是完全坏的，也非完全无缺。" 因此，对于人的恶劣的一面，非有严厉的针锋相对的方法才行。——顺便说，大凡在时代变革时期，此类人性理论往往顺势行时。用我们中国人的惯常说法，就是以恶治恶，恶人自有恶人磨。这在马氏看来正是顺情顺理之事，至于道德与否，则无关宏旨。君行小恶，莫怪吾行大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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