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小雅.斯干》篇赞美周初的宗庙建筑给人以"如鸟斯革，如翬斯飞"的美丽印象。的确，西周的建筑艺术在继承商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瓦开始被使用，并且在房屋造型上出现了屋檐上反、四角起翘的形式，前面的赞美之词也正反映了这点。另外，西周的建筑还朝着更合于"礼"的目标发展着自己。
在今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发掘出一座西周早期的建筑遗址。这是一组大规模的建筑群，座落在一整片东西宽32.6米，南北长46米的夯土台基上。建筑群由3个庭院及其四周的房基组成，布局上具有王宫建筑的特点。除此之外，还发现有少量的绳纹瓦，尽管这瓦只用于屋顶的脊、檐、天沟处等局部，但毕竟是建筑材料及建筑技术的革新。
另外，从西周开始，在建筑上规定了一套礼制，如《尚书.顾命》与《周礼》所定的宫室宗庙制度有"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前朝后寝"以及庭、堂、阶、室、东序、西序、左塾、右塾、毕门、应门等等。这种型制不但制约于当时，也被后世所承袭。
西周初的青铜器，造型和装饰与商代差别不大，基本上承袭了殷商那种器制厚重、造型与花纹稳健富丽且带有神秘的特征。当然，变化还是有的，那就是器物上的铭文逐渐增多，凤纹极为盛行，整体风格逐趋典雅。这一时期的代表器物首推大盂鼎，它是西周具有重要价值的重器。"清朝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眉县礼村（也有传出土于岐山的）。器高约100厘米，重153.5公斤。圆形鼓腹，口沿二直耳，三蹄足。器身和足上部均饰有兽面纹。兽面纹镌刻深峻，鼻眼凸出，神态威严。"鼎腹的造型及鼎足的样式开始呈现西周鼎的流行式样，器口花纹属殷代题材，但已处理成西周方式。腹内壁铸铭文291字，书体保留有商代后期风格，笔划首尾作尖细状，但其中间部分呈粗笔的所谓波磔体特点。书体雄劲优美，极富神采。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起于商，商早、中期的铭文类似于图腾、图象文字（近似甲骨文体势），到了商晚期，铭文为二字名号，后增至三五字的短辞，商末有达40多字者。
制造多字铭文的风气，始于西周，文字最多的是毛公鼎，铭文竟达近五百字。
大盂鼎上的铭文记述了康王23年对贵族盂的一次策命。西周铜器铭文不仅提供了研究西周历史的极有价值的文字资料，同时也在文字、书法、文学等方面显示出重要的艺术价值。除了大盂鼎之外，周早期的代表器物还有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的武王伐商时代的利簋。这是西周最早的一件铜器，此器是周灭商后第七天铸造的，因而又称为"武王征商簋"。再有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成王时的何尊，腹部饰有饕餮纹，四面扉棱起伏凸出，给人以庄重肃穆之感。
西周后期，青铜器造型与花纹均趋向简单。商朝人嗜酒，周朝人禁酒，故盛酒器爵、角、斝、觯几乎绝迹，而新出现的盛食器簠、盨，注水器匜，其造型大方而实用。但是，用于灌祭（即祭祀时将酒洒于地下）的酒器仍有许多出土，主要为鸟兽尊。从器形上看，兽足鼎颇为流行。花纹方面，重环纹、瓦纹、鳞纹等成为文饰图案的主流，而饕餮纹、夔龙纹那种冷狞神秘的纹饰渐少，开始显示出少神秘较自由的迹象。比起商代，西周所制作的青铜器不把装饰看得那么重而更侧重纪事，故铭文更长了。后期的重要文物有曶鼎、卫鼎、虢季子白盘、大克鼎等。大克鼎，高93厘米，重120公斤，于清光诸年间（1890年）在陕西扶风出土。该鼎腹部饰以西周后期典型的环带纹；双立耳，微向外倾；鼎足饰半浮雕的面纹，足上部有扉棱，下部略向外侈，呈马蹄形。腹内壁铸有铭文291字，共28行，行款整齐、笔法雄浑，为金文佳作之一。总的说来，这时的金文书法艺术，行款整齐均匀、字体严谨精致，竖笔常呈上下等粗的"玉柱体"，且精致娴熟，达到书艺绝伦的成熟境界。
玉器到了西周完全礼制化了被赋予了更多道德化的含义，这使得它身价倍增，以至于被奉若神明，发挥着其它工艺美术品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如强调"大玉不琢"意思说尊贵的礼玉要保持形象的纯洁与朴素。更进一步，玉还被视为有仁、义、礼、智、信等多种美德，如玉的"润泽以温"是仁，纹理自内显露于外是义，敲击时音响舒扬远传是智，等等。除了用于礼器外，玉被用于佩饰玩赏者也不少，如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出土的玉器有"玉牛头1，鹿头1，龙1，鸟2，兔2，蚕2，鱼5，蝉1，共象生玉15。其他尚有璧、玞、璇玑、韘、半环、曲玉等环曲形玉16，戈、匕、璂、版、柱、小腰梯形等直方形玉11，共42。"而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的玉石竟达1300件之多。可见，玉器被使用的规模之大。但是在工艺技术和艺术上，基本承袭商代，没有显著的创新，只略见活泼自由而已。
在许多大墓中，也常发现有精美的骨、角、牙等材料制作的工艺品，想必皆为奴隶主贵族们的把玩之物。
西周时代的陶器工艺比商殷时代没有什么发展，反而呈衰落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陶瓦的出现使制陶工艺又开辟了新的天地。
西周的雕塑艺术在商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形象似乎更写实一些，或说增添了生动活泼之气氛，这在象生的各种鸟兽尊上有明显的体现。如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的一对鸟形尊，鸟垂喙、长尾，下有三足，全身饰有鳞状羽纹。传为陕西宝鸡出土，现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一对虎尊。虎体修长，首前伸，口出两牙，长尾上卷。江苏丹徒出土的一件鸳鸯尊，作站立状，曲颈，体态丰满，头顶有冠，造型稳重典雅。此外，辽宁凌源出土的鸭尊，宝鸡茹家庄出土的象尊及两个铜三足鸟、一个铜鸭头、一件8厘米高的铜人，辽宁喀左出土的"蟠龙兽面纹罍"上的昂首蟠龙等，都是具有一定水平的雕塑作品。
据《史记.周本记》上讲，周在灭商建国后不久就制定了礼乐。周代最重要的音乐大多是运用于礼乐中的音乐。
礼乐制度，实质上是奴隶制的氏族宗法制度和等级名分制度的综合体。
所谓宗法制度，就是用"大宗"和"小宗"的层层区别构成一座血缘宗族关系的金字塔。君主是塔顶，为天下的大宗，其嫡系为小宗。
在音乐方面，周把前代的乐曲、乐舞、乐器加以整理、改进，从而形成了一套更符合"礼"的有助于巩固其政权的音乐文化。他们认为这样的音乐可以让人们保持"平和"，不进行反抗，即"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周代的礼制相当繁锁，其中与音乐关系较为密切的礼仪形式有祭祀、大飨、燕礼、大射等。据《周礼.春官》记载，"大司乐。……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以上说到的黄帝时代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大韶》，禹时的《大夏》，商的《大濩》及周武王时的《大武》，便是周朝祭天地、祀考妣的、被称为"六代舞乐"的雅乐。"雅乐"实际上便是与礼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祭祀音乐和仪典音乐。这就决定了雅乐的风格是"中正和平"、"典雅纯正"。又因为自周开始，历代都把先王之乐奉为"雅乐"，所以"雅"与"古"便成了同义语。在后来的中国儒家思想中，凡雅必古，凡古必雅，不古者则必不雅的偏见，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由于雅乐本身的风格，所以在表演时要求：六代之乐舞者要手持礼器以示威仪；六代金乐必然是声调平静、缓慢而和畅。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庄严、肃穆、安静、和谐的气氛，身历其境者崇高之感油然而生。难怪孔子听过《大韶》之后，深受感动，以致"三月不知肉味"，认为"韶乐"尽善尽美。
《大武》是周代表性的乐舞，同样是对开国君主战绩的歌颂。《乐记.宾牟贾篇》曾以孔子之口由舞姿的特点作象征性比喻，对其表演形式作了较详细的描述："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山；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之。"这部舞乐基本上把武王伐讨的战争全过程演述了一遍，想见其必有声势浩大，壮怀激烈之气氛。可孔子认为这种炫耀武功的乐舞，不象《大韶》那样能充分表现"和平之德"，所以他评价《大武》是尽美而未尽善。足以见孔子更注重音乐的道德作用和标准。
周代礼乐中最典型的就是音乐等级制度。在乐队乐器的使用规格上、在乐舞队列规模的安排上，甚至有关音乐技术理论上都有严格的规定。例如：在乐队的排列和所用乐器的多少上，规定天子的乐队可以排列东西南北四面；诸侯可以排三面；卿和大夫排两面，士只能排一面。在乐舞队列规模的安排上则规定，天子的舞队可以用"八佾"即排八行，每排八人，共六十四人；诸侯用"六佾"，计三十六人；大夫用"四佾"计十六人。甚至规定等级地位不同，所奏的曲调也因其象征意义或乐曲内容而有所不同。在《国语.周语下》中有"夫宫，音之主也。"而在《礼记.乐记》中则有"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的记述。
礼乐的发展在周获得了最完备和规范的形式，以致其它的规格、制度、表演形式以及渗透于其中的王权意识、等级观念在其后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至于周代的乐器，可以说"八音"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乐器全都有了。"金"指青铜，如钟、饶；"石"指玉石，如磬；"土"指陶土，如埙；"革"指皮革，如鼓；"丝"指弦线，如琴；"匏"指葫芦，如笙、竽；"木"、"竹"即木、竹制乐器，如柷、敔，如笛、箫。这说明当时乐器的种类已经相当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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