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高宗（朝鲜语：조선 고종／朝鮮高宗 Joseon Gojong；1852年9月8日－1919年1月21日[2]）是朝鲜王朝的第26代君主，1897年朝鲜正式宣布脱离清国，建国号为大韩帝国。高宗是大韩帝国开国君主。姓李，讳㷩（朝鲜语：이희／李㷩 Yi Hui），本名载晃，乳名命福，是兴宣大院君嫡二子，母为骊兴府大夫人闵氏。
1863年，因朝鲜哲宗无子而逝，孝明世子（后尊为朝鲜翼宗，大韩帝国时又尊为朝鲜文祖）的赵大妃择由李㷩入继为孝明世子之嗣子，继登大宝，封翼成君，12月13日即位。高宗在位期间先后由生父兴宣大院君、妻子闵氏等执掌大权，自己并无实权。此时朝鲜正在受到列强的威胁，岌岌可危。国内则因政见不同，分为事大党和开化党两派，互相争权。
甲午战争日本胜利之后，高宗在日本人的控制下，于1897年宣布朝鲜脱离清朝的朝贡体系，建立大韩帝国，改元光武，因此又别称“光武帝”（朝鲜语：광무제／光武帝 Gwangmuje）。高宗试图进行改革，且多次试图摆脱日本人的控制，但都失败了。最终在1907年因为海牙密使事件而被日本人逼迫禅让帝位予其子李坧。高宗改称太上皇，事实上是被日本人软禁于庆运宫（改名德寿宫）内。
1910年，日韩合并，高宗被封为“德寿宫李太王”。1919年，高宗在德寿宫突然逝世。他的死是朝鲜三一运动的导火线。
几乎贯穿朝鲜近代史的君主——高宗李熙是兴宣君李昰应的儿子。咸丰二年（1852）壬子七月二十五日，李熙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的贞善坊私第（兴宣君府，李熙即位后改称云岘宫），他即位前尚未冠礼，只有乳名命福。他的母亲是骊兴府大夫人闵氏，还有一位庶兄李载先和嫡兄李载冕。
李命福本来只是王室的旁支，几乎没有继承王位的可能。从血缘上来说，他是朝鲜仁祖的9世孙；从宗法上来说，他是朝鲜肃宗的6世孙（他的祖父南延君李球被过继给英祖的孙子、肃宗的嗣曾孙恩信君李禛），和王室嫡系的关系已经很疏远了。由于前任国王——朝鲜哲宗李昪无嗣而薨，李熙便在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登上朝鲜王位。
朝鲜王朝自正祖李算死后，王权旁落，朝政由外戚安东金氏把持。李命福的生父李昰应生活在安东金氏的阴影下，过着怀才不遇的生活。李昰应原本就知道朝鲜哲宗体弱多病，儿子又全部夭折，欲乘隙夺取王位，于是他极力装疯卖傻，一方面在安东金氏的高压下苟全性命，另一方面蒙骗了赵大妃等一干权贵，使他们认为李昰应是无能之人而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哲宗去世前夕，李昰应的活动更加频繁了。李昰应知道，赵大妃欲独揽大权而与哲宗时掌握朝政的安东金氏众臣如金左根、金兴根等不和，于是就积极勾结赵大妃身边的宫女，对赵大妃多番献计，表示若任由金氏众臣拥立其它王族子孙为王，以承哲宗大统，不但让金氏众臣坐拥大权，而且翼宗（孝明世子）的世系也会因而断绝。但若以他的儿子为王，便可杜绝金氏掌权的野心。李昰应长期以来的夤缘终于收效，赵大妃为其所动。十二月初八日上午哲宗薨逝时，赵大妃收走国玺，并宣布立兴宣君第二子命福为新王，继承翼宗大统，派领议政金左根、都承旨闵致庠去兴宣君家接他入宫。据说当时李命福正在放纸鸢，听到宣旨时大为惊疑，李昰应与其妻跪着抚摸李命福之手说：“从此不得执此手！”在乘辇入宫之时，李命福看见卫士驱逐百姓，便命令卫士不得驱逐百姓，允许百姓围观，一时欢声如雷。
李命福入宫后，并未立刻继位。他先被改名为载晃，封翼成君，十二月十二日行冠礼，改名为熙（正写为“㷩”）。十二月十三日（1864年1月21日），李熙穿戴上衮服和冕旒，正式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是为高宗。同治三年（1864）九月九日，宗主国清朝所派使臣户部左侍郎皂保、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文谦（傅恒的玄孙）册封李熙为朝鲜国王。就这样，本来与王位无缘的高宗李熙在生父李昰应的操纵和赵大妃的支持之下，登上了朝鲜王朝第26位国王的宝座。
高宗李熙即位时，只有12岁。由养母赵大妃垂帘听政；又封其生父李昰应为兴宣大院君，赞襄政务。兴宣大院君的执政被韩国史学界认为是韩国近现代史的开端。兴宣大院君一掌权，就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他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并启动了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目的的改革进程。同治五年（1866），神贞王后赵氏撤帘，大院君遂独揽大权。大院君一面大力排斥安东金氏势力，同时大张旗鼓地重修景福宫，以作为君主专制威权的象征。此外他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试图修补朝鲜封建王朝的大厦；又厉行闭关锁国路线和宗教迫害政策，掀起“丙寅邪狱”，屠杀大量天主教徒。此时朝鲜已经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危机，到高宗时更加凸显。同治五年（1866）七月发生了美国商船侵入大同江的舍门将军号事件，同年九月发生了法国侵略朝鲜的“丙寅洋扰”事件。同治十年（1871）三月又有美国军舰入侵朝鲜，史称“辛未洋扰”。然而法美舰队都在朝鲜军民的坚决抵抗下以失败告终，这更加坚定了大院君实行锁国政策的决心，他下令在全国各地竖立“斥和碑”。高宗即位之初的朝鲜王朝，在大院君的铁腕政治和改弦更张下，似乎重现了生机。
高宗本人在父亲大院君掌权的状况下，形同傀儡，终日沉湎享乐，不爱读书。但大院君为了培养高宗，仍命他学习儒家经典。高宗自即位后便接受严格教育，必须一天学习三次，开设经筵的时间是早上7时至9时，中午11时至1时，下午2时至4时。有一次，高宗读到《孟子》的时候，看到“汤七十里，文王百里”的章句时，慨然顾曰：“七十里、百里，犹可以为政于天下，况我国三千里乎！何以则能秣马燕云，洗祖宗之耻也（指丙子胡乱）？”可见高宗并非是一个胸无大志之人。但他毕竟是一个少年，也由于大院君政务繁忙而没有受到严格的管束，所以宠幸了一个比他大4岁的宫女——李顺娥，每日和她厮混，但此女终究没成为王妃，因为朝鲜王室规定李氏不得称为正妃。
同治五年（1866）三月，在大院君的一手操纵下，15岁的高宗举行了空前盛大的婚礼。而他的新娘不是别人，正是高宗母亲家的亲戚闵氏。原来大院君为了防止外戚专权的历史重演，专门找了自己妻子家的亲戚、幼年丧父的贫穷女孩闵氏作为内定王妃。细细算来，闵氏不仅比高宗大1岁，还是高宗的姨母辈亲戚。但这在实行铁腕政治的大院君眼里算不上什么，因为他自以为这样就一劳永逸地消除了外戚专权的隐患，同时使自己身兼宗亲和国戚的身份，实在是巩固自己权势的高明之举。闵氏就是历史上所称的闵妃，谥“明成皇后”。
作为一桩生父包办的政治婚姻，高宗完全没有对闵妃在意，竟冷落了她三年时光。高宗依然沉湎女色，他甚至在同治七年（1868）和李顺娥生了一个儿子，即完和君李墡。但很快高宗又离开李顺娥，转而垂青闵妃，而闵妃的从政之路，也是从这开始的。
大院君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准。他的一颗棋子——闵妃，和她公公大院君一样，是一个充满权力欲和野心同时熟稔政治权术的女人。闵妃被冷落的三年时光里遍览宫中书籍，尤其是《左传》等中国古代历史著作，她被高宗宠幸以后，便逐步涉入政坛。闵妃和大院君的矛盾，是由于子嗣问题而引发的。大院君为防止王妃权力膨胀的局面出现，有意立高宗的庶长子李墡为王世子。这使闵妃和大院君产生了根本的对立。闵妃先使高宗与自己牢牢站在同一阵线，又凝聚自己的娘家——骊兴闵氏的势力，逐渐形成外戚集团，同时纠合被大院君赶下台的安东金氏、丰壤赵氏等家族的力量，准备与大院君抗衡，推翻其政权。而大院君却对闵妃的实力估计不足。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五日，闵妃利用崔益铉批判大院君之上疏，鼓动高宗宣布“亲政”，发动宫廷政变将大院君逼退并赶出京城。高宗一直站在闵妃一边，而他自己生性懦弱，对闵妃言听计从，所以实权由闵妃掌握。从此朝鲜王朝进入了名义上由国王高宗亲政，实际上为闵妃外戚集团统治的时代。
闵妃在夺权后不久就生下王子李坧（后来的纯宗）并很快立为世子，权势日益巩固。闵妃集团掌权后便着手将大院君时代的各种政策次第废除，尤其是其对外政策。同治七年（1868），朝鲜的邻国日本发生剧变，开始实行“明治维新”而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国家的道路。此时的朝鲜，尚在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的锁国统治之下，借口书契问题（日本在对朝鲜通告“王政复古”的文书上有“皇”、“敕”等中国皇帝才能使用的字眼）断绝了与日本的联系。而自从闵妃集团执政后，便主张逐渐缓和朝日关系，甚至处死了大院君时代负责对日往来的东莱倭学训导、大院君党羽安东晙，以展示其对日修好之意。但日本已先行一步，准备以当年美国佩里舰队的“黑船事件”为蓝本准备，动用武力迅速打开朝鲜的国门。
光绪元年（1875）八月，日本派出军舰“云扬”号等3艘军舰前往朝鲜西海岸示威并测量海图，与江华岛炮台发生交火，史称“云扬号事件”。此事引起了朝鲜全国上下的极大震惊和不安，朝中分成以闵奎镐等闵妃集团官员为首的主和派和金炳学等大院君派系官员为首的主战派，就这一事件争论不休。而民间几乎清一色地支持对日的强硬政策。高宗和闵妃本来就倾向于开放国门，最终弹压了国内的示威者，采纳了主和派的意见，于光绪二年（1876）二月签订《江华条约》。条约中规定朝鲜开放港口以及日本在朝鲜享有的领事裁判权等，严重破坏了朝鲜的主权，是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前奏；同时使朝鲜打开了国门，由此一步步走上近代化道路。
高宗和闵妃的对外开放政策很快引发朝鲜国内强烈的反弹。早在《江华条约》签订前，就有崔益铉、张皓根等人率儒生在王宫门前“持斧上疏”，坚决反对同日本谈判乃至缔约。随着朝鲜的逐渐开放，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事件——辛巳斥邪运动。光绪六年（1880），礼曹参议金宏集（后改名金弘集）率团访问日本，商谈仁川开港、米谷禁运、修改关税等问题。他回国时，带回一本清朝驻日公使馆的官员黄遵宪所写的小册子，名为《朝鲜策略》。该书建议朝鲜为了求得经济发展应接受西方先进文物，并同中国、日本和美国合作，加强自己的防卫能力，以阻遏俄罗斯向南扩张。《朝鲜策略》在朝鲜一披露，就引发了朝鲜政界和学界的轩然大波。其中“耶苏、天主之学，犹吾教有朱、陆”一句，更是激怒了朝鲜的广大儒生，他们认为用基督教这类的“邪教”来类比儒教是对儒教的侮辱。于是，以李晚孙为首的300多名庆尚道儒生在光绪七年（1881）上“万人疏”，借抨击黄遵宪、金宏集以抵制对外开放政策，宣称“和倭即和洋，和洋即拜跪犬羊也”。不久，各地的儒生纷纷上疏，高举“卫正斥邪”的旗帜，批判《朝鲜策略》及政府的对外开放政策。高宗对“辛巳斥邪运动”进行严厉镇压，李晚孙等十多名儒生被扣上“谤讪朝廷”的罪名而发配荒岛或边地，洪在鹤等人由于上疏言辞激烈而被判为“犯上不道”并斩首示众。政府镇压上疏儒生自然引发了儒林对政府的极大不满，而蛰伏待机的兴宣大院君正欲利用此机会兴风作浪。大院君的党羽早已在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在景福宫纵火，迫使高宗将王宫搬回昌德宫；这年十一月，他们更是送去炸弹炸死了闵妃之兄闵升镐及闵妃之母李氏。辛巳斥邪运动被镇压后，光绪七年（1881）八月，大院君亲信安骥泳等企图发动政变，废黜高宗，另立大院君庶长子李载先为新王。其计划后被泄露，安骥泳等人被逮捕并被凌迟处斩，李载先在流放途中被赐死。安骥泳事件说明了高宗政权实际上是危机四伏。
但是，对外开放毕竟是时代潮流，任何腐儒的反对意见也无法扭转历史变革的车轮了。高宗于光绪七年（1881）派“绅士游览团”去日本考察行政、军事、教育、工业和技术体制。与此同时，应清朝的要求，另一批由吏曹参议金允植率领的60名朝鲜青年访问了中国，在那里他们主要是研习制造和操作西方武器的技艺。这种改革尝试发自政府本身，所以改革的浪潮不久便广为蔓延，不仅席卷了两班和中人阶级，而且席卷了整个社会。光绪八年（1882）四月，朝鲜与美国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隐士之国正式对西方打开了国门。条约签订后，英国、德国、俄国、意大利、法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荷兰、丹麦等国接踵而来，签订了类似条约，至此，朝鲜的门户全面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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