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希腊参战的城邦均相继陷入危机。危机的表现为邦际之间的战争频仍，霸权旋起旋仆，各邦丧失充分自卫能力，公民兵越来越明显地被雇佣兵所代替。在此起彼伏的战争中，各城邦的人力和物力都加快消耗，小农经济无法经受战争和富人的挤压，大批破产。少部分人靠战争和牺牲小农的利益成为巨富。贫者与富者的矛盾因此尖锐化，社会冲突加剧，重分土地和财产这类古风时代的口号重新在希腊出现，君主制的特殊形式僭主制在混乱之中再次流行。这一切虽然不是同时出现的，也不是所有希腊城邦都经历了同样的危机，但各邦的发展趋势却是完全一致的。这预示一个统一的、能切实保护富有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君主专制政权即将在希腊出现。希腊城邦危机最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者斯巴达出现。
一向守贫的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获得前所未有的荣誉、金钱和权力。斯巴达统帅来山德曾一次从小亚运回2000塔兰特巨款。当雅典投降后他凯旋回国时，又带回整车的黄金。他本人和他的许多将领都发了横财，从穷汉变为富翁。由于财富和经济先进国家的文化象洪流一样涌入这个国家，来库古改革创立的公民平等原则和艰苦奋斗的传统被迅速冲垮：人们疯狂地追逐钱财，积蓄家产。一些强者通过牺牲弱者的利益更加富足，一些弱者越发贫困。不同的财产伴生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产生不同的集团，平等者不再平等，公平的原则被抛弃，斯巴达开始了无可挽回的衰落过程。公元前4世初，原属国有的公民份地可正式转让，公开承认土地私有化。斯巴达的富人越发肆无忌惮地并吞小农的土地，短短时间，斯巴达公民人数就减少到1900人左右，而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公民则仅剩下1000人。公元前399年，以基那敦为首的“下等者”预谋起义，企图推翻斯巴达贵族统治。他们甚至串连皮里阿西人和希洛人，因为只要向这些人提到斯巴达人，他们就表示出要生吞活剥斯巴达人的心情。只是由于叛徒出卖，起义才被遏止。然而，曾经令人羡慕不已的斯巴达的稳定已一去不返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雅典元气大损，公民人数由战前的4万减至约2万。经过一段休养生息，雅典的政治、经济有所恢复，民主制进一步发展，公民大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加强，主持公民大会的权力和主持500人议事会的权力分离。大会执行主席由非值班的9个主席团各出一人组成，不再由值班主席团主席担任。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地方主义对大会决议的影响。公民大会的讲台不再由出身名门望族的人所主导，一批出自各种家庭的政治家、演说家脱颖而出，这是民主生活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人，是民主制度的热情讴歌者。公民参加公共活动得到的津贴项目增多，金额越来越大，不仅出席公民大会享受津贴福利（起初1奥波尔，逐渐增至1德拉克马），而且观看戏剧也发放津贴。这些福利虽然鼓励了贫苦公民参政的积极性，但也同在公民兵中引入津贴一样，使过去自觉的奉献变为有偿的服务，自觉的义务变为有偿的交换。公民热衷于个人创收，宁愿雇外邦人当兵打仗，而不愿自己服兵役义务。公民兵在对外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弱，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日益淡薄。
在经济方面，少数富人的财产明显增多，在最富有的1200人中间，财产大多在5塔兰特左右，多的高达数百塔兰特，少的也有2塔兰特。他们的收入来源已不再局限于地产。一些人经营起过去由外邦人经营的手工作坊、银钱兑换业务，有的通过为外邦统治者服务赚取报酬，有的还经营澡堂、妓院、酒馆、房地产。每人均拥有大量奴隶，奴隶与公民人数的比例显然加大。外邦人在雅典经济活动的主要领域仍然是手工业、商业，雅典两家最大的奴隶作坊主均是外邦人。私有经济的进步使雅典在丧失了附属国的巨额贡款之后仍然能得到大量收入，公民的福利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加。这有利于小农经济的相对稳定，所以雅典贫富的差距虽然拉大，但失地的公民人数远比斯巴达要少，其危机主要表现为公民兵的衰落和个人主义的膨胀。
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多对雅典民主政治持批评态度，谓之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穷人对富人的剥削。他们的认识反映了一部分奴隶主富人的意见，但这种理论上的批评并未导致实践上对民主制的颠覆。自从民主政治恢复直到公元前322年外来势力将它扼杀为止，过去习见的贵族与贫民的政体之争不复再现，民主体制作为一种完整的体系已为富人和穷人所普遍接受。雅典内部的相对稳定使它得以恢复积极的对外活动。公元前378年，雅典成功地拉到一些利益相同的国家建立起第二次海上同盟。然而参加国比提洛同盟少得多，且雅典只是其中一个平等的伙伴。随着第二次海上同盟的建立，希腊的暂时和平被破坏，雅典舰队大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舰队，洗雪了羊河之战的耻辱。
科林斯战争（CorinthianWar），是公元前395年雅典、科林斯、底比斯等城邦联合反对斯巴达的战争。因联盟各邦曾在科林斯召开军事会议，故名。波斯国王乘机干涉希腊事务，先助联盟者取得多次胜利，后又转而帮助斯巴达。公元前387年斯巴达与波斯签订牺牲全希腊利益的“大王和约”，战争在波斯压力下宣告结束。
科林斯战争是以雅典为中心的古希腊城邦联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公元前6世纪~四世纪）之间进行的战争。为领导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在科林斯成立。
这次战争的原因是，发达的希腊各城邦国家（底比斯、阿尔戈斯、科林斯、雅典、伊利斯和阿克内尼亚等）力图摆脱斯巴达的霸权统治。同斯巴达处于战争状态的波斯给联盟提供了金钱援助。
在克尼多斯岛附近的海战（公元前394年）中，希波联合舰队在雅典人科农的指挥下击溃了斯巴达人的舰队，从而结束了斯巴达的制海权。
科罗尼亚（公元前394年）附近和科林斯附近的伊斯特姆和列赫伊港湾沿岸（公元前394年）的陆上交战，证明了雅典人在装备上占有优势：雅典战略家伊菲克拉特斯统领的机动轻步兵使用投掷武器和攻击武器——长标枪、镖枪和剑，战胜了斯巴达人迟钝的重民军。
斯巴达战败后，开始同波斯谈判。波斯由于害怕雅典强大，改变了方针，转而支持斯巴达。在波斯的压力下，科林斯战争终止了。公元前386年（或前387年）在撒狄缔结了安塔达斯和约，该和约助长了斯巴达在希腊的霸权，也使希腊失去了在希波战争（公元前500~449年）期间获得的征服地。
雅典的胜利得到底比斯的呼应。底比斯重建曾被斯巴达强迫解散的彼奥提亚同盟，引起斯巴达的强烈反应。双方在留克特拉展开激烈会战。斯巴达投入约11000同盟军，底比斯投入约6000本国公民兵，由将军埃帕米侬达率领。埃帕米侬达布下著名的“楔形”方阵，置主力于左翼，纵深厚达50列，一举突破斯军右翼，致使敌全线败逃。斯巴达国王克莱昂伯罗图斯及400公民战死，其重装步兵统治希腊战场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留克特拉之战成为斯巴达众叛亲离、伯罗奔尼撒同盟崩溃的起点。一些国家的民主派趁机推翻亲斯巴达的寡头政权，一些国家退盟。公元前370年冬，埃帕米侬达应原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国的邀请，率军杀入伯罗奔尼撒，在斯巴达如入无人之境，大肆掳掠。美塞尼亚的希洛人获得解放，建立起完全独立的国家。这对斯巴达人是致命打击，断绝了许多公民的生活来源，加速了平等者公社的破产。底比斯军在伯罗奔尼撒引起的震荡不仅如此。阿尔哥斯平民“棍棒派”借机暴动，打死贵族1200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连试图平息暴动的民主派领袖也被棒杀。
底比斯的勃兴引起雅典的忧虑，转而与斯巴达结盟。底比斯为同雅典在爱琴海竞争，于公元前364年建起一支海军，将雅典在爱琴海的一些盟友拉到自己一边。公元前362年，因南希腊局势发生不利于底比斯的变化，埃帕米侬达驱军再入伯罗奔尼撒，和雅典、斯巴达等邦联军会战于曼丁尼亚，再次获胜。但埃帕米侬达在指挥追击时被敌人标枪击中，雅典等败军得以逃生。埃帕米侬达临终前嘱咐与敌缔结和约，参战各邦均求之不得。美塞尼亚的独立在和会上得到除斯巴达之外的所有与会城邦的承认。斯巴达尽管抗议，但无人理会。战后它已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国家。
底比斯的兴起与希腊混乱的国际形势以及杰出人物的努力有关。埃帕米侬达对此起了决定作用。随着他肉体的消失，神话般的底比斯霸权立即破灭。这样，在公元前362年以后，希腊实际上既找不到一支能左右邦际关系的力量，也找不到克服城邦内部危机的出路，各国都在不断摩擦和自耗中加速衰落，这就为马其顿的征服创造了条件。
面对马其顿的崛起，希腊诸邦有所警惕，以雅典为首，分成了反马其顿和亲马其顿两派。反马其顿主要以民主派的工商业奴隶主，以德摩斯梯尼为首，由于商业传统，该派不愿与马其顿为伍。亲马其顿派为城邦上层的奴隶主，由于城邦内部奴隶和平民的不断反抗，因此上层奴隶主寄希望于马其顿国王腓力来改变城邦状况。、
前355年，“神圣战争”爆发，前350 年，德摩斯梯尼发表了反马其顿的演讲，前349年，马其顿占领了卡尔息狄斯半岛，雅典被迫议和。前348年，唯一阻挡马其顿南下的奥林托斯城邦被毁。前344年秋，帖撒利为马其顿所控制。前339年，腓力发动战争，再次进入希腊。前338年，喀罗尼亚战役爆发，雅典——底比斯联军战败，希腊各邦实际上失去了独立。前337年，腓力组成了“希腊同盟”，控制了希腊诸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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