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发展史》中国晚清文学之六：宋诗运动和桐城派古文

中国晚清文学之六：宋诗运动和桐城派古文

　　

这一时期，在传统文学的诗坛上出现了学习宋诗的潮流，形成所谓的宋诗运动，散文方面则出现了桐城派古文的中兴。　　

清初就有宋诗派崛起，但至19世纪中期何绍基、曾国藩等人出来，声势才煊赫起来。

何绍基(1799-1873)是宋诗派的主要理论家。他是个恪守传统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对封建末世的社会风气和诗风、学风很不满，另一方面奉儒家诗教为正统，认为写诗要" 温柔敦厚" ，" 要扶持纲常，涵抱名理" ，决不越雷池一步，于" 一切豪诞语、牢骚语、绮艳语、疵贬语，皆所不喜，亦不敢也"。在创作上，他反对唐诗派的拟古陋习，主张" 自为生气" ，同时又强调以才学入诗，以考据入诗，以议论入诗。他的诗取法宋代的苏轼、黄庭坚，但大都描写山水景物或为书画题跋和官场应酬之作，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和进步的思想倾向，而对形式、技巧很讲究。有些山水诗清新可读，表现出名士的豁达胸怀。如《逆风》：寒雨连江又逆风，舟人怪我屡开篷。老夫不为青山色，何事欹斜白浪中。但他的学问诗、应酬诗，没有什么诗味。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他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逐渐成为清王朝握有权势的大臣，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他诗学黄庭坚，虽然对诗歌理论的贡献，远不能和何绍基相比，但由于官高位尊，趋附者甚众。他曾在《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一诗中说：" 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 别人也说：" 湘乡出而诗皆宗涪公。" (陈衍：《石遗室诗话》）可见他对宋诗运动的影响之大。　　

曾国藩在维护封建正统文学方面所作的另一件事，就是力促桐城派古文的中兴。他曾在《圣哲画像记》中自称：" 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 表现出对姚鼐的崇敬、谦恭的姿态，借以笼络江苏、安徽一带文人，来对付太平天国革命。他还把桐城派古文衰竭的原因归于洪、杨之乱。他的重振桐城派事业显然与政治上的目的是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曾国藩并不是墨守桐城派的成规，而是有新的发展。他在桐城派所规范的" 义理、考据、词章" 之外，又加上" 经济之学" ，认为" 此四者缺一不可" (《求阙斋日记类钞》），也要求" 经世致用"。虽然他不是象龚自珍、魏源等启蒙思想家那样用文学来呼吁个性解放，而是企图用古文来维护和巩固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然而，这却使桐城派古文从过去狭窄的个人小天地解脱出来，去表现重大的题材和复杂的思想。　　

曾国藩在写作上主张对前人的经验广收博取。姚鼐编选有《古文辞类纂》一直是桐城派作文的范本；曾国藩又另选一本《经史百家杂钞》，补上《古文辞类纂》所不选的六经、诸子、史传及辞赋，拓宽了作文的路子。他重视文学本身的某些规律，提倡" 道与文兼至交尽" ，反对崇道贬文。他还总结和发展了关于"气" 、" 阳刚阴柔" 等等学说。——这些对改造桐城派古文，使之获得" 中兴"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曾国藩的文章大都收入《曾文正公文集》里。其中不少是诬蔑太平天国革命和表彰被太平军击毙的清军将士的。但情感真挚，气势瑰伟，叙事生动，文笔简洁。就文章而论，为晚清甚至整个清代的大手笔。　　

曾国藩广揽人才，张裕钊(1823-1894)、黎庶昌(1837-1897)、薛福成(1838-1894)、吴汝纶(1840-1902)等是他幕僚中师法曾氏之文、成就最高的四人，被称为" 曾门四弟子"。他们的文章主要表现洋务思想，但在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表现反帝爱国主题方面都有了较大进展；还写了异国风光和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如黎庶昌的《卜来敦记》、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等），都是过去桐城派作家所未曾涉及过的题材。文章的篇幅一般较长，宏丽绚烂，且语言有音韵美，还出现新名词。这也是与过去的桐城派古文不同的地方。曾门四弟子在文坛的成绩，显示了桐城派中兴的完成。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被曾国藩等人改造过的桐城文——湘乡文也失去了活力。吴汝纶晚年便致力于重向方苞、姚鼐的桐城派古文复归，尚醇厚，诎闳肆，重视剪裁、雅洁，反对说道说经。虽然在吴氏弟子的响应下，复归得以实现，但是至清末，桐城派古文再也无法和新文体、新文学抗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