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5500年以前，辽河平原生活着一些新石器时代中期发展阶段的农业部落。其中西辽河两岸至河北省北部地区的红山文化比较典型。聚落中的房址为大小不同的方形半地穴式。室内陆面经过锤打，中央设瓢形灶坑，与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居室十分相似。各遗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农业生产工具，也发现了牛、羊、猪等家畜的骨骼。从大量石镞和鹿、獐等兽骨遗存来看，渔猎经济仍占相当大的比重。
辽河下游平原的新乐文化，是比红山文化更早出现的氏族部落创造的，年代为公元前5300- 前4800年，属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最早阶段，经济生活中还保留着明显的中石器时代特点，其丰富的石叶细石器，长身镞、三角镞、尖状器、刮削器等是中国北方细石器工艺传统的典型器物。磨制石器也较多，但主要用于木器加工和建筑。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打制的石铲、磨盘、磨棒等。制陶业比较原始，均系手制，多数为夹砂褐陶，器类少，火候低。从全部考古资料分析，新乐文化的居民定居生活还不稳定，农业虽已发生，但渔猎经济占有主要地位，其社会发展水平显然落后于黄河流域。在黑龙江、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仍生活着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的氏族。
在华南地区，大约在公元前六七千年广泛分布着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普遍共存，渔猎经济的特征明显，但文化面貌尚不十分清楚。至公元前3000年前，华南各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面貌才逐渐明晰了。
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氏族经济发展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代。
龙山文化以黄河下游的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定名，各地发现的这种文化遗存基本面貌相似，也分别有不同特点，黄河流域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等；长江流域则另称良渚文化、湖北龙山文化。从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是中国大陆的大发展、大动荡、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经过战争与和平的不断交替，产生了以黄河中游一带为主体的华夏文明，从而使中华民族以整体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极大地推动了亚洲古代文明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龙山文化时期，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快，尤其是手工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而不断改变着社会的结构和制度，为奴隶制经济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黄河中游的几个部落集团，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氏族制农业经济的突出代表。
以潼关为中心的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地区，生活着仰韶文化半坡氏族部落的后裔，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仍然是传统的旱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有了改进，磨制石器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仰韶文化，出现了挖土用的木耒和收获用的半月形石刀、石镰。家畜饲养业也更发达了，各遗址出土的猪、狗、牛、羊骨骼十分丰富，其中以猪骨最多。
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经清理的26个龙山文化时期废弃灰坑中家畜的骨骼，远远超过这个遗址中仰韶文化168 个灰坑中出土家畜骨骼的数量。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必须以农业生产为基础，显然庙底沟龙山文化氏族的农业生产比仰韶文化时期有较大提高。当然，潼关一带各氏族部落的生产活动中，渔猎和采集经济仍占一定的比重。各遗址普遍发现用石、骨和蚌壳制作的箭镞、网坠等渔猎工具，还有较多野生动物的残骸。
以郑州、洛阳为中心的伊水、洛水流域，生活着仰韶文化秦王寨、大河村部落集团的后裔。这里的农业经济也比以前有明显的发展，农业工具中收割谷物的石刀、石镰和蚌刀等十分丰富，反映出农作物的收获量比仰韶文化时期更大。家畜饲养业与潼关地区同样发达。鹿和厚壳蚌是氏族成员狩猎和采集的主要对象。这一地区犁耕技术的出现令人瞩目。
河南孟津小潘沟遗址出土了典型的三角形石犁，虽然结构、擦痕和磨蚀情况表明这种石犁还不能深耕，但比起耒耜类挖土方式来无疑是农耕技术了不起的发明。这时的制陶业已基本上使用了轮制技术，大量陶器都是灰、黑色的，可知烧窑工艺已全面处于还原焰烧制的阶段。
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现的两座窖穴中，还发现了炼铜用的坩锅残片，说明已开始出现冶铜技术。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氏族中居民生活质量也比仰韶文化时期有所提高。陶器不仅种类更多，器形也有变化，说明日常饮食有很大改进，其中夹砂罐、甑、鼎、鬲、斝、鬶、盉等炊煮器、温热器种类十分丰富。此外，各氏族营地、公共墓地普遍发现的骨簪、骨环、蚌饰、牙饰等装饰品制作更为精美，一方面反映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骨角器手工业生产和加工技术达到了一种新水平。
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地区，是以安阳后岗遗址为代表的部落集团。后冈龙山文化是在仰韶文化后冈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生产工具来看，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挖土和收割工具大量增加。这个部落集团除了饲养猪、狗、牛、羊之外，还驯化了马并饲养了猫。从大批箭镞、渔具的出土，可知渔猎经济继续发挥较大作用。制陶业发展较快，受到山东龙山文化先进的制陶技术影响，一些遗址出土了鬼脸足鼎、白陶鬶等山东地区风格的产品。陶窑的结构也有了较大的改进，使火力更集中了，有的陶场还有供水的井。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殖，每一个农业村落中房屋的数量都比以前增加了，汤阴白营遗址在1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清理出62座房址，后冈遗址在600 平方米内发现38座房址，都分行整齐地排列着。这时的房屋建筑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各氏族营地普遍流行室内铺设白灰面的形式，一些遗址还发现了土坯围墙。
河南东部及安徽西北部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生活着与中原其它地区生活习俗差别较大的一个部落集团，集中分布在黄河南岸沉积平原的南北狭长地带。这个部落集团的农业经济发展程度不如邻近的几个部落，农业工具虽有普遍发现，但数量不多，而用于采集和渔猎的工具则比较丰富，多种陶网坠形制复杂，遗址中常见骨鱼镖和大量蚌壳、螺壳堆积，鱼骨也较多，说明这个部落的经济生产以渔猎为主。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中原地区、山东地区两大势力的扩展消长，这一带许多氏族部落逐渐与中原腹地拉大了距离。夏、商之后，这个地域内的氏族部落被中原王朝统称为淮夷。
黄河中游上述四个大的部落集团，在经济生产领域中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他们在农业、手工业和其它方面的发展，在龙山文化时期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中起着率先催范的作用。石犁、人工烧造石灰、土坯墙、凿井技术、铜器铸造乃至城堡的出现，说明黄河中游一带的氏族部落内部结构、劳动分工、财产分配等方面都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使龙山文化出现了比仰韶文化晚期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
龙山文化晚期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黄河流域各地都出现了较大的城堡、手工业作坊和集市，出现了战争掠夺的奴隶，氏族酋长则依据权势获取了更多个人财富，成为新兴的贵族。为了保护本氏族的利益和酋长的私人财富，在后冈、王城岗、平粮台等地出现了有高大城墙、栅寨和深沟卫护的大型城堡，奴隶制就在这里诞生了。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下游各氏族部落也全面进入龙山文化的经济发展阶段。泰山、沂蒙山周围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比较均衡，手工业生产也表现出同步发展比较一致的特点。只是在一些山区和滨海地带，农业经济不够发达，采集和渔猎居于主要地位。
在大汶口文化的繁荣基础上，龙山文化的粟作农业生产规模和产量都在不断扩大和提高。不仅家畜饲养成为一些氏族成员的经常性劳动，而且制陶业和石器制造等手工业生产也有了明确的分工。大量遗址都发现了丰富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挖土的扁平穿孔石铲、蚌铲和骨铲；收获谷物用的双孔半月形或长方形石刀、蚌刀、石镰及带锯齿的蚌镰，制作都很精良；加工谷物既有用石磨盘、石磨棒的碾磨方法，也有用杵和臼的舂捣方法。个别遗址发现了稻的遗存，说明在粟作农业的同时，水稻也开始在山东种植，扩大了农作物的种类。
随着农业的发展，家畜饲养和畜牧业空前繁荣，马、牛、羊、鸡、狗、猪等中国古代的" 六畜" 在龙山文化时期均已具备，其中以猪、狗最多。
从陶器上看，造酒、饮酒、盛酒、温酒的器具迅速增多，酒的大量生产和饮用，无疑也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采集和渔猎经济在黄河下游各地已明显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是食物来源的补充手段。
在农业经济基础上，手工业的发展也很突出。快轮制陶技术的发展，使制陶业逐渐从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由妇女和老人们的事业，转变为氏族内部一些富有经验的家族所掌握的专业生产部门，许多陶器成为交换的商品；玉石器制作技术也有较大提高，人们根据不同的石料制作不同用途的工具；骨、角、牙、蚌器的出土数量相当可观，器物的种类也明显增加了；大批陶、石纺轮的出土说明纺织业的显著发展，许多陶器底部发现了布纹，紧密纤细，其质量显然超过大汶口文化的水平。
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与独立性、连续性，并对黄河中游，辽东半岛及淮河流域的经济生产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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