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五六千年的发展，中国黄河流域在龙山文化之后进入了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代。
夏族在远古时期主要活动在河南省西部的颍水上游和伊河、洛河下游地区，北及山西省南部的汾水下游两岸。在这一地域内，各氏族部落集团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成夏民族。周围地区则分别存在着其它许多氏族部落军事联盟。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所证实的，主要有黄河下游齐鲁先民的岳石文化，黄河上游氏羌等族先民的齐家文化，长江中游荆楚先民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吴、越等族先民的晚期良渚文化等等。此外，在东北地区还有西辽河流域的一些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集团，西南地区和华南也生活着一些经济上落后于中原地区的氏族部落。所有这些分布在中国大陆上的早期国家和氏族集团，共同构成了夏代的历史主人，共同发展着夏代的经济。
夏王朝的中心区域，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均证实在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地区。考古发现其代表性文化，是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其中的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为主要遗存。
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3000年的发展，使黄河流域许多氏族部落在龙山文化晚期先后进入更大规模的军事联盟时期，形成了一批中国古代传说中很有影响的集团，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神化了的酋长，如黄河下游皋陶氏、伯益氏，黄河中游的颛琐氏、帝喾氏，渭水流域的炎帝神农氏，淮水流域的太皞氏等等。这些强大的军事集团经过数百年的交流与融合，大约在公元前22世纪之前，各自成为城邦制的军事酋长国。后来，黄土高原的黄帝部落集团统辖下的6 个巨大的部落联盟，成为活跃在陕西、山西、河南交界地区最强大的力量，从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
二里头文化是夏代中心区域的代表性文化，从二里头文化出土的极其丰富的遗物和大量遗迹，可以看出夏代社会经济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
这种文化于1953年首先在河南省登封县玉村遗址发现，当时出土的遗物不多。自1954至1957年，洛阳的东干沟村附近又曾几次发现这种文化的墓葬与灰坑。在这个遗址的晚期堆积中发现有青铜小刀和青铜锥，形状和铸造工艺都很原始。从地层关系上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这种文化的年代晚于人们所熟悉的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已经证实的商代。这种文化的特点及其所处的时代，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20世纪80年代，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西南部和陕西省东部都有发现，其中以二里头遗址最为典型。在已发现的100 多处遗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宫殿建筑、村落、墓地，也有一些铜器冶铸、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铜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研究夏代经济和文化的宝贵资料。
夏王朝的第一个君主禹，是黄帝的后裔，原是夏后氏部落的一个酋长。夏后氏是河套地区的戎人部落，后来沿黄河南下，活跃于今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一带。当龙山文化之末的虞舜集团控制中原时期，禹以率众治理洪水有功，被各部落推举为舜的继承人。可是禹继位之后，即培植自己的儿子启的力量，独断专行，不再顾及氏族内部的民主传统。禹死之后，启公然杀害了由各部落推选出的禹的接班人伯益，用武力夺取并控制了黄河中游各地的领导地位，从此完全废除了远古社会数千年传统的部落联盟首领" 禅让" 的民主选举制度，开创了王位世袭制的" 家天下" 的局面。公元前21世纪，夏朝正式以奴隶制的面貌出现在中原地区，中国的社会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奴隶制经济时期。
夏代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各遗址出土的农具主要是石器，其中石铲、石镰的数量最多，另外还有骨铲、蚌铲和蚌镰等。木质的耒、耜一类工具也是日常使用的农业工具。主要农作物仍然是新石器时代盛产的粟、黍一类和某些栽培的蔬菜瓜果。
这时，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马、牛、羊等，称为六畜。由于农业生产已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龙山文化兴起的饮酒之风更为普遍，在一般的平民墓葬中，也常见用觚、爵等酒器随葬。
在夏代的生产和经济生活领域里，社会分工更加精细。不仅手工业已基本上与农业分离，而且在手工业内部，铸铜、制陶、玉石器制作、骨角器制作、制革乃至木器加工都已出现专业化分工，手工业生产开始出现了行业性的结构和与此相适应的商品交换。
各地的制陶业是当时的主要手工业。陶窑在郑州洛达庙、偃师二里头、夏县东下冯和襄汾陶寺等遗址都有发现。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专门烧制白灰的窑址。出土丰富的陶器中，有作炊器的鼎、鬲、折沿深腹罐和侈口圆腹罐等；作食器和容器的有三足盘、深腹盆、平底盆、擂缽、小口高领罐和大口罐；酒器则有盉、觚、爵等。
青铜器冶铸技术是一门新兴的专业技术。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青铜器有爵、铃、戈、镞、戚、刀、锛、凿、锥、鱼钩等等，尚未出现较大的青铜容器。虽然产品还不多，形制也很简单，但已确切表明夏代已进入了青铜时代，充分显示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不少铸造铜器的陶范、坩锅和铜渣，东下冯遗址则出土了铸铜器的石范。当时的铜爵胎壁较薄，表面较粗，尚无装饰纹样，表现出中国早期铜器比较简单粗糙的特点。工具和兵器都用单范铸造，爵则用复合范铸成，铸造工艺相对复杂一些。这些情况表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已不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
玉石器制作技术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各遗址出土了不少玉制琮、圭、璋、钺和一些小型装饰品，其中主要是墓葬中的随葬品。二里头发现的一件柄形玉装饰品，上面雕刻着上、中、下三组规整的兽面纹，其间饰有两组花瓣纹，兽面用单线和浮雕相结合的技法雕成，线条流畅，纹样与后来在青铜器上常见的一致，工艺水平很高。还有一件兽面铜牌，上面用200 多块绿松石镶嵌而成，是中国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颇具艺术价值。
陶寺和东下冯分别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石磬，虽然仅打琢成型而未经磨制，带有明显的原始性，但这种石磬的出现，社会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制作骨角器，已经成为夏代一项单独的手工业。二里头遗址发现一批切割的骨料、半成品，还有制作精良的簪、锥、凿、铲、针、匕、镞、鱼叉等骨角器，同时发现了磨制骨角器的工具砺石等。东下冯遗址出土了刻花骨器。许多遗址都发现了用骨、角、蚌为原料制成的人们喜爱的装饰品。
夏代的木器制作技术空前发达，木器工业成为手工业部门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业。在著名的龙山文化晚期到夏代的遗址陶寺，从规模宏大的墓地中发掘出极其丰富的随葬品，其中数十件木制家具、盛食器皿和为生产工具、兵器安装的柄、杆非常引人瞩目，不少木器表面有绘画的彩色图案，十分精美艳丽。这批木器包括案、斗、俎、匣、仓和觚、杯、盘、豆等，彩绘木案都旋转墓主人的棺前，案上摆放着斝、觚、杯等器皿。有几件大小不一的鼍鼓，用黄、白、黑、兰诸色描绘出美丽的图案，鼓面是用鳄鱼皮蒙制的。这批鼍鼓与大型石馨共出，反映了奴隶制王朝初期的贵族礼仪，并与古代宗教有密切关系。类似的鼍鼓，在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中也有发现，年代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陶寺遗址的鼍鼓，为探索中原地区与泰山周围奴隶制国家的交往提供了重要资料。
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经济相比，夏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①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在手工业内部出现了明确的行业分工和专业技术分工。在此基础上，手工业产品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商品，并为私人所占有；
②铜器已在黄河流域普遍发现，但尚处于只能制作小件器物的工艺水平上，局部地区出现了合范技术；
③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已逐步总结出适应农业经济的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从而指导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夏代农业经济的发展比新石器时期更快，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①在龙山文化末期，黄河流域多次洪水泛滥成灾，禹在各部落的推戴下，受舜的委托治理洪水，" 尽力乎沟洫" ，变水害为水利。在夏代，由禹、启所代表的王室统一部署水利灌溉工程，使农业得以进一步发展，农产品的产量有较大幅度地增长；
②由于数千年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积累，夏人发明了四时节气和干支纪日法，制定了为后人广为传颂的《夏时》、《夏小正》等历法，以当时可能具有的季节气候和其它物候知识来指导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③夏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进。不仅由于奴隶的密集型劳动使大批农业生产工具得以改造，而且集中了各地的先进手工业技术，改进了传统工具的质量，出现了一些更有效的新式农具，提高了劳动效率，从而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
④在一定范围内，新兴的奴隶主贵族统一管理的集权政治，使原来分散在各个部落的富有生产经验的人有了集中交流农业先进技术的条件。各地原始部落所独创的先进经验在夏王朝统治的疆域内得以迅速推广，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巨大动力。
由于上述原因，夏朝的经济发展较之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明显地飞跃，黄河流域在中华大地率先进入了古代文明社会，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都市和九州行政区划，水陆交通更为便利，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产品有了更多的剩余，从而转变成用于交换的商品，出现了城市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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