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经济衰退，东汉政府财政困难到发不出官僚俸禄，农村土地抛荒，流民四起，社会危机正不断酝酿成熟。公元184 年爆发的黄巾起义及其后的董卓之乱，终于给东汉帝国带来崩溃的局面，混战割据取代了统一集权，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经济全面衰落。
公元190 年，董卓挟持汉献帝从洛阳迁往长安，强迫洛阳数百万人口一同迁去，放火焚毁了洛阳城，洛阳周围" 二百里内，无复孑遗".董卓死后，长安大乱，董卓部属互相攻杀，关中又落入浩劫之中。据《后汉书》记载，汉献帝刚到关中时，" 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傕、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 汉献帝自己也不讳言当时全国军人割据、互相争战的混乱黑暗局面，承认" 今海内扰攘，州郡起兵……四民流移，托身他方，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顾他乡而哀叹，向阡陌而流涕，饥陋困苦，亦已甚矣。" 战乱之下，东汉人口锐减，或死于兵灾，或死于饥饿和疫病。当时屠城杀人之事举不胜举，像董卓烧洛阳城，其部将毁长安城，使中国古代两座最大的城市沦为废墟，不见人迹。公元193 年，曹操攻徐州，杀男女数十万口。军阀袁术驻军江淮，" 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自公元190 年董卓之乱到公元208 年赤壁之战、三国鼎立之势形成这19年中，中国北方特别是黄河流域成了战场，两汉帝国几百年内积累起来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在纷飞战火中化作了缕缕青烟。
三国后期到西晋时期，社会经济有所恢复，但仍不能与两汉盛时相比。魏明帝太和年间(公元227 年-232年）杜恕上疏说：" 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 以魏国全境户口与汉时一州人口相比，魏尚不如。当时魏、蜀、吴三国人口总计只有不到8 百万人口，较之两汉最盛时的5 千9 百多万人，实在相差悬殊。即使这部分恢复也不能持久，西晋统一不到40年即被北方少数民族武装灭亡，北方出现十六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一落千丈。黄河流域，尤其是中原地区遭到严重摧残，" 百郡千城，曾无完郛者" ，往昔城邑，如今墙宇颓废，蒿棘成林，荒草丛生。许多汉族地主豪强，带领宗族设立坞堡垒壁，每个坞堡既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单位，又是割据的政治军事组织。老百姓不得不投靠这些大大小小的堡主，沦为依附农民，市场交换关系即使存在，也是被限制在极小范围内的实物交换。钱币成了罕用之物。
中国货币经济，自春秋战国发展以来，到两汉达到兴盛，随着汉帝国的崩溃，货币经济也一蹶不振，交换活动日趋萎缩。这种经济演变首先反映在金属货币逐渐退出流通环节：西汉时，铜钱是国家收入的大项，朝廷各种支出也以用钱为主、东汉继承了五铢钱作为货币，但同时也少量使用布帛。东汉末年开始，实物取代了黄金、铜钱的地位，成为主要的交换媒介。谷帛取代五铢钱始于董卓之乱，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 年），董卓废五铢钱改铸小钱，他用洛阳、长安的铜人和坏钱作为铸材，所铸小钱，没有轮廓文章，不便使用，于是引起通货膨胀，" 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铜钱在当时虽是罕用之物，却并非完全绝迹，但是统一集权的中央政府不复存在，流通的钱也很混乱，恶铸私钱甚多，魏晋南北朝各代货币使用情况如下：三国时代，魏在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 年）恢复五铢钱未成功，明令百姓以谷帛相交易。其后明帝恢复五铢钱成功，但使用并不广泛，除洛阳等大城市外，社会上广大地区仍是使用谷帛交易。孙吴虽也铸钱，社会上也是以布帛交易为主。《晋书.羊祜传》记载羊祜伐吴时，收割吴国百姓的谷子作为军粮，然后计其谷价，送绢偿还。蜀国虽行铸钱，社会上也是以谷帛作流通媒介。
西晋灭亡后，北方十六国各政权很少用钱，后赵石勒曾想恢复钱币，结果失败。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 年）首次铸行太和五铢钱。这之前的一个半世纪里，北方货币经济简直是消声匿迹了。据史料记载，太和五铢的流通范围仅在京师洛阳一地，北方各地或是不用钱，或只用旧钱。北齐、北周情形也是如此，社会上大量使用布帛交易，钱币、布帛杂用就是不错的情形。
自东汉晚期开始，谷帛充任货币的职能一直通行到唐代中叶，达五六百年之久。钱币在这样长时期内不能通行，是有深刻原因的。单从铸钱制度上看，魏晋南北朝几百年里，中国处于分裂割据之下，除西晋短期统一之外，不曾有过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出现，而中国钱币铸造一直归政府管理，汉行五铢钱以来，更是严禁私铸，仅由中央政府充任唯一的货币发行者。要做到这一点，中央政府必须有较高的威信和充足的财力，而魏晋南北朝各朝均无此力量，相反却想借铸钱来弥补财政亏空，钱币成色不足，在社会上流通就会有" 劣币驱逐良币" 情形发生，民不乐用，加之政府无力制止民间私铸恶钱，所以难免通货膨胀发生即使有铸钱，百姓也避而不用，改采谷帛交易。
从更深一层的背景来看，汉帝国灭亡后，原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遭到破坏，城市荒芜，农村凋弊，社会退回到自然经济状态，因此作为交换经济发达的产物——钱币，自然失去原有地位，趋于萎缩。实物授受在很多领域里排挤了货币交换，不惟民间买卖如此，国家财政赋税制度也蒙上很厚的自然经济色彩。三国时曹魏行屯田制，又创设租调制以取代汉朝赋税制度，即是改货币税为实物税，让小农以自己生产的布帛绢绵等实物交税，这种赋税制度因切合自然经济之需要，历经损益而延续至唐朝。百官俸禄，也按实物计取，甚至授予一定数量的公田作为官吏俸禄津贴。地主豪强设立的庄园，像北方的坞壁，南方的田庄，生产上多种经营，力求自给自足，所谓" 供粒食与浆饮，谢工商与衡牧" ，而陶渊明《桃花源记》所宣扬的那种与世隔绝，"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的封闭状态正是当时一种理想化的社会经济生活。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受战乱和饥荒压迫，被迫离开故土向外迁徙，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人口的空前移动，其时间之长、人数之多与地域范围之广，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董卓之乱后，北方动荡不定，出现了向外移民的第一次高潮，其迁徙方向有三：其一为由关中流入长江中游的荆、襄一带，《三国志.魏志.卫覬传》言，" 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 ；其二是由中原流入东北和辽东；其三是由中原迁往江南，如《三国志.吴志.鲁肃传》言鲁肃南渡长江，率领男女300 多人。当时吴国大臣中，像吕蒙、张昭、周瑜、诸葛瑾等都是由北方避乱而来，占了吴国高官的一半以上，依附他们迁来江南的人户肯定不在少数。
第二次移民高潮出现在西晋末年动乱之际。迁往地区有四川荆湘、山西、甘肃、辽东、江南等地，黄河中下游地区仍是人口流出之源。这次移民的规模比之东汉末期还要大，其中许多为有组织之迁徒，组织者往往是豪强士族，以宗族乡党相联系，势力颇大。像东晋的苏峻，招徕百姓屯聚结垒，统领数百家泛海南渡，最后发展到拥兵万人；东晋之郗鉴，也是领千余家归于晋元帝。当时，江南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地区，东晋政府特地另设郡县安置北方流民，称为" 侨居户"。
魏晋南北朝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就是这一时期南方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自魏晋三国到隋唐统一之前，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少有战火之破坏，北方移民不绝而来，给南方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充裕的人力资源，江南地区在这三四个世纪中获得长足发展，以至隋唐之时中国经济重心已从北方移至江南。
西汉时期，江南仍属落后地区，《史记.货殖列传》描述江南地区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 、" 无饥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三国孙吴时期，长江中下游沿岸和太湖流域的许多荒地得到开垦，精耕细作之下，稻田每亩可以收获五六斛。孙吴的手工业也在发展，丝织业、冶铁业、制瓷业都有进步，造船业十分发达，建安侯官(今福建闽侯）是造船业中心，设有典船都尉，监督工匠、罪犯造船。孙吴的海船北达辽东，南及南亚诸国，公元230 年孙权派了一支万人的舰队到台湾，足证孙吴造船技术有很高水平，得以发展雄厚的海上势力。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农业发展十分显著。众多移民掀起了规模巨大的拓荒运动，原来废弃之地重新得到开垦，还围湖造田、占山立庄，耕地面积有很大增加。这一时期还进行了很多水利建设：东晋时在曲阿(江苏丹阳）立新丰堰，灌溉田地800 多顷，乌程(浙江吴兴）筑荻塘，溉田千顷，勾章(浙江慈溪县西）修复汉时旧堰，溉田200 余顷。南朝宋齐粱相继修复陂塘堰堤，溉田万顷，宋时修复汉代六门堰，溉田3 万余顷。此外，还在钱塘江、浦阳江一带修建过堤堰闸门，来调节水量，防止旱涝。此外，麦菽等北方作物开始在南方推广种植，旱地作物的区种法也开始推行。茶业在江南的发展也值得一提，三国时江南已有饮茶之风，东晋南朝时饮茶成为时尚，植茶、制茶业随之兴起。
手工业方面，最发达的生产部门是冶铸、造纸和制瓷3 个部门。西晋时，南方的冶铸并不发达，到东晋时，扬州发展成为冶铸的中心，建康有左右二冶，尚方有东西二冶，荆益二州的冶铸业也有相当规模。官府冶铁作坊之外，民间鼓铸也有发展，冶炼技术还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铁的产量很大，梁武帝用东西二冶的铁器数千万斤塞堵浮山堰缺口，足见南朝铁产量是丰富的。
在生产技术上也有重大突破，发明了"灌钢" 冶炼法，梁朝的陶弘景说："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 ，这种杂炼生鍒的炼钢法，就是灌钢法，它是把生铁和熟铁混合在一起冶炼，几经锻打捶炼，挤出杂质，就成了优质钢材，费功较少，产量较高，既可制兵器，又可制农具。造纸业在东晋南朝时有很大发展，当时除了用麻类纤维所制造的麻纸之外，还开始用藤造纸，称作藤纸。会稽剡县(今浙江嵊县）是藤纸的著名产地，王羲之曾把会稽库存的九万张纸送给谢安，可想见纸的产量之大。由于造纸业的迅速发展，到南朝时纸已完全取代了竹帛的地位，这对文化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东晋南朝的制瓷业在中国制瓷史上有重要地位，在技术和产量上都有重大突破。当时已学会制作青瓷，考古挖掘出各式各样的青瓷器皿，说明瓷器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生活用具。
这一时期，手工业的组织更依恃官府设置。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商品经济萎缩，都邑和手工业遭到破坏，官府所需要的日用手工制造品只能自设工场制造。同时因为工匠难觅，政府都加强了对手工工人的人身控制。
东晋南朝设立了百工户的户籍，蒋手工工人都充入其中，令其终身服役，世代相袭，身份十分卑贱，等同于封建国家的农奴。百工户分成许多细类，有冶工、锦工、车工、炭工、柴工、纸工、锁工、甄工(瓦器工）、军器工等，像东晋设有39个冶令，辖冶户5 ，350 家。百工户不堪沉重的剥削，或消极怠工，或大量逃亡。南朝萧齐时被迫改变对百工户的政策，据《南齐书.明帝纪》记载：" 细作中署，材官、车府，凡诸工悉开番假，递令休息".百工在番假休息之时，可以干些私活。此外南朝政府还采取" 雇借" 、纳钱代役和年老退役等措施，使百工地位有所提高。
东晋南朝商业发展很快，商税已成为政府的重要税收之一。商税有市税，有估税，凡在市场营业的商人都要按期缴纳一定数额的市税；估税是对交易双方所抽的税，税率是值百抽四。政府还在水陆要道置关津，征收关津税，税率是十分税一。
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南方兴起了一批重要城市。建康(今南京）是东晋南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长江下游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梁时建康有户28万，城内有4 个大市，10多个小市。京口、山阴、寿阳、襄阳、江陵、成都、番禺等城市都相当繁荣，其中番禺是海外贸易中心，自南朝开始，有林邑、扶南以至天竺等南亚、东南亚各国前来通商，输入象牙、犀角、香料等，带走中国的丝织品、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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