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源流史》人文主义哲学之七：埃拉斯谟

人文主义哲学之七：埃拉斯谟

　　

埃拉斯谟(1466-1536 年），是莫尔和路德的同时代人。但他的一生与莫尔和路德有很大区别。他出生在荷兰的鹿特丹，是一个私生子。他本人对这一点讳莫如深，便编写了一段浪漫的故事以混淆视听。他未成年时，生身父母已先后弃世。他的监护人很快决定送他进修道院作修士。这些监护人之所以匆匆决定这样做，与对他的财产存有不轨之心有密切关系。因此，可以说，埃拉斯谟自出生起就是一个不幸的人。他未曾成年即受监护人的欺骗，进入修道院后，又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从而使他对教会的虚伪有了不同于一般人的深刻认识。他一生的主张，应该说与他这种独特的青少年经历有直接关系。　

　

埃拉斯谟自小聪慧，天生是块读书的材料。据说，他上小学时，就表现出罕见的语言天赋。他用很好的拉丁文给他的一位当教师的监护人写信，竟使这位可爱的教师兼监护人可怜兮兮地给他回信说：" 万一你再写这样典雅的信，请给加上注释好吗。" 他具有优秀的读书素质，又有良好的学习条件。他早年个人生活的不幸，不曾影响他的学习，而且从总体上看，他一生都过着安定平和顺利的生活。　　

这种不幸与顺利，博学与敏感形成他独特的性格。因为他自幼失爱，所以他对爱就有一种特殊的追求，相传他去英国时，对英国男人可以和女孩接吻感到非常兴奋，认为这是一种极好的习惯。他博学多才，又使他对他支持或反对的事情，有超过常人的理解。他一生比较顺利平和，更使他反对激烈的行动——且不论是对于善良的激烈还是对丑恶的激烈。　　

他学识渊博，对于当时的正统教育，已经很不满足。他曾经进巴黎大学学习过，但很快就对那里的学风学业产生格格不入的感觉。实在，他的学识已超过当时巴黎大学的水平，倒是校外人文主义思潮更和他意味相投。他1506年到了意大利，但很快发现那个时候的意大利也没有什么值得他学习的了。　　

他的博学在当时是欧洲闻名的。当他认为有掌握希腊文的必要的时候，他仅用两年时间就精通了这门语言，并且出版了附有拉丁文译文的希腊文《新约圣经》。　　

他学业中真正的知音，还是托马斯.莫尔。他1499年初到英国，就与莫尔结交。莫尔劝他不要只在舞文弄墨的雕虫小技上下功夫，而应该着手更严肃郑重地工作，他也接受了。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愚神颂》，就是10年之后在莫尔家中写成的，并且将这书依西方人的习惯郑重题献给莫尔爵士。　　

埃拉斯谟的性格，本质上是平和的。他喜欢安定，惧怕动荡。虽然他本人的文章特别富于讽刺性和批判性，但那只是打笔墨官司。他是一位文章上的斗士，行为上的庸人，或者说，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文主义者。虽然他的文章极富战斗锋芒，而他本人则是一位好好先生。　　

他的文笔十分犀利、雄辩，这一点在他那整个时代都是非常有名的，连马丁.路德对此也只能甘拜下风。以他的历史地位而言，他本来应该成为路德的盟友，但当他发现路德的行为过于激烈，有可能引起社会震荡时，他就开始以中立者自居，采取所谓不偏不倚的态度。终于因此和路德弄成一场论战，彼此成为不可调和的论战对手。　　

马丁.路德实在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位伟人，他的影响自然也是出类拔萃的。在他那个时代以及他以后的时代，能和他的历史地位与影响相提并论的人物，可说是少而又少。马丁.路德是使中世纪教会走向世俗化的一位导师级人物。正是由于他所倡导的改革运动，才使得基督教成为后世这种样子。　　

宗教改革，人文主义运动，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兴起，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三面旗帜，而马丁.路德就是宗教改革的旗手和奠基人。　　

但路德终于和埃拉斯谟发生了激烈的论战。而且，若单以文章而论，路德不曾占到上风。从文章的内容看，二人也各有充足的理由作支撑。大体说来，路德的观点更合理于当时，而不见得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埃拉斯谟的观点，在当时无疑是在帮宗教改革的倒忙，却又能言之成理，使后人读之有益。　　

尤其是二人的文风，路德气势虽猛，不免失之粗暴，给人以势压人的感觉。而埃拉斯谟的文章却是才华横溢，妙趣横生。然而从他们二位的结局看，埃拉斯谟却是一位落拓者。他终于因为自己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而尝了苦头，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位被社会遗忘的人。　　

但他并非没有原则。在他和路德大战的时候，当时的天主教会对他十分器重，多方引诱，甚至许以红衣主教的席位。但他不为名利所动，对这些引诱以他自己的方式予以婉言谢绝。　

　

埃拉斯谟最有影响的作品，是他的《愚神颂》。在这部著作中，他以愚神自居，实际上是以一种世俗的眼光对当时不合理的宗教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就中也抒发了自己的抱负与情怀。

埃拉斯谟对教会的批判，事无巨细，有怨必发，加上他那特有的滔滔不绝一发而不可收拾的雄辩文风，更似风狂雨骤，雷电交加，劈头盖脸，倾盆而下。个中奇文奇句，以致数百年后的今天读来，犹不能不为之击节称快。　　

比如他批判教会的繁文缛节、动辄得罪的罪恶行径时，有如下一大段妙论：" 看他们怎样按照规定做一切事情，做得简直像数学一样准确，是很有趣的。任何错误都是对圣灵的亵渎。每根鞋带上必须打这么多的结，必须用某种颜色，衣装服饰必须按照细密的规定，腰带必须用恰当的材料，必须有几根麦草宽，僧帽的式样和尺寸必须符合规矩，头发必须留几指长，睡眠必须规定几小时，谁都会知道，各人的体质和气质是不一样的，这种平等其实最不平等。然而在这种荒谬的基础上，他们却判定局外人是微不足道的。这些宣扬罗马教皇仁爱精神的教士们甚至互相指责，谁要是腰带结错了，或者衣服颜色太深了，都会使他们大为骚动。有的人是十分虔诚的，虔诚到只穿一件西里西亚山羊毛外衣，一件米勒西亚羊毛内衣，另一些人却一定要把麻布衣服套在呢子衣服外面。某些教阶的僧侣们见了钱就躲避不迭，好像见了毒药一样，可是在酒色面前却毫不畏缩。他们受各种各样的苦，并不是为了要学基督的样子，而是为了各成一派，互不相同。"

埃拉斯谟的批判是辛辣的，喜笑怒骂，文采飞扬。但论其深刻性，则有不足——时文易浅，自有原因。你不能说他说的不对，但你向他要解决办法，他似乎也拿不出来。但他并非避重就轻，更不是小骂大帮忙，或者打算给自己留点余地。如果说他的批判无论如何不够深刻，因为他本来也不是一位具有深刻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但他手下是不留情面的，而且每每说到激愤之处，连整个基督教都处在他的火力之下。看那意思，他不是要它进行某种修正，而是要将它连根除掉。他说：" 基督教会是在血的基础上建立的，依靠血而壮大的，依靠血而扩大的。现在他们用刀剑来继续行善，好像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守护他所有的东西的基督已经毁灭了一样。"

因为批判教会，对于与教会相联系的一切腐败，他都产生强烈不满。或者换句话说，因为他不满教会的腐败，激愤之下，在他笔下连教会已成了腐败的象征。由此出发，至少对于各种有钱有势者的愤怒已经到了不可遏止的程度，他下结论说：" 各种有钱有势的人都愚蠢。" 顺手连命运也让他轻薄了一番："命运女神爱的是那些不大小心谨慎的人，那些胆大妄为的人，以及那些喜欢' 事已至此无可翻悔' 这句格言的人。智慧使人小心地权衡一切事物，结果却是聪明人穷困潦倒，饥饿污秽，活着不受人重视，无声无臭，受人鄙视。蠢人们则相反，有钱有势，在各方面都得心应手。假如好运已经注定归君主们和那些锦衣绣服的神仙般的蠢人享受，那么智慧还有什么用处呢？……一头驴或公牛要比一个智慧的人更快赢得教会的财富和荣誉。姑娘的情况也是这样，她们在人类喜剧中扮演着另外一种令人向往的重要角色。她们把爱情给予蠢人，见到聪明人就退避三舍，好像见了蝎子似的。" 不但如此，埃拉斯谟对于虔诚教徒的禁欲主义理想，也是深恶痛绝的。　　

他似乎天生是一个要求自由与享乐的人。他反对禁欲，痛恨禁欲，认为人的各种情欲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高尚的。他是一位情欲高于理性主义者。这种观点，虽然在整个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少有知音，但却是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因为禁欲不但是教会的一张王牌，而且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大敌。

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者特别是人文主义文学家最反对的就是禁欲，不论薄伽丘也好，蒙田也好，还是拉伯雷也好，他们对于人间情欲都是衷心肯定甚至充满赞美之情。拉伯雷的《巨人论》对此尤有高论。修士素有三愿，三愿即：贞洁不淫，贫穷自安，遵守教规。拉伯雷对此，不但样样反对，还要反其道而行之。他理想的新修道院中，不但没有三愿，而且，" 新修道院里，规定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可以自由地发财，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但如此，而且在这敬神修道的所在，" 凡有男人的地方，必须有女人，有女人的地方，必须有男人。"

埃拉斯谟真是拉伯雷的知心人，他十分欣赏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一句名言：" 最愉快的生活就是毫无节制的生活。" 而最不能同意那怕是任何一种禁欲观念。他说：" 神明在上，请他们告诉我，如果没有欢乐，也就是说没有疯狂来调剂，生活中哪时哪刻不是悲哀的，烦闷的，不愉快的，无聊的，不可忍受的。" 在他看来，天主教会的禁欲主义式的所谓至善，其" 本身不过是一种神经错乱" 而已。　　

埃拉斯谟纵使不能以一位优秀的哲学思想家的身份留名青史，他为他那个时代发出的呼声，也有其不朽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