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过个年回来，打点完人情，你的钱包还好么？
话说我有一个朋友，算是女强人了。这次过年跟她先生回老家，她先生花了快两万买空调、电视各种打点自家亲戚，她则花了一万多块钱的红包打发婆家那边的老人孩子，结果她公公还不满意，说她的红包必须翻倍，因为这是关系到面子的大事。
另外一个朋友，过年后回来上班，还没坐定就开始抱怨：“都不敢回老家过年了，回去一次年终奖都没了。”
春节回家团圆，的确是件开心的事，但是，过年期间的各种压岁钱、人情费，想必大家也掏出了不少吧？
在中国，过年给长辈孝顺钱、给晚辈包压岁钱，都是一种传统和风俗。过年期间，亲朋好友好不容易聚拢一次，所以走亲访友、互赠礼物更是无可厚非。只是，原本一个祥和的节日，为什么却让很多人叫苦不迭，好端端的“过节”也变成了“过劫”了呢？
有人干脆因此编排出一首打油诗：“人情来往知多少，红包少不了。今日盛行人情风，钞票不堪回首口袋中。亲戚朋友应犹在，只是规模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杯杯酒水肚中流。”大家都在感叹年关难过、红包难躲，但是面对种类繁多的人情债，却依然还在不断掏出并不丰盈的腰包。
过年过节、婚丧嫁娶，亲朋好友之间每年你送过来我送过去，一方面是为了图面子图热闹，二来也是互相还人情。说白了，其实也都是“左兜装右兜”。
到头来，礼多了，人情反而变薄了。
（二）
在我小的时候，老家有一种风俗：哪户人家建新房，就会在房梁竖起来的当天早上做好米糕，请所有路过这套新房的人吃。不管认识不认识的，都可以过来领一份。
上小学时候，我特别喜欢吃这种米糕。早上去上学前，若听闻哪家新房建起来了，就屁颠屁颠绕路过去“故意经过”，只为领一份香喷喷的米糕。那米糕吃到嘴里脆脆的、甜甜的，十分的爽口。
二十几年过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个风俗荡然无存。经久不衰的，却是大摆宴席。如今的老家人，似乎都把“办事”作为了一种冲减费用甚至赚钱的“门道”。
东家人口多，所以办的丧事、喜事也相应比较多，西家送给东家太多礼金了，觉得自己很亏，然后就想出来一些新的名目，比如办一些小孩周岁宴、老人寿宴、学生毕业宴之类的，只为把礼金给收回来....其他人看到了，为了不让自家吃亏，也跟风效仿。有时候，几十年没联系、八杆子打不着的所谓亲戚，也会把请柬送上门来。
到了后来，发展到一种什么程度？有的人家新建个大门要摆酒，有学生考上职业学院要摆酒，已出嫁的姑娘生了孩子也回娘家摆酒.....人人叫苦不迭，但人人办得乐此不疲，因为“你不办=你吃亏”。互相宴请的风气一开启，就根本停不下来，大家一边痛骂这种人情债，一边灰溜溜地选择妥协。
过年的时候，最亏的是那些家里人口少或是没孩子的，红包送出去一大堆，送到TA自己都觉得怕，却又不好意思在一团喜气的节日里，婉拒人家笑脸相迎的拜年。
这些人情费，包括春节过年要送出的压岁钱，对于很多人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这种变了味的人情，无形中成了一种压力。随着红包越来越厚，礼金越来越多，人与人情谊不但没有加深，反而越来越淡……甚至，很有可能两个笑脸相迎、拱手互道“恭喜发财”的人，心里恨不能捅对方几刀。
按理说，送出的人情到自己有喜的时候可以收回来，但有的人情送出去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找不到收过自己人情的人了。当人情成为一种债务时，谁的心情会好呢？
（三）
单就红包风俗，我个人蛮喜欢广东的。
广东人称“红包”为“利是”。老广派利是时时常说一句话：“红纸一张，利利是是”。意思是送个吉祥祝福，并无多大花费，你放心拿吧。
而“逗利是”的也多少无拘，只讨个新年红火的好意头，所以一般也就金额不大，亲戚朋友彼此往来，压力相对小，大家图个开心。
春节前的广东（当然也包括香港、澳门），各家银行忙着给民众兑换新钞，不过基本上都是以5元、10元、20元为主流。
这里的红包面额都比较小，但几乎见人就发。比如过年第一天，如果遇上小区保安、保洁员、停车场收费员，也可以随心意给一份红包出去，大家都只是讨个吉利。已婚的，给未婚的发红包，面额也是这样（像我这种离异的，我就不知道到底是按已婚还是未婚来论处了）。
无论是作为远亲，还是直系长辈，红包的钱不会多，能给100元算是爱到极致了。老广们之所以会如此“寒酸”，是因为他们认为压岁钱的本意更在于祝福。
这一点，在香港、澳门也是一样的，港澳地区商业气息浓厚，但民众都比较务实，所以至今甚至有一部分香港人过年只在发出去的红包里塞张祝福的纸条了事。
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佛山南海，当时跟着同事去喝另外一个同事小孩的满月酒，地点是在他们村的祠堂，祠堂是全村人办红白喜事的公共场所，“办事”用的桌椅板凳、碗筷也都是公共的。
我们送出去的红包，主人家连拆都没拆封，只撕了一个角就还给我们了。当时的我特别诧异，但同时也为这个风俗叫好，因为觉得它简直太单纯太友善太美好了。
当地人解释说：你邀请别人来，人家抽时间来就已经很给你面子了，谁也不稀罕这顿饭，怎么还能再收别人的礼呢。红包撕一个角，就算是收到对方的心意了。
广州地区的风俗则是收一部分、退一部分，比如你给好友的婚礼送三百红包，最后退一百给你。不过这几年，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以及本外地人的融合，这种风俗似乎有退化的趋势。
可是，从我个人的情感角度说，我真是希望广东春节的“逗利是”风俗、宴请时只撕下来宾送的红包一角以示收礼的这种风俗，能推广到全国各地啊！
（四）
谈起过年回老家的各种“红包债”，很多人普遍认为：“中国人都太爱面子”，所以很多事情看着是在人情往来，实际上是在“互相伤害”。
我一个朋友却是一阵见血，她说：“什么爱面子啊？实际上就是穷，就是需要利用人情去交换利益。”
事实上，感觉越是经济欠发达或者是暴发户集中的地区，这股歪风刮得越恶劣。但我个人认为，这种“穷”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来源于中国人骨子里对自己的不自信以及精神上的脆弱。
中国人认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认为会做人、会搞关系跟做学问、写文章一样重要。“人情”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我们从小就被长辈教导要“会做人”、懂得“人情世故”、做“一个人缘好的人”，否则会吃大亏，甚至会寸步难行。
长辈们的善意提醒当然有TA的道理，中国的人情关系网确实笼罩着方方面面。生老病死、上学升迁，甚至找人盖个章、领点钱，“人情”的影子都伴随着我们的一生。“讲人情”是办事的捷径，孩子上学可以讲人情，家人生病住院可以讲人情，找份工作也可以讲人情，混个一官半职也讲人情，甚至火化埋葬也要讲人情。
这说到底是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以及几千年被封建统治压迫下的后遗症。“人情”本是弱者的一种生存法则，是在个人力量非常弱小的状态下，对不能独立完成的事项采取的一种互帮互助的社会规则。
在几千年的极权统治下，统治者习惯用集体主义观念来压制个人，总是强调个人与集体的对立，但实际上，他们讲的所谓集体利益不过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几千年来，我们整个社会的氛围都是：你比我有权势，所以我要“听你的”，不然没有好果子吃。也正是因为这种高压“人治”，使得渺小的人们形成了相互渗透、彼此依赖的抱团取暖关系，那么，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得“讲人情”。
旅美华人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说：中国人之所以注重人情，是因为从小被要求按照长幼之序、亲疏之别去“做人”，而没有发展出“自我”。中国人必须由“别人”去定义“一个人”。“个人”比较单薄，常需受到社群的温暖照顾，而西方人似乎是一种绝缘体，看起来更自我。中国人必须“做人”，而西方人则是to be“人”。
说到底，“红包劫”之所以让人觉得不堪重负，主要是因为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计算投入产出成本收益，焉能不累？如此一想，“红包人情债”跟“酒桌应酬文化”，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几乎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喜欢应酬、不爱喝应酬酒，私下也有着各种不满和怨怼，毕竟，过量饮酒危害健康自不必言，那些在互相吹捧中白白耗掉的时光、应酬过多对夫妻、亲子关系的损伤以及酒桌上那些逢迎吹嘘甚至阿谀拍马之语……人们对它的反感度不亚于每逢过年过节或遭宴请时“唰唰唰”送出去的红包。
说到底，还是因为比之背后的利益，被这种浊气污染实在不值一提。
中国的人情关系已经演变成一张巨大的网，个人只能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网格，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网络，阻力不可想象。于是乎，在人情代替规则的社会下，有些风气人人反感，但人人不敢违抗甚至只能乐此不疲。
只能期待我们的社会进一步发展，人人形成规则意识，在学“做人”之前，先“To be人”。外在利益重要，但我们内心的幸福也很重要。如果我们走亲访友、喝酒吃饭只是为了慰藉心里的思念，表达感情，自然也就不在乎红包与酒量的多与寡了。
（全文完，欢迎帮我大力转发涨粉哪）
一点碎碎念：老广逗利是时有说“恭喜发财，红包拿来”的风俗，但因为我的生活圈子里老广比较少，所以我基本上是严令禁止逗号说后一句的。哈哈，我真是个恶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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