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宁夏 从《口述宁夏》出发
我的高考经历
1977年8、9月份的一天，我正在庄稼地里干活，忽然听到村头喇叭里有一阵没一阵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
当时半信半疑，对所谓恢复高考意思还不清楚。
十年“文化大革命”已将人们上大学的路变为所谓“群众推荐”。我们一般人不管是下乡的还是回乡的，想要上大学简直比登天还难。
现在，一旦要实行考分面前人人平等，政治上主要看本人表现，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我那久藏心底的大学梦不由自主地又冒了出来。
开初不敢相信，等具体的政策下来后，方才由一脸的疑惑转为暗自的高兴。 心想这下有希望了。
记得当时同伴们都忙着回城找复习资料，纷纷去公社报名， 跃跃欲试准备参加考试。
我下乡的村上，队长是一位回族大叔。平时对我印象好，知道我要高考，特地照顾我白天休息，晚上看守玉米地。正好我白天复习，晚上也可以有空隙看书。
这样的温情，我现在仍记在心上。
我是1966年考上蛮有名声的中学的。本想走我一位叔叔（军事院校高材生）的路，通过努力，由初中到高中，将来考一所心仪大学获得深造的机会，这就是我那时的人生抱负。 偏偏遇上史无前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切成了泡影。
上学不到一年时间，就“停课闹革命”了。后来名义上高中毕业，实质上初中知识都没有真正掌握。
一会儿“红卫兵革命大串连”，一会儿斗学校“走资派”。最高指示“复课闹革命”后，所读之书已完全变了味。
不但文科教材空洞无物，理科内容也一减再减。
数学仅从代数到函数，高中连个几何知识也没有接触。外语更是有一搭没一搭学了几句“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的红色口号。语文课不是毛泽东选中的文章，就是鲁迅的“痛打落水狗”， 或者“ 两报一刊” 批判文章。
一声“破四旧”，批“封、资、修”，图书馆不借书，阅览室没报刊可看。作文成了写大批判稿，师生分立山头，相互攻击打派仗。
很多有水平的教师因无书可教，不少人乘机调回老家，代之而起的是一些非专业的滥竽充数者。
置身此等氛围中，我们又能学到什么呢？毫不夸张地说，“文革”荒废了我们最宝贵的学习时光。 每想于此，唯有一声长叹。 现在纵有高考机会，可腹中空空如也，能考出什么成绩来谁都心里无底。
好在我有个姐姐在学校工作，托人东找西寻，给我抱来参考资料和复习题。我边看边做练习。
那时，手头抓到什么就看什么，也就在那时，真正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道理。
不懂的题怎么办？ 同在一起的下乡知青和队上的回乡知青组织起来，到就近的红花中学老师家中求教，远赴城里九中找同伴的教师舅舅辅导。
临到考试前，听说某高校给教工子弟开辅导课，我们立马骑车几个小时赶去听讲。
那时的老师真是热心，不但诲人不倦，分文不取，有的还给烧水留饭招待。
那种人情温暖在今天已难得一见。
其实，第一次恢复高考，我们的迎考复习，都很茫然，有点饥不择食或者老虎吃天的感觉。好多的辅导，过后想想，针对性不强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倒是有一次在知青同伴家做习题，来了一位高年级的考生，人家的基础好、底子厚，所解析的一道数学题方法竟与我的大相径庭，可步骤简单，答案却是一致的。
这使我感到孤陋寡闻，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由此，也对自己的高考有了清醒的认识：尽力而为，顺其自然，不作非分之想。
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天举行的。
我的考场是在银川东门外的第五中学。
当时的学校教室都是平房，由于天冷，教室里还需要生炉子。
两位监考老师一男一女都是中年人，他们态度和蔼、监考认真，对考生问考卷的事回答很耐心。
由于时间久了，印象最深的是两场考试。
一次是第二天上午考数学，100 分的卷子，我只做了60分的题，另外40分的题只能望题兴叹，一点都不会。 于是，不想浪费时间， 就果断交卷了。
由于老城区的家旧屋拆建，母亲临时搬到新城工厂里住。 第一场考下来，中午饭都是在“ 五一”餐厅吃的，顺便也是图有一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会儿。
下午接着考语文，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第二门课，也是我最有希望拿高分的一门课。记得作文题目叫《难忘的一天》。
由于平时爱看书，又是报社电台的通讯员 ，经常投稿什么的，下笔还顺利。
记述当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引起个人心灵震撼的事。
自认为立意高、题材大，内容为一位知青对毛主席教诲的深情回忆。
有生活经历和真情实感，洋洋洒洒一气写了好几页。
还记得不知是在史地课程还是在语文课程试题中，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翻译成现代汉语，解释“宁”的意思，我答了个“ 难道 ”，有点连猜带蒙的味道。
当时可真不知道什么反问副词之类。 但这一试题也使我对司马迁的《史记》一见钟情，并由此触发我对地方文史的浓厚兴趣。
记得考第四场时，听到两位监考老师在背后小声议论我，说我的数学考得差一些，其他好像还不错。
我估计两位老师都是经过高考的，他们从考生的临场表现，凭经验也可知其大概， 所以才有这番议论。
两天的考试就这样熬过去了，走出考场那一刻，才感觉到冬日的寒冷。
望着大门外黑压压一片迎接考生的父母亲眷，人人心头都是热的。
我是单单一人骑车回的新城，一路那个轻松，仿佛脚下生风，肩上卸下千斤重担似的，好不畅快！
考完之后等消息也很麻烦。
那时住在农村知青点信息不灵，而呆在城里又有距离相隔。
当听说上分数线的已通知体检，我才如梦初醒骑车到公社打探消息。
终于在张贴的名单上见到了自己的名字。
我找到郊区招生的文教干部，他嫌我来晚了，指点我直奔市妇幼保健院找大夫。
原来，体检截止的日期已过，论理人家可以再不管的。
也许是同情心使然，体谅到上线考生的不易，大夫们为我补做了体检，让我顺利过了这一关。
此事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如果因此与大学失之交臂，那还不后悔一辈子啊。
那年春节前，我终于收到了宁夏大学的新生录取通知书。
一家人都为我高兴。感谢冥冥之中上苍对我的眷顾，感谢恢复高考给每个知青平等考试的权利。
家中最高兴的莫过于母亲，自我三岁父亲病逝，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姐弟三个养大成人。一个普通工人家里，已有了一个大学生，如今又有一个考上大学，她一生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
工友们的羡慕、称赞，母亲自然喜在心头，人也显得格外精神了。后来得知，我们下乡的生产队，共有 9人参加高考，除我之外还有1人考上了高校，另外1 人被中专录取。
这样的结果，已使生产队长和村民们感到荣耀了。
1978年3月17日，我们77级新生是在春天里入校的。
作为其中一员， 我有幸赶上了这趟“末班车”。
四年的大学生活我们惜时如金，我曾有几个寒暑假都没有回家，留校自习 。
我们一如饥饿人扑在面包上，又像海绵吸水般的汲取知识。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充实自己。
毕业后，我们走上不同的岗位，努力回馈社会。
无论是在中学当教师，还是到机关做公务员，我们始终不曾懈怠。
好学、勤奋成为一生的座右铭。
一晃，数十年过去了，我们中很多人已两鬓斑白，到了退休年龄。回过头去看看当年走过的高考之路，内心生出无限的感慨！
怎么看待恢复高考这件事
粉碎“四人帮”以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在1977 年8月8日关于科学与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提出了恢复高考制度的问题。
在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许多事情亟待解决的情况下，首先提出恢复高考的问题，的确抓住了当时各种错综复杂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通过恢复高考制度这一举措，使得整个社会形成重视知识、重视人的良好风气，对国家四十年来改革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
因此，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来说，没有当年恢复高考，也就没有国家今天的发展成就，因为任何时候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人才培养是最关键的因素。
另一方面从对公民社会来讲，恢复高考是对人民群众建立公平、公正选拔人才制度强烈诉求的积极回应。 对于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中国梦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恢复高考的起因
1977年8月2日 ，邓小平召集全国一些敢于讲话的大学教授和专家、学者开了一个“科教工作座谈会”。
会上谈的最多的是高等教育， 与会者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意的。
倒不是说对工农兵上大学有意见，只是普遍觉得，政府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不坏，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
由于水平参差不齐，要真正在工农兵中培养出大学生来，也不能用这个办法。长此以往，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将造成多大的危害？
与会者忧心忡忡，而又无可奈何。
8月6日下午，来自武汉大学的化学教授查全性发言，他说， 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就像工厂原材料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
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 助长了不正之风， 今年的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在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搞得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查全性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随后的吴文俊、汪大猷等人发言都表示支持。
邓小平问了在场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查全性教授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不合格的。
邓小平又问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 在得到肯定回答后，邓小平随即一锤定音，决定当年恢复高考。
于是，当年10月12日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文件规定： 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1977 年冬天，全国有 570 万学生报名参加高考。加上 1978 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1160万人。
特别要提出一点，据参加那次座谈会的北京大学副校长沈克琦先生回忆，邓小平在决定恢复高考时还有一段讲话：“今年还有机会，要坚决改。要给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个机会，这涉及几百万人。”他老人家在做这样的决断时， 首先想到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在中断高考11年之后的1977年，国家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
后来， 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最后录取了 27.8 万人，录取率 4.9%。
1978 年也有扩招的举措，总共录取40万人，录取率6.6%。
具体到银川市，1977 年共有考生5894人， 最后录取645人，录取率为10.9%。
1977年，宁夏计划招生1496人，其中宁夏大学计划招生340人。后来，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意，又从 1977 年预选生中增招走读生住读生125人。
其中宁夏大学增招走读生96人， 并且强调增招对象主要是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
据《宁夏教育年鉴1949～ 1985》中宁夏大学概况介绍，恢复高考的1977年，宁夏大学实际最后招生数为488 人。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新生，我们珍惜机会， 懂得感恩。
四年的孜孜以求不负使命， 母校的哺育情深似海， 一辈子难以忘怀。
对77～78级大学生有何评价
1982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1977 级本科生于年初毕业。紧接着七月又有 1978 级大学生毕业。 结果，这一年前后有两届大学生毕业，同属于1982届。
不过，自1977级大学生以后，大学毕业通常称自己是哪一“级”而不说哪一“届”。
不错，77、78 级大学生是一个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群体，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机会的幸运群体，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 是一个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
77、78级大学生在上大学前几乎所有人的遭遇和生存状态都不一样，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说出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
最大的已经三十多岁了，最小的只有十七八岁，有的人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家长，有的人连什么是恋爱都没想过，有的人带薪学习 ，有的人拿助学金读书，有的人成熟练达，有的人年少气盛。
年龄跨度大， 且普遍具有底层生活经历。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心扉地反思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又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
在校期间，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人生观大讨论，伤痕文学，接触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存在主义，从尘封中翻阅了胡适之、林语堂、傅斯年……在饱经沧桑后，这一群体普遍乐观、坚韧，较能吃苦、注重实干。这些都成为日后各自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十一年过去了，其中大部分人已到了谢幕的时候，但还有一部分人正在展示着人生的精彩。
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多少青年学子的命运。
它是拨乱反正射出的第一支嚆矢，它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人才基础，它是社会主义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曾在参加完 2012年9月28日宁夏大学77、78 级校友毕业 30周年联谊会后，在《校友通讯》中留言：一生难忘是母校，心底感激唯邓公。
对于像我这样走过那段历程并有幸获得老天眷顾的人，心中永怀感激。
文章作者系银川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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